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得有个外号，比方说别人把我和解煜琪喊成“蟹黄锅巴”。有人的外号当面叫，有人的外号只能背后叫。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位同学…呃，不，是这个大“音响”就是马浩元。
他的头又大又圆，又因为他极易出汗，所以在太阳神阿波罗的眷顾下，好塞一个刚出锅的水煮蛋，热气还往外冒呢!一张大嘴镶嵌在脸上，别提多神气了。
要说他这大嗓门也够大的，为嘛呢?有一天早上，我在楼下就听见马浩元那洪亮的声音。哎!真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啊!我来到了班上，看见同学们正撕心裂肺地喊叫，那声音如同山崩地裂，好像大地都被震得颤动起来。有些同学想和马浩元比比嗓门，结果都被马浩元“按在地上摩擦”。马浩元都可以和三国时期在长坂桥吓死曹将、吓跑曹兵的张飞媲美了。
后来，我发现如果喊久了，嗓子是会疼的。如果用丹田来发生就可以保护嗓子。所以马浩元，你可要保护好嗓子，班级里可不能没有你这个大“音响”啊!
总得有人去洗净河流，
因为鱼儿申诉视线模糊；
总得有人去清理大地，
因为老虎报怨障碍太多；
总得有人去擦星星，
因为海鸥埋怨星星生锈。
这些事，
总得有人去!
不然世界会变得一团糟！
总得有人去洗净河流，
因为鱼儿申诉视线模糊；
总得有人去清理大地，
因为老虎报怨障碍太多；
总得有人去擦星星，
因为海鸥埋怨星星生锈。
这些事，
总得有人去!
不然世界会变得一团糟！
生活中，总有一些不顺心的事，但我们总得要跨过去的！四年级的我，一开始的语文、数学成绩都不怎么理想。但是，我努力了，结局告诉我，我成功了！
岁月如梭，很快就到了四年级。四年级，我刚来到东华，时间流得飞快，很快就到了第五周，我将要面对是四年级的第一次考试。可这一次考试我因为粗心、马虎，考得非常不理想，我一点也不甘心，心里也特别不高兴，我一个早上都皱着眉头。中午午休时，我睡也睡不着，我一定要加油，把成绩提上来！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很用功，也很努力。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我们就迎来了期末考试。当我拿起试卷时，会心一笑，这都是我做过的题啊！我毫不犹豫，一拿起笔，唰唰唰！我突然愣住了，这个字......怎么办？我闭上眼睛，到底怎么写？我......我不知道，我只好无奈地跳过了这道题。唉？这不是我想不起来的哪个字吗？我嘴角微微上翘。
写到作文了，题目让我们去写一个人，通过一件事来写，我立马就想到了为我们辛勤付出的老师和阿姨。我点了点头，开始写作文了......
当我写完时，我将目光看向手表，时间竟然还剩二十多分钟，我低下头，手指着一个一个字的检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有好几条“毛毛虫”从我背后流过。“呼！”我叹了一口气，眼眯了一会儿，“铃——”考试结束了，此时的我，满脸都是高兴。
终于，不负我的期望，语文，我考到了九十五分！数学考到了九十八分！我还考到了全班第六名！我心花怒放、兴高采烈、欣喜若狂。因为努力了，我就成功了！
乡村老家总得养几只牲口或种几种蔬菜啥的，若按我外婆的说法，便是“不摆弄摆弄，不仅闲不住，还吃不上自己放心的菜哩”。
可寒假当我回到老家时，一只小不点的花猫忽然出现在我们家屋檐下，眨巴着大眼睛，小身板蜷成一团，可能才几个月，一副弱不禁风，楚楚可怜的样子，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猫，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我第一眼见到他，便按耐不住自己对小猫的喜爱，像一只小鹿蹦蹦跳跳的向老妈分享这个天大的秘密去了。看着小猫身上有黑白相间的绒毛，像斑马的条纹，我直接管它叫斑马线啦。
