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眼里，他是个怪人，怪得有时叫你不可思议。
比如，现在人们的生活有了改善，不仅吃饱，而且力求吃得好一些。可他打一次馒头吃三天，做一次米饭吃四天，大年初一一碗开水泡米饭也能对付过去，偶尔炒个菜也是自己种的小自菜或辣椒，从不上街买.每月他300多元的薪水，伙食费用不了三四十元。穿的更简单，一年四季总穿一身褪色的或不褪色的绿军装。
再如，业余时间他从不串门，即使同志间的红白喜事他也一律不参加。一切文娱活动几乎与他无缘.他门口常贴着这样的字条:“闲谈莫过五分钟”、“室内无人”。
最使有些人不解的是，60多岁的人了，老伴、孩子都在美国，去年有机会出访美国并获准三个月的探亲假，他完全有理由多一点时间留在国外与家人团聚，可还是按时归来了。宁肯过清苦的独身生活，也不愿坐享豪华舒适的天伦之乐。
人民解放军第88医院副院长兼传染科主任张光曙的这些传闻，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们谁都可以讲出一串来。
初春的一天傍晚，我叩响他宿舍的房门。迎接我的是一个中等身材、体态偏瘦的普通老人。只寒暄几句，就觉得他思维敏捷，说话沉稳，尤其是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看上去丝毫没有衰老迟滞的迹象。
室内除了一架英文打字机外，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例如沙发、大立橱之类)，桌上桌下堆满书籍报刊和他正在修改的论文稿。我们的话题很快谈到了时间的问题上，他脸上不由得透出丝丝苦涩，说：“这是最令人苦恼的事情之一尽管想了很多办法，包括不惜得罪一些同志，可还是不够用。一天有28小时就好了。”的确，时间对于他这样的事业心极强的人来说，是比什么都宝贵的。他除了处理繁忙的日常工作，还要进行科学试验，接待各种来访人员，一点有限的业余时间便是他撰写论文、回答咨询、翻阅国内外各种医学报刊的唯一空隙。他又是军内外几家医学杂志的社外编辑和主编，尽管每晚只睡几个小时的觉，节假日从不休息，许多事情还是做不完。换句话说，如果不是他无情地谢绝了那些人际的应酬，140多篇论文、3部专著、2部译著、10多项科研成果就断然不会产生。
张光曙是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自1952年踏入解放军这所医院的大门，便与传染病的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干就是38年，风晨雨夕，义无反顾.即使两次被关进“牛棚”，也丝毫没有动摇对事业的爱心。一个人，当他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产生了一种炽热的爱时，他哪里还有心思和闲暇顾及旁的呢!包括生活享受.荣誉地位统统可以置之度外。
当谈到那个敏感的问题—出国定居时，他陷入了沉思。
在人民共和国将满40周岁的那个春夏之交，首都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劫难。6月下旬的北京，人心甫定，余波未息，而远在千里之外东岳泰山脚下的泰安城却风平浪静，人民安居乐业，一切都在正常运转.此刻，在传染病学上颇有造诣的张元渭，突然接到了美国纽约大学医学系主任、著名教授劳伦斯的邀请，要他带着自己的科研成果—治疗乙型肝炎的特异胎盘转移因子去进行学术交流。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老伴和孩子都在美国，便批准给他三个月的探亲假。
他乘坐的波音747客机，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飞行，横跨浩瀚无际的太平洋，抵达美国最大最繁华的城市纽约.他刚走下舷梯，等候多时的老伴和女儿们便迎了上去，把他拥入一辆豪华的奔驰车，驶向纽约最美丽最舒适的居住区新泽西洲，在绿茵与鲜花包围着的一座米黄色别墅前停了下来。
张光曙抓紧时间同劳伦斯见了面:并进行了学术交流，之后他的事情不多，主要是度假休息.尽管老伴和女儿们为他的食宿和活动做了精心安排，可是张光曙对这一切似乎兴趣不大。他很少外出，大部分时间仍是翻书，整理资料。有时当亲友们来访，向他问起国内的情况时，他就如实相告，并对西方的歪曲宣传一一驳斥。老伴和孩子们多次同他商量，是不是留下算了。眼下国内局势还不稳定，自己的年岁也不小了，干了一辈子也该休息休息了.在美国呆了几十年的老岳父也劝他留下，而且答应给他安排待遇优厚的工作。虽然他想到自己最后的归宿恐怕还是全家团聚，但眼下困难当头，事业未竟，个人怎好偏安一隅呢!现在还不是留下的时候。再说临行之时自己是说了要回去的，组织上和同志们也是希望自己回去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于是他婉转地说服了老伴、女儿和岳父，如期回来了，又回到“人间灵应无双境，天下威严第一山”的泰山脚下那个小小的传染科，继续他那几十年孜孜不倦、乐此不疲的追求。
“我追求的是失业。”采访结束时他意味深长地说。
“失业?”我大惑不解。
“是失业。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失业，而是作为传染病医生的失业.如果有一天世界上的传染病医生都无事干了，那不就等于说肆虐了千百年的各种传染病都绝迹了吗?这对全人类来说是多么值得庆幸的大喜事呵!所以我甘愿做这样的失业者。”
多么新奇而大胆的想法，多么崇高而美好的迫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