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辽宁省清原县湾甸子公社道穴沟大队，在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指引下，坚持党的基木路线，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深人开展革命大批判，实行科学种田，使小麦、油菜等新作物夺得了高产。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三年，小麦亩产达到了六百零四斤，一季过黄河;油菜亩产一百六十三斤，相当于四百五十多斤大豆的出油量。其它农作物的单产和总产也比文化大革命前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这个大队试种新品种，同样经历了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道穴沟大队地处高寒山区，气温低，无霜期短(仅有一百三十夭左右)，绝大部分是山坡地，土地贫窄，沙石多。以前，这个地区被列为种植小麦、油菜的“禁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高了干部、社员的路线斗争觉悟，调动了他们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自一九六六年以来，粮食产量逐年提高。一九七二年，他们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力军对革命做出更大贡献，试种了小麦和油菜。抚顺地区以前根本没有种过小麦和油菜，没有经验。有些思想保守的人，担心弄不好白白误工误时又误地，影响其它农作物的产量，主张等邻近队搞出经验以后再说。还有的人出于小农经济的自私自利的思想，想的不是对国家的贡献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而是在钱眼里打算盘。有人甚至说:“把麦种扔到地里冻死，还不如磨成面粉，分给社员吃两顿烙饼。”领导班子里也有人担心搞不好，会影响过“长江”。阶级敌人乘机捣乱，在背后散布什么:“靠什么样的天地吃什么样的饭。就凭咱这石头拉碴的小山沟，想种活南方的油菜和小麦，那是异想天开。” 大队党支部认识到，要想搞好这场科学实验是要经过一番斗争的。
必须分清路线是非，统一领导班子的认识，教育群众抵制资本主义倾向，还要击退阶级敌人的进攻。 党支部便在领导班子里、在社员中开展了“是耘路线还是靠条件，是搞科学种田还是凭老经验”的大辩论。通过辩论，大家明确了:增产靠路线。路线对了头，一步一层楼。执行正确路线，没有条件，可以创造条件。老经验只能适应过去，只有搞试验，科学种田，才能适应今天的农业发展需要。大队党支部又组织大家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伟大教导，批判了“靠天吃饭”的“天命观，，和懦夫懒汉思想，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使大家提高了认识，增强了搞好小麦、油菜种植试验的信心和力量。 革命的千劲必须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他们以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为指导，贯彻农业，’’又字宪法”，群策群力，知难而上，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矛盾。没有经验，大队党支部就组织由农业技术员、老贫下中农、知识青年所组成的三结合科- 研小组，一面到外地学习，一面在家搞试验。
小麦、油菜生长需要较平坦和肥沃的土地，而他们这儿是“七沟八岔石头多” 的山坡地。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们发动群众，扒炕造肥，做到 “大不平小平”，为小麦、油菜生长创造条件。他们还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做到适时播种，适量覆土，使麦苗根须在上冻前能扎牢，提高抗寒能力，安全越冬。在田间管理上，他们精益求精，使小苗在生长中感到习惯自然，反认他乡是故乡。为了解决“三不误”的问题，他们细致地做了全面规划，合理安排，既不影响大田生产，同时进行科学试验。他们秋天种了八亩六分匕的冬小麦，开春玉米用二比二、二破四、二破五的方法套种。七月份冬小麦收获后，还种了萝卜、谷子等作物。春天种了十一亩油菜，夏天收获后，他们又接着种了一茬早熟大豆。这样就做到了一地多收、一年两收。
总之，既要使“南方的来客”适应北方的自然条件;又要改造北方的条件，使它尽可能满足南方来客的要求。这样处理好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使小 麦、油菜夺得了双丰收。 斗争ihJi得了胜利，胜利后还要继续斗争。批林批孔运动 以来，大队党支部带领群众积极投人战斗。他们深入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批判林彪一伙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滔天罪行。在 意识形态领域中加强了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打击了自发 的资本主义倾向，克服了因循守旧思想，推动了科学实验，大面积种植了小麦、油菜。这样，使革命生产更加热气腾腾。 ，麦年，由于他们大搞科学试验，不仅小麦、油菜夺得高产，
我呱呱落地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的童年便是在这动荡混乱的十年里度过的。童年，应该是充满着鲜花、阳光、欢笑和歌唱的。诗人们常常这样说，这样写。而我对此却没有什么体会。我的童年，究竟给我留下了些什么呢?