一个中午，小猫一如既往地在餐桌前来回踱步，等着它心爱的午餐——小鱼干，我瞟了它一眼，给了它一个眼神，意思是“我们都还没有开饭呢，你急什么眼啊？”它见此立马使出自己的绝招——卖萌大法：只见它不停地在我周围转圈圈，时不时地还长短不一的叫唤几声。我立马软了下来，悻悻地去掏袋子里的鱼，刚伸出手，“斑马线”就用小爪子做成一道防护线，护着那条珍贵的小鱼，生怕自己一不留神位于便不翼而飞了，那吃相真令我似乎笑不得。
一个月过去，我再次回到老家。我往门缝里探一眼，忽然一个黑影子一而闪过，哇，是斑马线！一个月不见，它大了不少啊！我一阵惊喜，的确，他确实长大了不少，一对尖耳高高竖起，两眼发光，带着几分威严，让人不寒而栗，胡须好似也往上卷儿，身后的尾巴往上翘，活像一位绅士，多了一丝安静，却又少了一份天真可爱与淘气，斑马线还真真是大变模样了。
如今在电话里，婆婆告诉我她已经当妈妈了，而且还发了一窝它的小猫崽的照片给我，一窝的小猫奶白奶白的，依偎在斑马线的身边，阳光洒在它们周围，是那么温馨。
渴望，人发自内心的渴望，人在世上总得渴望点什么吧！
我不渴望荣华富贵，因为我知道钱不是万能的：我不渴望养尊处优，因为我明白，地位不是生活的基础：我不渴望人生事事顺利，因为我了解，挫折可以造就一个人的坚强：我不渴望……小时候，我便羡慕珍妮有一朵美丽的七色花，我渴望拥有一朵七色花……
中国长长的历史画卷里，抗日战争带给中国人名无尽的悲痛与痛苦：在前几年的伊拉克战争中，有带给了伊拉克人民许多的恐慌和贫穷。战争，一切都是战争惹得祸。撕下绿色的花瓣，“七色花，七色花，请把和平带给这个世界，让和平永驻吧！”21世纪渴望和平的气息。
每次走过福利院，院中的孩子们用手比划着，他们不会说话，只能靠肢体语言来维持那仅有的沟通。他们似乎很开心，但他们真的开心吗？难道他们就没有抱怨过上天对他们的不公平吗？心里不禁又几许辛酸。撕下红色的花瓣，“七色花，七色花，请给予他们健康，有正常人的朝气，像火一般的热情吧！”
公交车上，以为老人和一位为争夺一个位子而争吵了起来。刺耳的争吵声，与这个原本很和谐的车厢和不相称。默默撕下一片黄色的花瓣，“七色花，七色花，让人与人之间和谐一点，多一份理解，少一分矛盾！”
四川汶川大地震，依然铭记在心，这场大灾难，怎么会让人忘记。虽然没有亲临四川，但那一幅幅惊天动地的画面，让我内心有了温暖：那堆积如山的尸体，又让人不禁让我鼻子有点酸楚。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多门的渺小啊！撕下一片青色的花瓣，“七色花，七色花，让灾难永远消失吧！台风化作和风，让暴风雨化作细雨，让寒霜化作瑞雪。”在大自然面前我们是弱不禁风的。
走在大街上，有些失落，来来往往的人是那么的匆忙，所以没有人注意那不起眼的纸屑，更不可能拾起它了。撕下一片橙色的花瓣，“七色花，七色花，环境是多么的重要啊，请让人类注意那一草一花一木吧！”
还有什么呢？哦！撕下蓝色的花瓣，“七色花，七色花，请让人类改掉那些不该有的恶习吧！让马虎的人细心些，让骄傲的人谦逊些，这样该多好啊！”
还有一片花瓣呢！留下吧，以后用。不，撕下最后紫色的花瓣，“七色花，七色花，请让我们保留紫色的梦幻的童年纯真吧！让每个人永保青春，充满活力！”
……
或许，我永远不可能拥有这么一朵神奇的花儿，但，我会在内心深处，一直一直的这么渴望着拥有一朵七色花。
（一）
人总得依赖什么才能活着。比方说阳光、空气和水分一一不能缺少，又比方说执念、虔诚和梦想各自都很重要。这些我们在乎的东西，可能就像是上了发条的石英钟，一点一点隐忍地缓慢地释放着力量，看似漫不经心，却惊人地指认着，变化着，循环着，继续着。最后，我们就变成了现在的自己。
