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身在信奉基督教的地主家庭。解放后，是党指引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我的家乡在浙江省温岭县，刚一解放，我就读的学校进驻了解放军。他们一来就组织我们护校，给我们讲革命故事，教唱革命歌曲......那时我家也住了几位解放军战士，他们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关心、爱护老百姓的事，深深地教育了我。我切身体会到，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因此，我暗下决心:做人就要做这样的人。
不久，当地驻军团政治处，帮助我校建立了团组织。我在团支部的关心、教育和帮助下，经过认真学习和思考，鼓起勇气，向团组织递交了人团申请书。15岁那年，我光荣地加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政委又及时鼓励我，要不断地努力，争取做一名共产党员。
1950年，我得了伤寒症，父母只是天天为我祈祷。团支部书记等来探望我时，我的病情已十分严重，于是他们及时向团政委汇报，当即派了军医给我诊治，由于抢救及时，我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不久就恢复了健康。我深切地认识到，祈祷上帝治不了我的病，是亲人解放军把我治好的，是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不久家乡进行土改，我家被划为地主。组织上及时找我谈话，指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使我能正确对待家庭出身问题，并做好父母的思想工作，要他们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
1951年我初中毕业后，从家乡来到上海，考人建设中学，开学后组织上决定让我担任中队辅导员，通过和少先队员接触、交谈，我很快过了语言关。
1954年，我高中毕业后，考取上海师专地理专业。通过专业思想教育，我深深地爱上了教师这一崇高职业。有一次，学生党支部讨论团支部两名团员的人党问题，邀请我参加，这对我触动很大，使我产生了强烈要求人党的愿望。不久，我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人党申请书。
中国在解放后迅速发展，然而汽车也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虽然汽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方便，但是汽车也携带的一定的危险性。当我看到死于车祸的人时深深的叹了口气，司机只要注意这么一下，悲剧就不会发生。
我记得电影里有一幕特别悲惨。一个客车司机在一条高速公路上连续跑了三、四个来回还坚持不肯休息，就在高速公路中间的一座桥上，汽车冲出了围栏，倒立在河床上，车上的人无一生还；死者的家人在黄色的棺材边哭泣。那为司机只要注意自己的身体，那么这活生生的几十条生命就不会这样白白断送。
往往出车祸的就人就是不遵守交通规则的，那部电影里有些就是着样事例。他和几个朋友去喝酒，喝完酒，准备开车回家，因为人数多，车辆已经严重超载了，那个人又没驾照，就这样开上了山，一不小心从山上冲到了山下的石厂，车上的人无一生还。
车轮是无情的。其中就有一个小女孩，她妈妈去上班，到了中午，她发现妈妈忘记拿钥匙，连忙送去，可是就在交差路口，一辆汽车冲了上来……等她醒来时，她的腿已经不能动了，造成终生残疾，她出去也只能坐在篮球壳里了。在最后那小女孩以一句话再次想我们敲响了警钟：“叔叔、阿姨们，当你们开着汽车在公路上奔驰时，你们想想，想想我这个将终生坐在篮球壳里的小女孩。”
在结尾，我还看到一个触目惊心的数据，数据上说：我国2003年用于车祸直接济损失就有33.5多万元,估计平均每分钟就有6人死亡;2004年我国用于车祸经济损失就有15.5多万元，平均每分钟死于车祸3人。
这部电影让我联想到了在马路上玩耍的孩儿、不看红绿等就横行的人和车辆、在马路上横冲直撞的摩托车；这都是极端危险的。如果你看了这部电影，你还会贪杯吗？你还会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吗？你还会在马路上玩耍吗？你还会闯红绿灯吗？我是再也不会了，我宁愿麻烦一下自己也不愿去图那一下方便。
如果我们能注意一下，谦让一下，小心一下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要是不这样，就是点燃了那支死亡的蜡烛。
我，解放前，一个近乎以乞讨为生的孩子，解放后竟奇迹般地上了大学，然后支边新疆，从事教育工作近40年，人了党、当了校长。按这个人生轨迹推理，忠骨本应在边睡掩埋，子孙本应在新疆繁衍，然而，我退休后，却又落户广东顺德市，在气候宜人的南粤大地颐享天年。
抗日战争的隆隆炮声催我呱呱坠地。当我出生后仅4个月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就踏上我皖北的家乡。日本兵的“三光”政策使百姓胆战心惊。人们为了逃难，东躲西藏，好不容易找个合适的地方躲，可往往由于不懂事的婴儿哇哇几声啼哭暴露了目标，于是全家老少尽遭杀身之祸。为了全家的活命，‘“狠心”的父亲将极概中的我扔到了乱葬的坟地。一天一夜后，祖父硬逼着父亲把我检了回来。全家庆幸我没被狗吃掉。母亲抱着满身蚂蚊而傲傲待哺的我，泪如雨下……待我长大后，祖母一再向我灌输:“你千万别孝敬你爹，是他把你扔掉的!”我幼小的心灵真的恨过父亲，但我在考大学的作文中阐明了我理性的观点:罪过不在我爹!
我有幸活了下来，而且吃糠咽菜挣扎到抗日战争胜利。此时，蒋介石又挑起了内战。人们饱受战争的苦难，我很难顺利求学。1948年冬，国民党军队从徐州溃败西撤，正路过我的家乡，我真正领悟了兵败如山倒的含义。淮海战役的战场离我家仅20余公里，在我家住下的解放军叔叔给我家扫地、挑水，还给我理发……近两个月的隆隆炮声终于停止了，家乡解放了，因饥饿而辍学的我又进了学堂。
刚解放的农村，生活依然艰难，我家经常揭不开锅。老师动员每个同学多带一块摸，不让个别同学(包括我)辍学。我是在吃百家饭的日子里读完小学的。穷人的孩子最发奋。在升中学的考试中，我校105名毕业生，只有两名被徐州中学录取，我是其中之一，那时是1951年。
在助学金的救助下，我顺利地读完了初中、高中并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响应党“支边”的号召，我毅然踏上西去的列车。在边疆扎根，一直从事中学、中专教学，人了党，担任了领导，职称定为高级讲师。我培养的学生不仅遍及祖国各地，有的还在国外发展。经常联系的有工人，也有公务员;有工程技术人员，也有文艺工作者;最高职务有在部队的师级干部。不仅如此，为报答党对我的培养，我自加压力，潜心于学术研究，每年都有学术论文在省、地、市，以至全国刊物上发表并获奖，获奖证书达几十本。
几十年来，是党把我培养成人、培养成才的。“文革”中有人批判我，说:“你是贫农怎么能上得起大学?"我的回答是:“正因为我是贫农，党才让我上得起大学!”我是党的儿子，我为党、为国、为民尽心尽力，几十年如一日，我问心无愧!尽管我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业绩，也很平凡，但我心态依然。
大中专考试制度恢复后，我的六个子女相继都考上了大学，改革开放政策又给他们拓宽了施展抱负的坦途。其中一儿一女被调到南粤大地工作。我与老伴于1998年退休后，从遥远的北国来到顺德市定居，安度晚年。
来南粤大地后，我退而不休，依然自加压力，充分发挥一技之长，笔耕不辍，为报刊杂志撰稿。仅两年时间，我在省地市报刊上就发表了200余篇文章，多次征文获奖，先后被顺德报社评为先进通讯员、优秀通讯员。除此以外，由于我热心于社会公益活动，前不久，市关心下一代委员会成立时，我又幸运地成为一名委员。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又怎么能谈我和子女的人生轨迹呢?是党给了我一个美满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