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解放前，一个近乎以乞讨为生的孩子，解放后竟奇迹般地上了大学，然后支边新疆，从事教育工作近40年，人了党、当了校长。按这个人生轨迹推理，忠骨本应在边睡掩埋，子孙本应在新疆繁衍，然而，我退休后，却又落户广东顺德市，在气候宜人的南粤大地颐享天年。
抗日战争的隆隆炮声催我呱呱坠地。当我出生后仅4个月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就踏上我皖北的家乡。日本兵的“三光”政策使百姓胆战心惊。人们为了逃难，东躲西藏，好不容易找个合适的地方躲，可往往由于不懂事的婴儿哇哇几声啼哭暴露了目标，于是全家老少尽遭杀身之祸。为了全家的活命，‘“狠心”的父亲将极概中的我扔到了乱葬的坟地。一天一夜后，祖父硬逼着父亲把我检了回来。全家庆幸我没被狗吃掉。母亲抱着满身蚂蚊而傲傲待哺的我，泪如雨下……待我长大后，祖母一再向我灌输:“你千万别孝敬你爹，是他把你扔掉的!”我幼小的心灵真的恨过父亲，但我在考大学的作文中阐明了我理性的观点:罪过不在我爹!
我有幸活了下来，而且吃糠咽菜挣扎到抗日战争胜利。此时，蒋介石又挑起了内战。人们饱受战争的苦难，我很难顺利求学。1948年冬，国民党军队从徐州溃败西撤，正路过我的家乡，我真正领悟了兵败如山倒的含义。淮海战役的战场离我家仅20余公里，在我家住下的解放军叔叔给我家扫地、挑水，还给我理发……近两个月的隆隆炮声终于停止了，家乡解放了，因饥饿而辍学的我又进了学堂。
刚解放的农村，生活依然艰难，我家经常揭不开锅。老师动员每个同学多带一块摸，不让个别同学(包括我)辍学。我是在吃百家饭的日子里读完小学的。穷人的孩子最发奋。在升中学的考试中，我校105名毕业生，只有两名被徐州中学录取，我是其中之一，那时是1951年。
在助学金的救助下，我顺利地读完了初中、高中并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响应党“支边”的号召，我毅然踏上西去的列车。在边疆扎根，一直从事中学、中专教学，人了党，担任了领导，职称定为高级讲师。我培养的学生不仅遍及祖国各地，有的还在国外发展。经常联系的有工人，也有公务员;有工程技术人员，也有文艺工作者;最高职务有在部队的师级干部。不仅如此，为报答党对我的培养，我自加压力，潜心于学术研究，每年都有学术论文在省、地、市，以至全国刊物上发表并获奖，获奖证书达几十本。
几十年来，是党把我培养成人、培养成才的。“文革”中有人批判我，说:“你是贫农怎么能上得起大学?"我的回答是:“正因为我是贫农，党才让我上得起大学!”我是党的儿子，我为党、为国、为民尽心尽力，几十年如一日，我问心无愧!尽管我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业绩，也很平凡，但我心态依然。
大中专考试制度恢复后，我的六个子女相继都考上了大学，改革开放政策又给他们拓宽了施展抱负的坦途。其中一儿一女被调到南粤大地工作。我与老伴于1998年退休后，从遥远的北国来到顺德市定居，安度晚年。
来南粤大地后，我退而不休，依然自加压力，充分发挥一技之长，笔耕不辍，为报刊杂志撰稿。仅两年时间，我在省地市报刊上就发表了200余篇文章，多次征文获奖，先后被顺德报社评为先进通讯员、优秀通讯员。除此以外，由于我热心于社会公益活动，前不久，市关心下一代委员会成立时，我又幸运地成为一名委员。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又怎么能谈我和子女的人生轨迹呢?是党给了我一个美满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