而我能依存的是什么呢，打量了我浑身上下少有的优点之后，我像是抱住救命稻草那般抱住了写作，也因此抱出了一种因缘际会，一种开花结果。
在王小妮老师出版的《上课记》的某一页中，悄悄地躺着这样一段话：“我总是能看见人们的灵魂，这并不涉及神圣。我不是通灵者也不是预言师，却总能直抵人心。我不言穿，我只是看着，我把它们写在故事里，然后有一天，你终会与你自己相逢。”
没有人知道这句话是我写的，在我的梦想成为现实之前，它可能永远只是一个句子，静静的躺在那里。选择只在一刹那，谁能如神明般预知。我们的人生是在变数中造就的，所以我的失败是由我一手造成，而这也是我的骄傲的一部分。在你看这篇文字前，必须明白一个道理，失败者也有权利谈人生，也许更长吁短叹跌宕起伏。这是关于一个失败者的自白，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取悦任何人，自然也可以不当真。说到底，我只是个讲故事的人。
我对文科的归属感来自于文字本身。在我有限的狭隘的认知里，我曾一度把文学和文科化为了等号，并就此笃定地选择了文科，然后一步步成为了现在的自己。
我从来没有想过驾驭文字，是因为我爱它。我只求它能忠于我，能让我用心。这跟爱情如出一辙，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有些事情大家都一样。谁没有过上学迟到而打不到车的急躁和上课想去厕所而等待铃响的隐忍呢，不同的大概是各自心里的秘密和宝藏，以及保守秘密和珍惜宝藏的那份心情吧。一切都从爱字出发，然后试图抵达。好在爱是针，扎扎就会心疼；但也是佛，念念就会心安。
（二）
我开始喜欢写作不是因为愉悦，恰恰是因为恐惧。
大概十多年前，我还是个孩子，父母均不在身边，跟着爷爷奶奶一起长大。奶奶是一个飞扬跋扈的女人，在妈妈这一辈就输给她了，我也不可能赢回来。因此我没有得到他们的多少关爱，我是一个靠着想念和坚持长大的孩子。虽然那时候还没有一个词叫作留守儿童。
跟着爷爷奶奶的日子里，他们以为孩子什么都不懂，给口饭吃就能顺利长大。他们外出务农时，把我一个人锁在窑洞里。于是我的世界一分为二，里面的和外面的。里面的小但是很安全，外面的大但是有危险。我坐在里面，自成体系，手里紧紧攥着自己的喜怒哀乐。久而久之，外面的已经陌生和抵触。当忽略变成一种常态的时候，你会尝试自我消失。
只是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村子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乞丐，各色各样的，来向我伸出求援的手，对我来说这是外面世界可怕的一部分。有一天当我一个人正在炕上玩耍的起劲时，突然一抬头看着窗口趴着一个人，头发一束一束杂乱地散在肩上，弓着身子，眼睛肮脏而明亮，脸上有着些微笑意，但是没有言语。他似乎站了很久，他看见我看见他了，他示意我去窗口。我本能地躲在了被子后面，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过了好一会儿，我探出头去瞅，发现乞丐还在。没错他有的是时间，他知道我熬不过他。
得不到满足的乞丐站在那也是危险的， 我心理像横着一根棍子般地爬到了窗口，和他保持着大概一米的距离，却不知道如何质问他。他依然没有言语，然后伸出手，张开嘴做出吃东西的样子，然后又笑了一下。那一刻我们达成了默契，我理解了他的需求，他也许只是需要食物。我也朝他笑了一下并点了点头，然后去炕的另一头给他拿了一些爷爷奶奶留给我的方便面和饼干，还有少半瓶我喝过的瓶装汽水。当然，这也是经过选择的一些，最喜欢的我还是留给了自己。他拿着方便面和饼干，拄着一根棍子走远了，喝光的汽水瓶矗立在窗口。
那个下午我哭了很久，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在那一刻我想着要是爸爸妈妈在该多好。直到慢慢睡着，后来发烧了。爷爷奶奶不知道为什么，抱着我去全村上最可恶的人那里打了针。
