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祖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史册里，珍藏着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名字——雷锋。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已有无数新世代的雷锋生活在我们的身边，同学们在这新世纪的春天，你是否听到了雷锋的脚步，看到了雷锋的身影。
老师把自己的知识和道德力量传播给莘莘学子们；工人农民们用自己的汗水描绘着祖国的蓝图；警察叔叔们用自己的青春和鲜血守护着人们的和平、安宁；白衣天使们用自己的温柔给我们带来了健康、美好……
我的身边也有许多像雷锋一样的人。例如清洁工为了让大家在空气新鲜的环境，每天很早就起来了。他们默默无闻的工作。这不是雷锋精神吗；还有我们学校的的老师每年看到那些受难的群众，都要献出自己的一点爱心，这不也是雷锋精神吗；还有一次学校组织清理垃圾，虽然有些脏和累，全校很多学生还都积极清理，把垃圾清理的非常干净。这种现象不也是雷锋精神吗？
雷锋精神伟大，但并非高不可攀；平凡，但并非琐碎；神圣，但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当国家利益遭到损失时，"雷锋们"挺身而出；当人民群众遇到困难时，"雷锋们"倾力相助；当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不能统一时，"雷锋们"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雷锋他那流淌着无私奉献的血液将撒遍祖国各地，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在新世纪的建设大潮中，我们也将谱写一曲曲壮丽的雷锋之歌！
五十、六十年代的青年，谁不知道陶承这个名字?陶妈妈写的革命回忆录《我的一家》，在五十年代出版后，曾风行全国，激荡亿万颗心。全国的青年都把陶妈妈当做革命的母亲。
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专程去拜访了陶承同志。
在长沙郊区一座专为革命老人修建的清幽雅致的庭院里，有一幢两层楼别墅式的建筑，四周绕着常青的女贞和盛开的玫瑰。走进房间，我一眼见到窗前坐着一位银发垂耳的老人。她就是陶承妈妈。
“陶妈妈，您老人家好呵!”
“好，好！见到你们，我很高兴。”陶妈妈笑得咪缝着眼睛，“我今年八十九岁了，手脚有点麻木瘫痪，原谅我没有起身迎接你呵···”
听到这一番话，我就象儿子回到了母亲的身边，显得无拘无束了。陶妈妈的房间里挂着一些相片镜框，有一张是放大的陶妈妈年轻时的照片。我起身读着一面墙上的一个条幅。“那是谢觉哉老人送给我的一首诗。”陶妈妈告诉我，接着她一字不差地背诵给我听:
“本来战斗即欢娱，战斗欢娱哪样多?
夫是英雄儿好汉，一同血染旧山河。
云鬓欲堕眼微花，历苦茹辛哪样差?
撇却针头拿笔杆，要将余力献中华!”
这首诗言简意赅地概括了陶承同志战斗的一生。我们的谈话就从这首诗开始。
“那是一九四四年，我从重庆到了廷安。我常常去看望谢老夫妇，他们也常来我的住处。记得初次见面时，谢老说:‘你到了延安了，这就好了，你从此可以安心生活，度过晚年了……你的爱人欧阳梅生同志，我见过一面，可惜死得太早。你的儿子立安当小交通员，我知道。他真是一个好孩子，一位少年斗士，也可惜十八岁就牺牲了!’谢老的话，使我感到革命大家庭的莫大的温暖。有次我请他帮我改首小诗，他斟词酌句地替我改后，匣送了这首诗给我。”
陶妈妈又请阿姨搬出影集来，让我翻看。这里有各艺术剧院、剧团演出《革命家庭》的剧照集锦，有陶妈妈与电影演员子蓝(影片《革命家庭》中周莲的饰演者)的合影，有陶妈妈年青时的全家合照，有她牺牲了的儿子立安、稚鹤的早年照片。欧阳立安是在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和何孟雄、胡也频、柔石等二十三位同志一道牺牲在上海龙华的，当时他是上海市总工会青工部长，刚出席莫斯科国际青工代表大会回来。小儿子稚鹤是在延安时随王震同志参加八路军，在三五九旅任旅政治部青工股长，部队由敌后开回陕北，在同蒲路封锁线上中遭到敌寇伏击时牺牲的，年仅十六岁。这里还有欧阳梅生同志从武汉移葬到长沙南郊后的墓场外景……
这时陶妈妈指着一张照着一支古旧毛笔的实物照片说:“你看看这支笔吧，这是梅生用过的一支笔，现在陈列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接着她给我讲了这支笔的故事:欧阳梅生自湖南省立一师读书时和蔡和森同班，和毛泽东也是同年级。他和陶妈妈结婚后，日夜为革命奔走，振笔讨伐。一日，从街上买回一支毛笔，正待抽笔欲书时，猛见笔杆上刻着“太平庄制”四字。他气愤地说:“年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家处于危亡之中，还哪来的太平?!”便拿出一把刀来将“太平庄”三字一刀削去，略思片刻，即用笔饱蘸黑墨，写下一首诗来:“中国一团黑，悲嚎不忍闻，愿为刀下鬼，换取真太平里”
