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的一天，一名西装革履的男子在自己的房间里来回踱步；他一会儿放慢脚步，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一会儿又抿紧嘴唇，皱起眉头敲了敲桌，好像在思索什么。过了一会儿，他快步走到桌前——此时他的嘴角也已露出了微笑——拿起笔来，写下了一首著名的现代诗：《教我如何不想她》。
他，就是我崇拜的人——刘半农。
刘半农，1891年生人，中国近代著名改革家、教育家、文学家。为什么他所作的这首《教我如何不想她》如此有名呢？重点就在题目中的“她”字上。
在中国旧社会，女性没有权益，汉字中也没有特指女性的第三人称。后来西方单词“she”传入了中国，由于没有女性第三人称，给翻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只能将“she”翻译成“他女”“那女的”，读起来十分不通顺。为了交流方便，刘半农便发明、使用并推广了女字旁的“她”。
刘半农所做的还不止这些呢！他提倡白话文，参加新文化运动；他翻译外国作品，成为中国翻译高尔基、托尔斯泰等作家作品的第一人；他改革戏曲，为其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热爱摄影，写出了中国第一本有关摄影艺术的书；他搜集、保护方言，甚至还为此“以身试骂”呢！
刘半农为了编一本《骂人专辑》，在北京某报纸上刊登启事，征求各地“骂人语言”。语言学家赵元任和鲁迅之弟周作人得知后，分别前去拜访刘半农，并用湖南、四川，安徽、绍兴等地的方言“大骂”刘半农。刘半农任大学教授时也向学生们征集“骂语”，因此不少学生都用宁波、广东话向恩师刘半农“破口大骂”。后来刘半农去拜访著名学者章太炎，章太炎也用汉代和唐代的语言把刘半农“骂”了一顿，一边“骂”一边为刘半农讲解这句骂人话的典故。刘半农非但没生气，还和章太炎相谈甚欢，从上午一直聊到下午。
这就是刘半农。
为百姓造“她”，为研究“找骂”；教我如何不敬他？
一条，大公鸡西装革履，昂首挺胸地准备去参加歌唱比赛。它走到小河边，刚想过河，没想到河对岸来了一只白母鸡挡住了它的去路，只见白母鸡打扮得花枝招展、珠光宝气，原来它要去参加小花猫的生日Party。
它们都急着过河，于是两个人都不肯退让。只见大公鸡叉着腰说:“你别急，让我先过河。”白母鸡皱着眉说:“凭什么你先过，我还有很重要的事呢，你让我先过。”说着它们都冲到桥中间，公鸡怒气冲天，母鸡也怒目圆睁，两人推推搡搡，都不愿让步，大公鸡火冒三丈，伸出爪子，向母鸡抓去，母鸡也不甘示弱，它张开翅膀向公鸡扇去，他们俩大打出手，只听“扑通”一声，它们都掉进了河里，变成了落汤鸡。
看，如果它们每人让一步，事情的结果就不会是这样，所以，在生活中我们要互相谦让，这样大家才能和睦相处。
“西服革履”，“关东烟”，一个是西方文明的象征，一个是东方乡土的特产，二者像相互排斥的电极，格格不入。然而一土一洋却奇迹般地集一人之身—我爸爸就是西服革履而专抽“关东烟”的人。
爸爸来了。烟色的条纹西装，裹住了他修长的身躯，不肥不瘦，不长不短，十分合体。雪白的衬衣翻领分向两边，中间垂下一条红白相间的缎子领带，脚登崭新的半高跟男式皮鞋，打得铿明瓦亮。乌黑发亮的头发向后背着，不时散发出发蜡的香气。他手里拿着掐灭了半截的“本厂出口”的“关东烟”。这就是我的爸爸，我的老师—一个原本不修边幅的、40多岁的“山东佬”。
他来了，风度翩翩地走进了教室。
同学们先是一愣，紧接着，教室里爆发出一阵从未有过的热烈的掌声，几个没来得及鼓掌的同学，只是张大了嘴，瞪圆了眼，拐愣地端详着老师的这一突然的变化，或者是“伟大的创举”。
我低着头.味吩地笑着，心想:要是把早晨的秘密告诉同学，掌声准会掀翻了房盖……
说是秘密，但发生在我家却是极平常的。比方说:当爸爸要走出家门的时候，妈妈总是要替爸爸整整衣领，或用棕刷蹭蹭爸爸的皮鞋，有时还拉住爸爸，乘他不备往他的脸上擦些雪花膏。我说的秘密也无非如此。
今天早晨，妈妈亲手给爸爸换上了雪白的衬衫，又亲手系上领带。妈妈一边打着结，一边咳怪地说:
“一套西服敲去了半个月的工资，这个月你就别喝酒了，都40多岁的人了，也不知美个啥劲。”