从那之后，我总是把自己遇到的开心的不开心的都记下来，因为我坚信，有一天爸爸妈妈会在我身边，我要把这一切都告诉他们。这并不是控诉，但是渴望得到弥补，这是一个孩子对恐惧所做出的本能的反抗。从那之后，我养成了给乞讨人员东西的习惯。不管他们是真的、假的，是职业的还是伪装的。至少给了之后，我自己能有安全感。当然也养成了写东西的习惯。
（三）
我真正去践行这个选择，把文科当做一个选项也是在高中分文理科的时候。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高中是失败的，我千辛万苦进入了全市最好的学校最好的三个奥班之一，却又自己选择从中出来，成为一名浑身上下不被人看好的所谓文科生。我抱着一种宁死不屈的心情走进了文科班的教室，以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地盘，从此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文科生涯。可惜，精彩的都是故事，惨淡的都是现实。
高考的失败像是被摁在被告席上听法官宣判一样令人毛骨悚然。这么多年我对法律不熟悉但是很敬畏的原因来自于那些穿制服的人，来自于那些半夜把我妈妈抓走去做结扎手术的人。就是这些穿着笔挺身材高大长相严肃的人，让我从此同情弱者，从此把自己也划归到他们的行列当中。而这种挫败感像是没有绽放的烟花一样，所有人都遗憾，所有人都长吁短叹。只有自己像是咽下了吐沫一样食味不甘。
在我短暂的人生里，我所做的第一个重大的选择就是选择了文科，但是在父母亲戚眼里，这个选择无疑是失败的，从开始播种到面对结果。它意味着我不能走遍天下都不怕，意味着不能赚很多钱，意味着不能顺利找到好工作，甚至他们义正词严地说：“这已经不是靠两首诗歌就能骗到好姑娘的年代了。”
然而做这个选择和选择之后所要走的路，对我来说，却是那么自然而然，无法违逆，不容置疑。就像父母不能选择孩子一样，我也不能选择背叛自己。文科和我是融合为一体的，是无法剥离的。如同柴静说的，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所有人的青春都不会波澜不惊，有的是愤怒，有的是理想，有的是骄傲，有的是轻狂，有的是绽放，有的是绝响，而我的可能是倔强吧。我既然喜欢了这身羽毛，就也要时刻接受被淋湿的可能。
必须承认，我并不是一个优秀的文科生，我喜欢文科只是喜欢而不是因为擅长。如果说要为自己找个理由的话，恐怕和大家一样，那就是从小学三年级以来每次写作文带给我的快乐，每次自己写的故事被老师那做范文来读的荣耀，每次和朋友信件来往时得到的那份默契和感动。
现在回想起来，我虽然没有考到一个满意的分数，进入到一所所谓的名校。但是我的青春回忆一点都不比别人少。我建立了自己的网络文学社，大家互相点评谈论文章，相互写信鼓励对方，为了一个关于文字的梦想。到今年4月28日，我的文学社已经建立整整七年了，如果是个孩子的话，都可以上小学一年级了。七年里有五湖四海的近两千名文学爱好者加入，有近8000篇文章在网站发表，有近300篇精华文章被选出，有近50篇文章被杂志采用。在创新作文网数百个网络文学社中，人气排名第二，并且是人数最多的文学社。文学社中参加各种文学竞赛获奖的不下数十人，有几个比赛中相约见面，从此成了真正的一生的朋友。我们曾经相约去云南丽江去湖南凤凰，文字让我们惺惺相惜。就在前不久，还收到了一位朋友刚刚出版的新书，你看，有缘人字里行间都能相遇。
（四）
抒情和虚构是向文学靠近的两种最便捷途径。而我这一次选择真实，我决定做一个迫近现实的人，不仅反映和表达，而且追问和回答，于是我喜欢上了新闻。
