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老陈、老姜西装革履地混在学生中买盒饭。看着嘈杂混乱的人群，他们已不再像学生时候那样抱怨了，只是宽容地一笑。
捧着三份油汪汪的盒饭，老王、老陈、老姜坐到了教学楼侧门的台阶上，一边看着球场上那些生龙活虎的学生奔来跑去，一边细细品尝盒中的油煎带鱼，聊着天。
“从这里毕业已三十多年啦，也回来看过好几次，却总是觉得陌生了点:紫藤花架给拆了，盖了这么多新教育楼，操场也大了、漂亮了，不知这跑道是不是好跑，想试试，却又懒得动了。”老汪一边讲，一边夹起了盒中的带鱼。
“那是。你在省城，出门有车，家务不费半点心思，天天灌些老曲洋酒、鸡鸭鱼肉，还觉得没劲。”老姜一顿抢白。
“其实鸡鸭鱼肉吃多了，真是没什么意思。老陈，你还记得以前我们在食堂吃饭么?你捧了一个缺了口的瓦罐，我拿一个大大的砂缸，盛好了饭，八个人围在一张小桌旁，站着吃。”
“是啊，那时候的菜还真是少，住宿生一个月也就七块五的伙食费。桌上多半是一盆青菜，一盘豆腐，一罐汤，偶尔才有红烧肉什么的。”
“以前分红烧肉的时候，我就眼巴巴地望着桌上的勺子，就巴望着他把那块最肥最油的肉舀到我碗里，嚼起来又香又过瘾。谁知每次那块肉都到了余平涛那小子的碗，看他吃得两腮帮子鼓鼓的，我羡慕死了，但也只能咽一咽口水，再扒一口饭。”老汪讲得那个沉醉的样子，仿佛他还是十五六岁的少年，剃了个平头，呆呆的，望着一大碗红烧肉。
“哪晓得现在，我儿子、媳妇，连那个小孙女都不爱吃红烧肉了。唉，老余现在怎么样了?"
“早退了，一个月守着三四百，也够他受了。那次我回去看他，还提起以前，他总不够吃，每次都从家中带点山芋杂粮，蒸了吃，一顿吃两顿的粮呢。”
“老余也还行，老康就惨了。”老姜提了一句。
“哪个老康?原来班上有两个老康，是不是那个每次吃早饭都呼噜噜响的老康?”
“那时候天天喝粥，食堂里哪儿不是一片呼噜声?老康，就是那个爱打乒乓球的。”
“是他啊，老康这个人聪明，每门考试都交头卷。当年说不高考了，整个高三都在欢呼，独独是他，愁眉苦脸的。”
“在乡下一晃六年，后来总算勉强做了个小学的民办教师。当年我们天夭累得半死，晚上倒头就睡，再不然夜长了没事，出去捕了些螃蟹，挨家挨户地敲门叫人去吃。惟有他不一样，在偷偷地跟着收音机学外语呢。听人家说，他还在学大学课本，人一来就把书收起来，人一走把做样子的《毛选》一合，又看书了。”
“可惜啊,1977年那次高考，他走了十几里路去预考，数学做得特别好，四十几分钟就交了卷，成绩据说是全县第一，但是他年纪大了点，那次就没上。1978年终于没有年龄限制了，但他已有了家小，只就近上了一所学校，后来又当教师。原本以为生活可以轻松些，谁知他的儿子没能耐，糊里糊涂地下了岗，待在家。他既要养妻子儿子，还要养老妈，实在为难得紧。”
“老汪，你不能给他儿子找份工作?”
“老康那人，死倔，宁可自已累，也不肯叫同学帮忙，他就那么苦撑着。”
本来兴味很浓的一顿饭，就给这个悲凉、不幸的事搅了，三个人的心里都沉了几分。三个人坐在台阶上，看着这棕桐飘飘的校园，看着一簇簇的白花散落在绿茵茵的草地上，看着球场上奔跑的少年。忽然一个漂亮的三分球进了，三人都侧过脸，微微一笑，似乎在说:“三十多年啦，当年俊朗的青年已经老了，但球场上总有更青春靓亮的人在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