我的爸爸在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工作，“文化大革命”初期，被下放到太仓一个公社里劳动，常常要一两个月才能回家一次。妈妈在中学里当教师。六岁那年，我不再进幼儿园了。每天，妈妈给我留下点吃的东西，就把我反锁在房间里上班去了。于是，洋娃娃便成了我惟一的小伙伴。我趴在椅子上，听着桌上时钟单调的“嘀嗒”声，痴痴地望着窗外的蓝天。一个寂寞的孩子往往有美丽的想象，白云从窗前的天空飘过，在我眼里就幻化成一群可爱的绵羊，有时又变成一叶白帆，在碧海中静静地滑行……我猜测着哪一块白云底下是爸爸下放劳动的地方。此刻，爸爸在干些什么呢?我常常是这样望着，想着，最后伏在桌上睡着了，直到妈妈下班回来。度过了一个寂寞的白天，晚上，守在妈妈身边，我有说不出的快乐。于是，我便缠着妈妈给我讲故事。但妈妈总是说:“乖孩子，自己出去玩吧，妈还有事呢!”有一次我因为自己的要求不能满足而伤心得大哭起来。妈妈实在没法，就楼着我给我讲了个龟兔赛跑的故事。我听了哈哈大笑，跑得这么快的兔子竟然输给了乌龟!一天晚上，我兴致勃勃地把这故事讲给邻居的小孩听，小王姐姐却叫我不要讲，她摇晃着她的右手说:“这故事报上早批判了，说乌龟靠的是爬—行—主—义广我惊异地把她的话告诉妈妈.妈妈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痛苦的表情，嘴里喃喃地说:“是的，是的。”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跟我讲过故事，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变得听话起来，不再缠她了。
爸爸回到家里，他那本来就是黑黝黝的皮肤晒得更黑了。晚饭时，他喝着酒，并且抽烟。妈妈微盛着眉，埋怨地说:“你怎么都学会了?”“借酒浇愁嘛I"爸爸闷声闷气地回答。
我半懂不懂地听着他们的谈话，插嘴问爸爸:“爸爸，你在那里整天做些什么呀?"他苦笑了一下，摸摸我的头说:“我嘛，在田里锄草。”我不明白:爸爸明明是搞科学研究的，为什么叫他去锄草呢?
爸爸住了两天又走了。妈妈照样上班，把我锁在家里，和我做伴的，还是那个鼓起一对大眼睛的洋娃娃.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忽然喜欢起看书来了，就要妈妈给我借，她又高兴又为难.在那个闹“书荒”的年月，到哪儿去找适合我阅读的书籍呢?
偶尔有一次，我在家里扫地，在五斗橱下面捡到一本巴金的《英雄的故事》—这是爸爸理书时由于疏忽漏落在那里的。巴金?多么陌生的名字。这是一本什么书呢?我怀着好奇的心读了起来，立刻被第一篇里的志愿军英雄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这是一本多么好的书啊!可是妈妈看到后却叫我不要把书带到学校去，我不解地问:“为什么?"她张了张嘴，终于没说什么，顿了顿便生硬地说:“叫你不要拿去就不要拿去.”但是我没有听她的话，因为我有自己的理由:这是一本写英雄的书，而我又是多么想成为英雄啊!我把书读给班里的同学听，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故事读完了，大家静默着，好几个同学还在擦着眼角的泪水.过了一会儿，小朱说:“作者是谁?呀，巴金!报上说他是坏作家，黑老K，受批判的呢!”我吓了一跳.赶紧拿着书去问老师。老师把我拉到一旁，轻轻地说:“这书你在家里看，不要带到学校里来……嗯!”我点点头，心想妈妈说得不错。但是我不明白，作家用他那满腔的热情歌颂我们的志愿军英雄，怎么是“黑”的呢?我觉得它是一本好书，我渴望能够得到第二本、第三本这样的书。于是我在家里翻箱倒柜起来。结果一无所得。
说实话，巴金的《英雄的故事》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读到的仅有的一本好书，虽然这本书和它的作者恰恰是这场革命的“对象"。
