1961年春，我从第四设计院调往武汉铁路局。39岁才结婚的我和爱人都是干桥梁专业的，两人轮流出差，聚少离多。女儿三岁时，爱人下放到养路工区，孩子在幼儿园得了肝炎，不能人托。一次，领导要我汇报工作，我只好抱着孩子去，局长见了问:“她妈呢?"我说:“她下放工区了，孩子得了肝炎，没人管。”局长听了点点头。没想到下午局长秘书来找我，说:“老尚，局长说孩子可怜，要我给你送来一听奶粉，可不准你偷吃。”那是困难时期，一听奶粉多么珍贵，我的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这就是共产党啊。我只有更努力地工作，才能表达我心里的感激，1963年，我递上了第二份人党申请。1965年又递上了第三份人党申请。
可是，人生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我一次次写申请，一次次如石沉大海。这是因为我曾背着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1949年春，我在浙赣铁路，解放战争越打越近，谣传纷起。樟树地区铁路各单位组织起应变委员会，后来，有人受国民党蛊惑，主张炸桥、拆轨、撤走，有人认为有铁路就有饭吃，主张保护铁路，等待解放，应变委员会分裂了。我带领全段工人坚持留下，保护了铁路，迎来了解放军，在炮火中保证了铁路正常通车，援助了大军南下。可是1952年镇反运动，有人提出应变委员会是什么性质?搞破坏?反革命?有人还怀疑我是不是留下来的特务。于是，我成了一个有问题的人，开除出工会，管制半年，每次运动一来就要交待再交待，特别是文革中，抄家批斗关押审讯，无所不历。我反省自问，有没有做过对不起人民的事?没有，那就要相信党迟早会把我的问题搞清楚。
在这样的思想重压下，我干工作更拼命，对自己要求更严格，领导叫干啥就干啥。几十年中，我克服个人和家庭困难，服从组织安排。我调动频繁，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我在北大荒趟着刺骨的冰河修铁路，被大水围困，十几天没米没盐。在荒山僻岭抓工程，住帐篷，点油灯，数月不回家是常事。下放农村，种菜插秧，放牛挖煤，什么辛苦都经历过了，我从无怨言，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早日改造好，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1970年，枝柳铁路会战，刚从“五·七”干校回来的我被派到隧道工地。隧道工程对我来说是新课题，我不畏艰难，从头学起，白天找资料，晚上钻研，攻克技术难题。我坚持和工人们一起奋战在工地，经历了不少次险情。一次，在深夜里，掌子面落石，排架倾倒，连长一声喊“快撤!”又接着喊一声“共产党员留下!”这句话令我非常震惊，我站着没走，指导员说:“这里危险，你先回去。”我说“我是工程师，不能走。”立刻爬上斗车，扛起小钢轨，让排长往里打，奋战几小时，落石终于制住了。在隧道的修建过程中，我砸断了三个脚趾，我也从共产党员和工人们的身上，学到了更多可贵的革命精神。我背着包袱干工作，群众看到了，领导看到了，他们在政治、工作、生活上都很相信我，各种新课题、攻坚任务，都让我上。多年来，先后经我手完成的立交桥涵59座，渡槽及灌溉工程237座，其他管线过轨316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的问题也“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可那时我已快到退休年龄了。1984年，正在衡广复线施工进行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局人事处正式通知我退休。要告别这火热的工地了，我舍不得，我请求返聘留用。我在65岁高龄以高涨的热情和干劲投身于谢家屋桥的下沉整治;投身于雅瑶大桥的基桩处理;投身于南岭隧道，整治溶岩坍陷;投身于大瑶山隧道，攻克九号断层和治水。就这样投身于一个个新项目、一个个新技术攻坚战。常常是白夭下工地、找资料，晚上挑灯夜战研究图纸。有一次，我在酮里摔了一大跤，把眼镜摔丢了，满脸是血，一身泥水，工人把我背出来，送医院。病刚好，我又进桐了，工人说:“老头，还想让我背你呀!”我拍着他的肩膀大笑。三年决战，我荣获了铁道部衡广复线建设指挥部颁发的“开路先锋”奖章。这时，我又第四次慎重地向党组织提出了人党申请。衡广复线建设指挥部施工技术处党支部根据我的多次入党申请，召开支部大会讨论了我的人党问题，一致通过吸收我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并很快就得到上级党委的批准。我真是感到无比幸福，焕发了更大的工作热情，决心不修通衡广复线决不下火线。只要工地需要，我都风雨无阻，开现场会，解决问题，北上南下，东奔西跑。我还编写了大瑶山隧道工程大事记和南岭隧道大事记，撰记了有关技术措施探讨的文章12篇，共巧万字，起草了国家对衡广复线的验收报告等。其间，我老伴长期患病，一年有半年在住院，而我却很少照顾陪伴她，每念于此，便觉有愧于妻女。直到1990年12月，我才从工作岗位上正式退下来。人退体了，思想并没有离开岗位，我仍然积极协助局里的工作，撰写《广东铁路志》的有关章节。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为整治社会弊端和民政建设写点小建议。1993年我还被评为直属机关优秀党员。
岁月悠悠，今年我已84岁了!我这大半辈子，默默奉献，苦苦追求，回顾平生无憾无悔。我老了，但党永远年青，继往开来，前程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