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一位在北京做寓公的英国诗人奥斯伯特·斯提维尔写过一篇《北京的声与色》，把当时走街串巷的小贩用以招徕顾客而做出的种种声响形容成街头管弦乐队。
囿于语言的隔阂，洋人只能欣赏乐器。其实，更值得一提的是声乐部分——北京街头各种商贩的叫卖。这些都是在《吆喝》中所知道的知识。吆喝，也就是叫卖，实际上就是一种口头广告，变着法儿吸引顾客。在20年代，一年四季，从早到晚，吆喝的内容多种多样，吆喝的声调也是变化多端，合辙押韵。说到这都不得不感叹当年那叫卖者的本事。
人们应该也知道，吆喝是中华民俗的文化，也是结合了中华五千多年劳动人民的智慧与艺术。在《吆喝》中。我能感受到作者通过自身的结合，使形形色色的吆喝更富有情趣，更有浓郁的民风民俗特色。也希望这种文化遗俗能传承下去，从而发扬光大。
这吆喝分布广泛。以前，在暑假期间，去苏州游玩，在小吃街里，也常有小贩推着小推车，嘴里不停地吆喝着这，吆喝着那的。大早上的，街边就有各色各样的早餐，“卖小笼包子嘞，一嘴就能装好几个嘞”，这边吆喝着小笼包“油条，油条，又香又卫生的油条，”哪儿又喊着油条。夏季的午后，街边特多凉粉和豆腐花这一类凉食。一个穿着颜色黯淡的花衣，皮肤较黑的大妈，站在小推车旁，一手拿着白瓷碗，一手拿着瓷勺子，一边用瓷勺子敲着瓷碗，一边扯开嗓子吆喝着：“豆花——豆花——冻豆花嘞！”相比旁边什么也没拿的大爷，就站在冒着热气的推车旁喊：“玉米——玉米——卖玉米啰。”大爷就吝啬了许多。街上的声音各种各样，声调抑扬顿挫，韵味十足，让人听了不禁垂涎三尺。
在我的家乡，也有吆喝声，但不多。走在街上时不时就会听到叫卖人吆喝两声。夏天的吆喝声最多了，有卖西瓜的，卖凉茶的，卖冰饮料的。过会儿就听到两声：“卖西瓜嘞，又大又红的西瓜嘞。”“卖凉草——卖凉水——。”喊的几乎都是老人了，大概年轻点的人害羞吧。现在，在街上逛逛，你就会听不到吆喝，大都是立个牌子罢了。在一次放学回家时，有幸能听到吆喝声。一个大概五十多岁的大妈，肩上扛着一根较长的棍子，棍子前挂着铜锣，后方挂的就是她吆喝的内容，羊肉腿儿。时不时就敲一下铜锣，嘴里用方言吆喝着：“羊肉——羊肉——卖羊肉，”声调高低不同。
这些吆喝人虽然利润微簿，但相对于不开口的人要好很多，他们拥有质朴，诚信，热情乐观的生活态度。从《吆喝》一文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卖柿人的自得其乐，卖硬面饽饽的质朴厚道，就是生活没有着落的乞丐也能用一种轻松的自嘲来面对人生的困窘。他们的处境再困苦也不失生意人的本分，做人的根本，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吆喝其实是一种广告，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化，这类广告正在逐渐消失，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其自有独特的魅力，它正在向我们招手，期待着我们一起把它传承与发扬！
奥斯本还谈到:艺术创造不同于熟练的匠艺，“优秀的艺术作品不可能仅仅通过自觉地运用某些已知的规则和方法就能产生出来”。我们说，艺术创作的确不同于匠艺。匠艺是按照同一的规则制造出千百个同一的产品，而艺术创造则是面对活生生的现实，现实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个方面都是独特的、各不相同的。艺术家的本领就在于能够掌握这永不重复的现实的独特的特征，创造出永远是新的艺术作品来。那么，这“新”是来自于不可知的灵感呢?还是来自于艺术家对于现实生活的个性特征的深入研究和深刻熟悉?灵感论者主张前者，认为艺术创造完全是一种天才的活动，完全没有规律可以遵循，诗人艺术家都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受神灵的驭遣，我们则主张后者，认为诗人艺术家正是按照艺术的特殊规律来反映现实，艺术的规律就是要探索出现实生活本身那种独特的永不重复的规律，因此，艺术家的创作虽然具有充分的个性特点，但却不是不可知的。正好象篮球队员打篮球，你看他那么灵活，象蛇一样地把球穿过对方的封锁线，然后反手从篮底下投进一个命中球。运动员当时的确无法考虑他应当怎样动作，事后他也无法讲出他为什么要那样投球。
可是，你能说这一球是神灵的凭附么?或者是他偶然的心血来潮或灵机一动?不，都不是的!这是他平时艰苦锻炼的结果。艺术家的创作，亦复如此。画家画画，并不是每一笔都能够讲出个所以然来;诗人写诗，也并不是每一个标点都按照《诗法大观》上的规定。然而，天生的画家和诗人却是没有的里你到画家的画室中去看看，他打过多少次草稿，绞过多少脑汁，流过多少汗!达·芬奇为了画《最后的晚餐》，他反复探寻、摸索，他受过多少折磨I至于写诗，你不要以为读起来轻快就证明了诗人的写作也都是那么轻快。李贺呕出心肝来的故事，你不是没有听过，那么，你为什么认为诗人写诗不是一种探寻客观规律的艰苦劳动，而只是一种心血来潮式的灵感呢?
正是基于以上的理由，所以我们虽然并不反对灵感这一思维现象的存在，但却反对宣传和提倡灵感。宣传灵感，有害无益，提倡灵感，更只会把创作引入歧途。我们所应当致力的，是辛勤的劳动，不断的努力。正好象园了所致力的，创作是辛勤的耕耘，而不是放下锄头，去等待开花结果。花总是要开的，果也总是要结的，但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把创作的希望寄托在灵感上，无非是守株待兔，刻舟求剑。这样的人，是寓言中所嘲笑的笨伯，我们又怎么能够当作艺术创作的榜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