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坛内批评反映论，提出“淡化”生活，认为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的论断是谬误的。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神圣的废话》。既冠以“废话”，又以“神圣”讽刺，足见作者轻狂神态。甚至连巴金老人提出要深入生活，也免不了遭到白眼。既然人民的社会生活不是源泉，那么依这些理论家什么是创作的源泉呢?主体性理论在实践过程似乎形成了一种模式，无以名之，杜撰一名曰：“宾馆文学”。
依鄙人的观察，有些人的创作“灵感”，是从宾馆中产生的。不是吗?前几年，一些“创作者”不到群众中去，住高级宾馆，开个什么“会”靠几个人“侃大山”，交换马路新闻，从中获得“灵感”，就可以凑成一篇篇“作品”来了。当然，住高级宾馆之时，最好有异性陪伴；最好之上者，异性也是搞“创作”的，那么就更有“诗意”，更其“丰富”。据说在某宾馆召开的一次坛内会议，就有使进房整理内务的服务员目不敢睹赶快退出的“内情”。这就足以证明“宾馆文学”之可以成立，它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它也是反对作家深入生活的必然恶果。在宾馆里面何等自在逍遥，醇酒有、咖啡有、美人有、舞会有、席梦思有……想当年柳青到什么皇甫村，赵树理到山西农村生活，那才真是“大傻帽”呢!所以，提倡什么深入生活，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那真是讨厌的一鸟鸦叫!
文学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木之木。还是巴金老人说得好：生活确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而且是唯一的源泉。离开了生活总不会有好作品。他提出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这是至理名言。想当初，契诃夫尚且劝作家坐三等火车，这也是作家要下去的意思。只有下到生活的深层去，才能理解生活，理解人民，理解社会。宾馆文学只能使创作枯竭，只能使创作与社会主义文艺方向背道而驰，使社会主义文艺发生蜕变，把社会主义文艺葬送。可以休矣，宾馆文学，连同这篇《宾馆文学杂议》。
现在“定位”也是一个相当时髦的名词。今有评论家把它引进了文艺评论领域，这应视为正常现象。
评论家从一部“红透”的影片上座只有三成。观众反响冷淡说起。评论家分析了这冷淡的原因，认为是导演“定位”所决定的。由于“定位”一词刚被评论家“引进”文艺评论领域，我等坛外人的“文化背景”比较后进，对这一流行名词的内涵不大了了，需要从评论家的论述中才能够清楚明晰地“定位”。评论家认为：任何一种产品都有特定的市场，电影也然。而这部“红透”的影片的目标市场不是定在国内，而是国际市场。评论家也说：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方人的审美价值，满足了国际观众的审美情趣。哦，原来如此，所谓“定位”也者，不外是说自己的影片是想拍给谁看的。如此而已。因此，评论家认为这部影片既然不是拍给国内人民看的，而是为“老外”(此词沿用原文，非老迟创作也)拍的，所以上座只有三成也就无所谓了。自然，评论家认为导演的“定位是准确的”。并由这位导演的准确定位推而广之，说作为影人，应该对影片的观众市场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尤其是电影走向市场以后。
我们不知道那位导演是不是把自己影片的“位”“定”给“老外”，是不是为了迎合西方观众的审美价值、审美情趣，简单点说是不是搞点“国际口味”、“国际香型”?我们不甚明白,不想去深究。但，评论家所热情赞赏的这样的“定位”。颇值得议一议。经过上面的引述，我们知道了所谓“定位”，亦即电影拍给谁看。就是为谁服务的问题。谁都知道，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点想来评论家也不会提出什么异议来。可是，如果专门为迎合“老外”的审美情趣而创作这种“定位”值得肯定的话，那么与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二为”方向司“就有点像申公豹或者像成语所说的“南其辕而北其辙”了。
评论家提到“走向市场”云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是毫无疑义的。至于“电影走向市场”云云，则是一个复杂得多的问题，因非木文题旨，按下不表。只是，如果电影走向市场，就该把位定给“老外”，为迎合“老外”的审美情趣而创作，搞“外向型”文艺作品，那我们的文艺会变成怎样呢?举例而言，譬如说“老外”们的“审美价值”、“审美趣味”最喜欢看妇女的小脚，亦即三寸金莲之谓也，那么，是不是要“发掘”一批“三寸金莲”。如果没有就制造一批出来，推向国际市场，借用鲁迅先生的话，“一路展览过去”，来一个“以脚救国”，以显示我们的电影走向世界了呢?诚然，诸如此类的展览我民族之“丑陋”者，大概最合某些“老外”“审美趣味”，最得某些“老外”“审美价值”的青睐的。君不见往酒中撒泡尿的效应乎?当然，撒尿大概只可以引起一次性效应，下次撒尿就不可能再膺此“殊荣”了；那么，为了“迎合西方人的审美价值”，以获得青睐，下一次又该撒些什么了呢?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毛泽东讲的一段话：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世界的影响。这段话之所以影响深远，是因为它是真理。凡是成功的作品都不是为了“迎合”某一些读者的口味而创作的，特别不是为了迎合“老外”的口味。试举一二例，《红楼梦》何曾想到“定位”给“老外”的口味，至今《红楼梦》己“红”遍了许多国家。白居易“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想的是“生民正憔悴”。可是他的诗一千多年前就传到了“老外”那里去了，当时的鸡林国(今朝鲜的一部分)的宰相，就用高价“收购”白诗。而白居易的诗作“往往在人口中”，旅途之中也往往有题写白居易的作品在各种建筑物上，流播十分广远。这样的例子多得不可胜数，说明了毛泽东的论说是何等深刻的真理!
窃以为，除去“定位”这个词不够准确之外，它提出的问题确实值得思考。现时文艺家真应该考虑自己的作品是写给谁看的，也就是为谁创作的问题。特别是商品大潮、向钱看浪头冲击下，更要做出正确选择。作为社会主义的文艺家，自然应该为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写作，无论是什么潮、什么浪，这个“位”是应该坐“定”的。如果一味地“定位”在迎合外国人的口味，我想，大概只会成为潮、浪上的泡沫，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