这支笔一九五九年重回到陶妈妈手中时，她睹物思情，援笔也写下了一首诗:“毛笔如匕首，直向敌人投。接君手中笔，挽袖绘宏图！”
听着陶妈妈的讲述，我深深地为那些用热血浇开今日幸福鲜花的革命先烈所激动了。
“陶妈妈，这些照片怎么都不见了?”影集翻到后边时，我诧异地问。她感叹地回答说:“‘四人帮，当道时，我被抄家了，照片被撕走了！I……”在她七十六岁高龄时，“四人帮”将她秘密逮捕，一关五年半，到八十二岁时才因病危出狱就医。“四人帮万一伙通过追查《我的一家》一书的所谓“写作背景”和“后台”，妄图为打倒中央一大批老同志制造口实。陶妈妈凭着自己多年来对党的坚定信念，在狱中临危不惧，大义凛然。漫长的牢狱生活，严重地摧残了她的健康，她病倒了，到一九七三年夏，已是奄奄一息。那伙人怕她死在北京不好交差，才慌忙把她押送回湖南，一路上还吊着氧气瓶，她人事不知，昏迷不醒。当她慢慢苏醒过来时，看到儿子和孙子围绕床前，才知道已经回到了家里。陶妈妈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有的是对篡权窃国者的仇和恨!她再也不能忍受，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请邓颖超同志转交。二十天后，总理派来了四位同志，为陶妈妈恢复党籍、干籍、恢复老干部待遇和原工资级别，还补发了坐牢期间的全部工资。“我始终坚信我们的党是伟大的，正确的，当时总理正在病中呢!”陶妈妈感情真挚地说。她一次就交了两千元党费，同时，认为在狱中数年，吃饭也是应付钱的，又交了二千元伙食费旦这一意味深长的举动给了迫害她的“四人帮”一记有力的耳光!
“如今真是万紫千红次第开了”，陶妈妈乐呵呵地说:“《我的一家》又重版了，电影《革命家庭》又重映了，今年我又出版了一本新书《祝福青年一代》。全国各地的慰问信又象雪片般飞来了，有的少先队员还要诸我到月宫去欢度晚年呢，看到年青一代这么天真活泼，我也跟着年青了。真是踏逾青山人未老，要将余力献中华呵!明天，又有一批少先队员要来给我献花，电视台闻讯，还要赶来录相，我还忙的很呢！”她慈祥地、诙谐地笑着。
我在陶妈妈身边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幸福的上午。为了让陶妈妈好好休息，我起身告辞了，象全国各地来信的同志们一样，我衷心地祝福她老人家寿比南山松柏，永葆青春。
八十年代的孩子们，比起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孩子们来，有很大的不同。六十年代直到中期的小学生，多半是在和平胜利的环境里长大的，接触的生活面狄窄，知识有一定的局限性。到了“文化大革命”，孩子们也在这场大灾难中生活了，有的父母都进了“牛栩”，孩子们必须学会独立生活。尤其是“四人帮”搞的那套法西斯手段，对小孩子也不轻易放过，比如，要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写儿歌批林批孔，遇得孩子们搞弄虚作假，只好由家长业余代笔，真叫人哭不得笑不得。八十年代，祖国的创伤得到治疗，孩子们的精神面貌也充消活跃、向上的气氛。就幸师生关系来说吧，“四人帮”挑动小学生造老师的反，老师全是“臭老九”，不被打倒，已经是够幸运的了。可是选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所表现的师生关系，却是如此融洽，亲密无间，这个变化多大啊!
八十年代的孩子们，确实有他们的时代特点，他们善于思考，勇于探索。他们看得出父兄心头上的伤痕，甚至在自己的心头上就有伤痕。但现实生活告诉他们要经常问个为什么，也懂得了对比。他们跟大人一样，对眼前的生话，是充满信心，非常乐观的。在这个集子里，几乎每篇文章都能说明这一点。
有人说，现在的孩子懂本多了，我同意这看法。其实，也就是他们接触的生活面开阔了，他们写老师，也写到老师和社会关系，写家乡，也写到家乡的建设，写农村面貌有了飞跃的变化，写家长专心搞科研。我们有了这样的下一代，是值得我们高兴的。不过，我们应该多考虑一下，他们的精神生活，还是不够丰富多采的，特别在农村里，买书不怎么容易，看电影也还有困难，广播电台最好挑个合适的时问，给孩子们安排些好节目。我们要多为他们提供方便的条件，让我们的下一代得到更多的知识，扩大眼界。
这些文章有个共同点，就是结构紧凑，语言生动，思想朴实，感情真切。《安天线》这一篇，全文只有六百多字，却把农村杜员生活的变化写得活灵活现，多么生动有趣啊。这样的文章，在这集子里还有很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办这次征文很有意义，建议今后每年或两年办一次，对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对开创一代文风，将会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