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9年8月30日，在河南省鸡公山被批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当时，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一分团，由北京南下途中，正在鸡公山整顿，我在三大队管理处担任见习会计。在庄严的党旗下，我举手宣誓，那年我正18岁。当时大军正在南下扫荡残敌，全国即将解放，我觉得全身充满活力，喜见祖国的前途一片光明。
我争取人党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这段道路也是充满曲折的。
1944年，因我60多岁的父亲在河北省邢台找到了一个小职员的工作，我随父母到邢台，转人邢台师范附中二年级读书。1945年8月，日寇投降，9月间邢台被晋冀鲁豫军区部队攻城解放，新生活扑面而来。学校中派来了几位太行区来的、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干部担任领导，在他们的教育下，我才懂得是共产党领导了八年抗战，又目睹了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使我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感染，我相信新社会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我积极参加了邢台解放后的宣传活动，提着石灰桶大街上刷标语。在传统的骡马大会上，举办了“解放区战绩展览”，我担任解说员，为乡亲们介绍解放区军民抗击日寇的情况，还参加了拆毁铁路(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和护校的活动，因此得到了奖励，还被选为学生会的学习委员。
此时，年老的父亲在邢台无法找到工作，失去了生活来源。父母亲决定回天津与在津的两位姐姐团聚，但我自己决定留下。
不久，父亲托人从天津捎信来，说母亲因思念我得了重病，希望我回家探视。当时，国共和谈签字，两地可以通行。我向学校反映后，领导同意我请假探家，于是只身返回天津。
1946年夏我考人了河北高等工业学校，在读书期间，积极参加爱国民主学生运动。1947年5月20日的“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我和同学们一道上街示威，贴标语，在街头讲演，遭到国民党军警及暴徒的殴打。我还参加了一些进步的文艺社团，如南开大学的“诗生活社”，燕京大学的“诗音讯社”，在北平、天津、上海、香港等地报刊发表了二百多首争取民主、揭露国统区人民痛苦生活的诗作。我还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秘密学习从解放区运来的党的文件和毛主席著作。
1948年冬，地下党组织一批学生奔赴解放区进行培训。我化装成一个赴济南寻父的小老板，从天津乘火车到陈官屯后，经过国民党警察、交警和反动军队的三次盘查，终于通过封锁线，到达沧县接上了关系，然后转到正定，人华北大学第一部(政治学院)学习。我到解放区读大学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我们只学习了三个月，就响应号召报名参军。我来到在北京的四野南下工作团，在一团三大队九中队任文书，在北京听了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谭政、郭沫若等多位领导同志的报告，领导上还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对南下工作团的赠言。
我到南下工作团后多次申请入党。我不久调到大队部管理处任见习会计，党组织指定会计孙欣东、管理员张金山两人培养我入党，这两位同志都是工农干部，性情直爽，待人热情。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俩对我的帮助教育。
在鸡公山上，当党支部讨论我入党的问题时，大家认为我的工作表现是好的，但也有的同志提出了我由解放区又到国统区的“历史问题”。我得知后，割破手指写了血书，保证我对党的忠诚，保证我的历史清白。当时任大队长兼党委书记的袁华倪同志(现亦离休在广州)，在大会上表扬了我，并在党委会上指出，吸收人党主要看现实表现，并批准了我参加中国共产党。
从此，我的生命掀开了新的一页，我已由一个少年感伤者，成长为一名朝气蓬勃的战士，我有了坚定的信念和目标。在以后的岁月中，我有过成功的时刻，也遇到过曲折艰险，包括“文化大革命”对我的冲击。但我一直牢牢记住我在入党时，用鲜血写下的对党忠诚的誓言。虽然我早已离休，已年逾古稀，我仍然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不断地学习、工作，奋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