因为分数和志愿的关系，我最终去了一所遥远的海岛大学，读了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在大一的时候，我就决定改变专业，可无奈的是这所大学竟然没有新闻专业。大三的时候，我开始备战复习，一心想攻读新闻学研究生。天天坐在图书馆里，和一堆专业书死磕，陪伴我的只有一个保温杯。漫长的一年复习之后，结果差五分而惜败，未能进入那所被称为内地最牛连在春节联欢晚会上都能做广告的新闻院校。
没错，这条路真的不好走，漫长而艰辛，现在我又一次开始对自己人生的修正，准备考研二战。它意味着我又比别人落后了一年。一年又一年，人都快老了，但是我的心没老，《中国合伙人》里那句话就是为我说的。我依然无怨无悔，如果我认定一个选择是值得的，我愿意为它付出双倍甚至多倍的努力，哪怕头破血流，我愿意用情深意长换路远马亡。可怕的不是犯错而是认命，我觉得即使我九十岁了头发白了牙齿都掉光了，我依然要洗漱我的牙床，我依然要走在自我扶正的道路上。
我选择新闻，是因为我对生活依然有态度，对人依然有信心。我不想做一个被生活吞噬的人，被生活同化的人，被生活打败的人。至今记忆犹新的一件事发生在高中作文课上，我最尊敬的语文老师像往常一样，站在了讲台上，不急不慢地微笑着说，我们今天写的作文题目只有一个字，大家猜猜是什么，然后拿着粉笔转过身，准备把题目写在黑板上。我记得当时几乎是全班所有的人本能地不加思索地异口同声地喊出了一个字：“钱！”，史老师停顿了一下，继续写完，然后慢慢的转过身来挪了挪身子，只见黑板上写着一个大大的“脸”字。瞬间整个教室都沉寂了，变得鸦雀无声，每个人脸上像被煽了一巴掌般又疼又红。但是史老师并没有生气，而是依然微笑着对大家说“让大家失望了，这次我们就写脸吧，不光钱能涨精神，脸也能。”
这就是我选择新闻的原因，如果这个时代的价值观只变成了一个字，我觉得有人拼命挣钱，也得有人愿意争脸。在这个金光闪闪的时代，我们必须给它留下一些泛黄的见证。我想成为一个有理想懂现实的新闻人。
（五）
现在，你还好奇我为什么选择文科么？
我在被窝里彻夜看过小说，我在昏暗光线下写过日记；我在热闹起舞时总能清醒，我在失落流泪时依然相信；我在图书馆坐到被赶出来过，我去北京第一件事不是去天安门而是去北大，我认识朋友不会看他的长相而是看他的谈吐。没有这样的经历和坚持，怎么敢说自己是个文艺青年，怎么敢说自己喜欢过文学。
不是选择太少，而是诱惑太多；不是选择太难，而是妥协太不甘；不是不勇敢，而是心太贪。
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因为觉得选了文科就可以像莫言一样得诺贝尔文学奖才选的，也不是知道十八大后文科背景的官员会越来越被看重而选的，不是觉得选择了文科就显得自己有思想有腔调有才气，更不是觉得文科就业前景比理科好。哪怕文科没有理科好，我也要选，因为它跟自己契合。
我的选择也许不够明智，我的路径也许不够顺畅。可谓是一个失败者，这一路来因为恐惧、同情、爱和责任，我始终不愿放弃，我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我也知道什么适合自己。虽然走了弯路，但这是做自己的代价，必须欣然承担。我只知道不管以后怎么样，我都不后悔当初做的那个决定。
决定某件事情时，我的判断标准大部分都是取决于自己是否完全说服自己。如果以半吊子的心态做选择，一旦遇到严苛考验时，就容易感到挫败，后悔当初不该选择这条道路。不是走在一条由衷认同的道路上，也就无法对自己所要背负的辛苦或失败有所觉悟。
这是久石让在《感动，如此创造》中的一段话，送给我，也送给我的同类们，但愿你们的眼睛明亮，你们的道路坦荡，你们的故事悠长。
人生在世，总得占据一个位置，不论坐着、站着，地位或高或低。如果占了和自己身份不相符的位置，人们就会说那是错位。
9年前，许龙超从空军天津医院院务处处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接二连三地发生错位.为这他和老伴出现了许多快乐或不快乐的争论。
1982年，他退休第二年，出差回来见到妻子就说:“给我点钱吧!”
