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一词最早大概是出于《庄子》。《庄子》“杂篇”中有《寓言》篇。关于寓言的解释，唐代庄学家成玄英解释为“寄也”。也就是说有寄托的意思。清代大经学家王先谦解释得详细准确一些。他认为“寓言”就是“言在此而意寄于彼也”。也就是说写的是一件事，而里面却寄寓着别的意思。《庄子·寓言》篇中写的多是寓言，都是编造一个故事而寄托故事之外的自己的思想于其中之作品。不仅《寓言》篇，其实整部《庄子》中很多故
事都是离言，都是寄托，都是“言在此而意寄于彼”的作品。譬如他的著名寓言“泡丁解牛”，描述的是危丁肢解牛的过程，但却是寄托了庄子对人生的态度，并非仅仅说肢解一头牛而己!自庄子之后，我国的寓言创作绵延不断，例如柳宗元的《黔之驴》、《临江之糜》、《永某氏之鼠》。韩愈的《毛颖传》等等，都是优秀的寓言；这些作品都寄寓了作家的思想。寓言的这种性质，可说是人尽皆知的事，也就是常识吧!就说上面一则“杂话”提到的“龟兔赛跑”就是一则寓言；它的寄寓连小孩都知道是说不要骄傲，要锲而不舍。想来国内外的理论家、作家或者新闻记者们，对寓言这一“质的规定性”也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他们的知识水平，想必不会在一般的小孩之下。
可是，天下间怪事往往会出人意料地出现。例如吧，有位读者投书报纸，批评一篇评论家们称之为“离言小说”的作品，认为评奖组织者不应该给这篇“寓言小说”评奖，并且引用评论家们的评论，把这篇寓言小说的主题寓意点了一下。评论态度之平和，口气之婉转。可谓得文艺批评与人为善之木色矣。这么一篇短短的批评，竟引起作家的无名怒火，向法院状告发表批评文章的报纸。我原以为，作家总该有他的道理吧，然而，思考再三，觉得并没有道理。甚至可说是毫无道理。试想，当国内评论家说这篇小说是“寓言小说”。“可以读出对中国变革的忧思”的时候，作家并没有发表宣言，申明自己的作品不是寓言小说，不是寄寓对中国变革的寓意，也没有对评论家施以上告法院的拳脚。当大陆之外的刊物转载作品时。点出作品的寓意，已经过去一年有半，也没有看见作家发表严正声明予以驳斥。惟独对我们自己刊物的善意批评就大光其火，这道理何在呢?尤其奇怪者，状纸递到法院不到两天，域外报刊、电台就连篇累犊地喋喋不休了。这难道又是以前“杂话”中提到过的“洋压力”?这里可否借用列宁一句话问问:“这些措施对谁有利。”
诚然，作家对读者的批评，是可以进行反批评的。作家的意见可以写成文章。甚至写成宏篇巨制来进行反批评。就说离言小说吧，作家也可以写出文章，说明我这篇寓言小说的寓意并非如此；我寓意是周公、孔圣人，或者是王叔文、柳宗元、王安石、康有为，甚至是寓意大流士、查理·马特、科斯埃洛斯一世、圣德太子、哈登堡公爵……反正。我确切地说出我的寓言作品的离意，那么，就可以有力地反驳批评者了—当然，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要有真诚的心。这不是好之又好的大好事吗?
由此，我明白地感到了文坛内似乎是很难开展批评，连不是寓言的作品也是这样。譬如，你写了一首诗，呼唤别人来同居，发表了出来；读者读了不满意，写了批评文章。你的诗白纸黑字赫赫然印在那里。分明如此，怎么解释呢?不管怎样，也要上告一状。这种风气不是使用法律。而是裹读法律。长此以往，如何开展批评?当今文艺批评说好话的多，赞扬的多，看来也是不得己也。批评么?那得作好准备，那状纸将在那里等着你。鲁迅先生的遗训是值得吸取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鲁迅先生另一段话尤其应该深刻记取:“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相反的。”特别是经过前几年文化“精英”们把水搅浑了，不清源无以正本，源不清、木不正，社会主义文艺又何来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