爸爸只是乐。他从立柜里取出昨天新买的西装，一边穿，一边对着立柜的大镜子左右照着，像在欣赏一件成功的艺术作品。他满意了，脸上露出了惬意的笑容。爸爸跑到写字台前，顺手拿起一个精致的小铁盒……快嘴的小弟弟看见了，大声向妈妈告密:“妈，爸爸又用你的发蜡了。”
“叫他美美吧。”妈妈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心里却美滋滋的。
抹完发蜡，回手把早就插在插座上的电梳子抄了起来，变魔术似地把他那蓬乱的头发理成了标准的“现代化”发型。妈妈背着手走过来，趁爸爸不防备，敏捷地把一个玲珑的绿色小瓶里的液体往爸爸身上洒了几下，一股沁人肺腑的芳香立刻充满了整个房间。
“嘻，香水。”弟弟大声喊着，走到爸爸跟前，调皮地做了一次深呼吸:“响，好香!”说完味味地笑着跑了。书包在屁股后面“啪嗒，啪嗒”有节奏地响着。
我向妹妹递了个眼神，没敢笑出声来，捂着嘴，低着头，双双走出了家门。当我再回头看妈妈时，她深情地望着我们的背影，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幸福的笑容。
然而，生活的旋律并非全是和谐的，有时也会出现顺音。不过，那已是过青的事了。
在我的记忆中，爸爸性子基躁，喜怒无常。虽说爸爸以前是名火车司机，但他的青春是在弹弹唱唱中度过的。业余舞台生涯消磨了他的青春.但那时爸爸的歌声比叹息更可怕，更令人窒息。生活的艰辛，精神的折磨，人情的虚假，使爸爸未老先衰‘打着补丁的工作服，粘满油演的破皮袄，一顶满是污垢的狗皮帽子，使这个“山东棒子”显得更加富有“乡土风味”了。
那时，爸爸成天拉着脸，喜欢闭上眼睛坐着，一板接一颗地抽他的“关东烟”，无休无止地叹息着。
有人说女愁哭，男愁唱，这话一点也不假，倘若爸爸引吭高歌的时候，也正是他的心在隐隐作痛的时候。此刻，全家人只能面面相觑，连大声也不敢出。否则，或者我们皮肉受苦，或者盘碗横飞，家具遭损。他曾用脚瑞烂过电动挂钟，把煮好的米粥倒入炉火正旺的灶炕里……
然而，这一切都过去了。是啊，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它就像这山沟里的怪天气一样，变幻莫测，一会儿充满了乌云，一会儿云雾消散了，又出现了鲜红的太阳。
爸爸的衣着是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变化的，记得五、六年前的一天，爸爸的问题平反了。爸爸从段上回来了，他满面春风，一进屋就翻箱倒柜，从他那些破衣烂衫中找出那件带铜扣的、半新的员工服(这是爸爸节日的盛装，平时是绝对不穿的)，用木梳理了理头在那双皮面龟裂，鞋底磨偏了的方头皮鞋上擦了厚厚的一层鞋油，用一块破布来回地蹭着，居然也蹭出了亮光。可别说，这一打扮，爸爸倒真的年轻了许多。他麻利地卷了一顺关东烟，点上，叼在嘴里，打开门，一阵风似地走了。
乌云真的消散了。爸爸调进了学校，他拼命地工作着，一个被无情抛弃的人居然当上了劳模，自然，服饰也连连升级:土布的，化纤的，毛料的……爸爸的脸也似乎短了许多。几乎每天的预报都是“多云转晴”，于是，我们可以放肆了。小弟弟竟敢骑在爸爸的身上，狠狠地拽爸爸的耳朵，爸爸居然不发火。爸爸高兴时还把妹妹楼在怀里，使劲地吻她的脸—妹妹都14了，她还真有点儿不好意思呢。
这半年。爸爸的装束可谓登峰造极了。冬天，一身藏蓝色的崭的毛料中山装，罩一件崭新的长过膝盖的雪花呢大衣，男式高跟皮鞋。假如有人要买我的爸爸，只身上的衣服也值三、五百元呢。
春天到了，人们的生活更是充满了春的色彩。来往于大街小巷的姑娘、小伙子们，正像迎风绽开的花朵，妩媚娇艳。
春天给我的家庭带来了更大的幸福。爸爸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狡有一位共产党员的爸爸了。我为爸爸而高兴。
爸爸呢?他居然不惜花掉大半个月的工资买来了这套西服。他—我这个40多岁的山东爸爸，要和小伙子们比美了。他迫不及待地穿上了，并带着满身香气来到学校，大模大样地走进了教室
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赞许，是祝贺，是为老师—我的爸爸喝彩。
然而，爸爸抽“关东烟”的习惯却丝毫没有改变，是永恒的。
爸爸对待工作的态度也丝毫没有改变，也是永恒的。它不受喜怒哀乐的影响，不为气候变化而左右。穿上西服，丝毫没有嫌弃关东烟，就像仍然不嫌弃班里的这把拖布一样.天夭帮同学们拖净地面的灰尘。爸爸的劲头总像“关东烟”那么醇，那么足!