“干什么?”
“交学费，上大学。”
他把出差在外了解到的国家急需政法干部的情况讲了一遍然后拍拍胸脯:“我要当律师。”
当初，她在医院门「1递给他老花镜和书包送他上学的时候，总觉得一个军队退休干部上大学是严重的错位，最后多半将以失败告终。
然而，他骑上自行车，立即响起一串清脆的铃声:“放心，我会成功的。”
果然，4年大学课程，他一年半就读完了。法律系的17门主要课程，经过考试的13门专业课，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
学校给他发了毕业文凭，1984年2月25日，天津市司法局报请国家司法部批准，正式聘请他为特邀律师。
在许龙超作为我军第一名有军籍的律师，去一司法机关上班的时候，老伴站在医院门口，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身影，依然摇头叹气。她认为，一个该休息的人走上这样的岗位，很难会有好结果。
叮铃铃，他又用清脆的铃声安慰她:“我会胜利的。”
一转眼就是6个年头。他风里来雨里去，跑了可绕地球一周多的里程，给军内外团体个人办了200多起案子;加上民事调解、讲授法制课，据有人计算，他6年干了一般律师10年的工作量。因为勤奋公道，群众称他为好律师，从天津到全国的司法机关一次又一次邀请他参加会议，介绍经验，军内外报刊不断介绍他的事迹。
在声誉雀起的时候，许龙超竞对妻子承认:“我恐怕是真的错位了。”
“是呀!你怎么能得这么多荣誉呢！”夫妻俩总算第一次达到了认识上的统一。不过过后又出现分歧。
部队从千里之外打来电话，说法律知识骨千培训班开学，请他去讲第一课.他放下听筒就上路。坐了6个小时火车，赶到部队驻地已经夜里12点，部队领导问他怎么办？回答很干脆:“现在就开讲。”
半夜开课，这事本身就是生动的教材。
讲完课已是凌晨2点.他睡了一会，6点上火车，下午2点赶回天津，准时参加一家法院一个案子的辩护审理。
他患过肺结核、肝炎、高血压等多种疾病。这样的身休，又到了这样的年龄，还这样硬拼，做妻子的难免要责怪一番。
他有一次出差办案，在旅馆里，服务员给他安排10元钱一宿的房间，他说:“请给换一换吧!”
“对不起，20元一宿的房间今天没有了。”
“我是要换个一块钱一宿的床位。”
服务员瞪大眼睛，又看了一遍他的工作证:“那是通铺呀！”
他刚走进大房间，服务员跟进来对他摇摇头。
“我走错房间了吗?”他不解。
“没有。不过我总认为一个律师，是不应该睡这个铺位的。”
旅差费规定由当事人担负。
为了给当事人省钱，许龙超这次坐火车来回全买的硬座。当事人为此深感不安:“人家出差躺软的，您连个坐位还是硬的，不公平啊!”
一个铺位，一个座位，本来很平常，他却郑重其事地和妻子多次文换意见:“你说句心里话，我该不该这样做?”
“我一个眼科大夫，哪能辩得过你这个律师呀!”她抿嘴笑了。
这次她才觉得自己的丈夫，在群众中找到了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