九岁那年，正值大批《三字经》和《神童诗》，学校教学大楼的走廊里都挂满了一幅幅漫画—这是高年级学生的作品。那时，我们也写大批判稿，可都是从报纸上抄来的。我不会忘记在一堂语文课上，老师对我们说道:“你们都是些不满十岁的孩子，应该好好地学习识字，学习算术，将来才能成为有用的人!可是你们这些孩子，写了那么多的大批判稿，都是从报纸上抄来的，还错别字连篇…唉，幼不学，老何为?”这最后一句话，老师说得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似的。她的脸色苍白，支撑在讲台上的手在徽微地倾抖;她的目光慢慢地移过每一个同学的脸，那目光，流露出多么深沉的爱和恨啊!我低下了头，不敢再看她。是的，老师的话是对的。我们现在不学识字，不学算术，长大了难道像我们的祖先那样“结绳计数”吗?可是忽然间我想起来老师说的最后一句话，不就是《三字经》上的吗!我惊讶了，矛盾了.我抬起头来看着这位对待我们就像慈母一般的老师。一阵冷风从破碎了的玻璃窗里吹进来，撩起她额前的塔塔银发，显出了一条条记录下她几十年辛劳的皱纹。
“你放毒，你讲的这些是什么意思?”坐在我后面的小马突然站起来叫道.他比我们大两岁，在班上自称“司令”.老师似乎吃了一惊，也许她没有想到年龄的大小是无碍于“造反”的。我不知道当时我是怀着怎样的感情，原想告诉小马那句话是《三字经》上的，但是我立即克制住了。好多同学高声嚷镶，教室里乱哄哄的。我想我应该站起来帮助老师，但终于没有这样做。老师流了泪，她镇静地支持到了下课铃声响。后来她就病了。
当十月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的时候，鲜花、阳光、欢笑和歌声又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中。虽然我已向自己的童年告别，但一想到千百万小弟弟、小妹妹从此会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又想到自己决不会再有像童年一样的日子，我是多么高兴!
1969年秋，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下，三五0三厂的工会也瘫痪了。不久，缝纫工金桂禄被调到机关做劳保工作。劳保工作，服务的对象多半是老人、病人和死人.有A说，这工作是“第三百六十一行”，搞这行当，烦死人。金桂禄的妻子也劝他不要搞这工作。金桂禄可不这样看。他想起在五十年代，工会干部都把为群众说话，为工人谋利益，看傲是十分光荣的事情。那时，工人群众对工会也特别信任，生产的劲头特别足。_可现在，工会组织瘫痪了，但给大家办事的工作，不能没人管呀.自己是老工人，就应该继承和发扬工会的光荣传统。于是，他开导妻子说:“劳保工作连着千家万户，别看它哆哆、繁杂，意义可不小，工作做好了，就能把党的沮暖送给群众。”金桂禄说服了妻子，愉快地挑起了劳保工作的重担。
这个厂有职工三千四百多人，加上退休职工共有四千九百多人。据统计，以往每年有七百左右的职工发生各种困难，有一千二百余人需要给予救济。金桂禄一掂最，感到工作担子很重。就经常深人车间班组。走家串户，了解倩况，渐渐地他心里有了一本帐。每当发放困难补助费时，他都能做到把有限的救济款发给最需要的职工。那些年，江苏泰兴县遇到雷灾，厂里让他去泰兴了解受灾情况，慰问职工家属。金桂禄住在县城招待所，每天往返六」七十里路，把几户人的家庭生活状况摸得一清二楚。回厂后;他如实向领导汇报，主动给有困难的工人家庭送去了救济金。
这个厂的一千五百多名退休职工，大都住在本市，有少数居住在外县、外省。十多年来，他坚持每月按时为住在外地的退休职工寄退休金、邮寄照顾物品和报销医药费等。对住在本市的孤寡老人，他就直接送钱送物上门。退休工人需要他办什么事，只要捎个话。带个信，他都认真去办。退休女工胡玉兰住在北京，1982年冬天她捎信说想吃甲鱼，金桂禄便到菜市场给她买了五只，托人捎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