这就是我的“西服革履，关东烟”的爸爸，他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工作。
老王、老陈、老姜西装革履地混在学生中买盒饭。看着嘈杂混乱的人群，他们已不再像学生时候那样抱怨了，只是宽容地一笑。
捧着三份油汪汪的盒饭，老王、老陈、老姜坐到了教学楼侧门的台阶上，一边看着球场上那些生龙活虎的学生奔来跑去，一边细细品尝盒中的油煎带鱼，聊着天。
“从这里毕业已三十多年啦，也回来看过好几次，却总是觉得陌生了点:紫藤花架给拆了，盖了这么多新教育楼，操场也大了、漂亮了，不知这跑道是不是好跑，想试试，却又懒得动了。”老汪一边讲，一边夹起了盒中的带鱼。
“那是。你在省城，出门有车，家务不费半点心思，天天灌些老曲洋酒、鸡鸭鱼肉，还觉得没劲。”老姜一顿抢白。
“其实鸡鸭鱼肉吃多了，真是没什么意思。老陈，你还记得以前我们在食堂吃饭么?你捧了一个缺了口的瓦罐，我拿一个大大的砂缸，盛好了饭，八个人围在一张小桌旁，站着吃。”
“是啊，那时候的菜还真是少，住宿生一个月也就七块五的伙食费。桌上多半是一盆青菜，一盘豆腐，一罐汤，偶尔才有红烧肉什么的。”
“以前分红烧肉的时候，我就眼巴巴地望着桌上的勺子，就巴望着他把那块最肥最油的肉舀到我碗里，嚼起来又香又过瘾。谁知每次那块肉都到了余平涛那小子的碗，看他吃得两腮帮子鼓鼓的，我羡慕死了，但也只能咽一咽口水，再扒一口饭。”老汪讲得那个沉醉的样子，仿佛他还是十五六岁的少年，剃了个平头，呆呆的，望着一大碗红烧肉。
“哪晓得现在，我儿子、媳妇，连那个小孙女都不爱吃红烧肉了。唉，老余现在怎么样了?"
“早退了，一个月守着三四百，也够他受了。那次我回去看他，还提起以前，他总不够吃，每次都从家中带点山芋杂粮，蒸了吃，一顿吃两顿的粮呢。”
“老余也还行，老康就惨了。”老姜提了一句。
“哪个老康?原来班上有两个老康，是不是那个每次吃早饭都呼噜噜响的老康?”
“那时候天天喝粥，食堂里哪儿不是一片呼噜声?老康，就是那个爱打乒乓球的。”
“是他啊，老康这个人聪明，每门考试都交头卷。当年说不高考了，整个高三都在欢呼，独独是他，愁眉苦脸的。”
“在乡下一晃六年，后来总算勉强做了个小学的民办教师。当年我们天夭累得半死，晚上倒头就睡，再不然夜长了没事，出去捕了些螃蟹，挨家挨户地敲门叫人去吃。惟有他不一样，在偷偷地跟着收音机学外语呢。听人家说，他还在学大学课本，人一来就把书收起来，人一走把做样子的《毛选》一合，又看书了。”
“可惜啊,1977年那次高考，他走了十几里路去预考，数学做得特别好，四十几分钟就交了卷，成绩据说是全县第一，但是他年纪大了点，那次就没上。1978年终于没有年龄限制了，但他已有了家小，只就近上了一所学校，后来又当教师。原本以为生活可以轻松些，谁知他的儿子没能耐，糊里糊涂地下了岗，待在家。他既要养妻子儿子，还要养老妈，实在为难得紧。”
“老汪，你不能给他儿子找份工作?”
“老康那人，死倔，宁可自已累，也不肯叫同学帮忙，他就那么苦撑着。”
本来兴味很浓的一顿饭，就给这个悲凉、不幸的事搅了，三个人的心里都沉了几分。三个人坐在台阶上，看着这棕桐飘飘的校园，看着一簇簇的白花散落在绿茵茵的草地上，看着球场上奔跑的少年。忽然一个漂亮的三分球进了，三人都侧过脸，微微一笑，似乎在说:“三十多年啦，当年俊朗的青年已经老了，但球场上总有更青春靓亮的人在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