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国民党军队开始对红军井冈山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在德古，李德的错误领导下，红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危机关头，毛泽东果断进行战略转移，保留了革命火种。在这之中我们不乏看见，是有远见和敢于变通使他们立于不败之地。人生亦如此，只有以远见为帆，以变通为路才能拥有幸福成功的一生。
以远见为帆，以变通为路，是一种智慧的人生选择。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里，社会上，唯有紧跟时代的脚步，才能不被洪沙掩埋，成为等待人挖掘的文物。英特尔)正是树立了强大的变通意识，开眼看这个时代，才能做出最正确的选择。救时宰相于谦也拥有这种精神。明英宗北伐之际，被瓦刺俘获，大明江山岌岌可危。当瓦刺之准备进攻北京之时，无数官员主张保存力量，立马南迁。可于谦却深知，苦南迁，恐怕又会走上亡宋之路。“敢议南迁者，斩”这是他的远见卓识，才使大明江山得以保全。在福建对宁夏的对口帮扶中，一位投资者买下了大片荒凉的龙壁并在此植树造林，改善气候，花了十几年时间，其间有许多人不解，嘲笑他有钱设处花。可他却以实际行动告诉别人，成功靠的是一个人的远见和敢于变革的决心。最终他在戈壁上种出了酿酒葡萄，加工出一大批质量上乘的昂贵葡萄酒。远见是一种全局观念，是立足于整体，统一协调各方面的优化方案。远见为变通提供了重要条件，将远见与变通结合，方可走上康庄大道。
以远见为帆，以变通为路，是一种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勇气。英特尔公司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将汽车处理器作为下一个增量。存量与增量的关系是相对的，是不断发展的。倘若不创新，固守自己的一亩三分田，始终有一天会被时代所淘汰。这世上唯一不变的，只有变化。远见不是不顾眼前，而是做好当下脚踏实地的坚实，又要放眼未来，做好变草的打算。正如习大大所说的一样，“登高望远，才能志存高远”。唯有实事求是，勤勉奋斗，才能用远大的理想指引前行的方向，不负韵华。苟子云：蔺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只有把握住时代脉搏，勇于变革，放眼向前看，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与信念。
习近平总书记期许：“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运用在各行各业中。”唯有以远见为帆，以变通为路，方可做时代的弄潮儿，自可怡然长吟：“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
1966年12月1日，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新“桂系”的第二号人物白崇禧在台北寓所突然暴毙。关于他的死因，外界传说甚多，而真实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李宗仁曾劝白崇禧不要去台湾
李宗仁和白崇禧人称“李白”，是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地方军事势力“桂系”的中心，多年来一 直合作无间。蒋介石自1927年入主南京以来，桂系李、白两人与蒋介石发生多次冲突，积怨颇深，尤以二人曾3次对蒋氏“逼宫”，迫蒋下野为最。蒋介石一直对李、白耿耿于怀。
李宗仁深知蒋的为人，自知不能见谅于蒋氏，在蒋家王朝败落时，不肯赴台湾。他还这样劝白：“健生，如果大陆实在待不下了，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但就是不能去台湾。切记！切记！”
1949年11月19日，李宗仁致电“行政院长”阎锡山，要其以责任内阁全权处理国政。自己则于次日凌晨乘专机“天雄号”从南宁起飞，赴香港就医。蒋的说客朱家骅和洪兰友尾随而至，向李作最后的摊牌：要么“迅速中枢、力疾视事”，要么“自请总裁复行‘总统’职务”。李宗仁两者都没答应，反而偕夫人郭德洁及两个儿子去了美国。1954年2月，台湾“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罢免李宗仁“副总统”职务。自此，“有家难回有国难归”的李宗仁在美退隐，过起了异国“寓公”生活。晚年，受中国共产党“爱国不分先后”政策的感召，于1965年7月间偕夫人毅然从美国回到祖国大陆，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切接见，在生活上也得到很好的关怀照顾。文革时，受到周恩来总理保护，未受冲击。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在北京寿终正寝，终年78岁。
然而，白崇禧却没有李宗仁那么明智，他作出了错误的选择，去了台湾。
李宗仁回北京，蒋介石迁怒于白崇禧
李的回国，对于在台湾的白崇禧来说，真可谓是致命的一击。李宗仁一回大陆，蒋介石利用白崇禧牵制李宗仁的价值顿时消失，白也就自身难保了。据说，白崇禧也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曾经很痛苦地对身边的人说：“德邻（李宗仁字）投匪，我今后在台湾，更没有脸见人了。”李宗仁回大陆后，蒋介石迁怒于白崇禧，命令军统头子毛人凤对白直接采取制裁行动。毛人凤将这一任务交给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办理。
谷正文奉命后，积极策划对白崇禧的暗杀行动，他收买了白身边一个姓杨的副官，以便随时掌握白的行踪。白崇禧戎马一生，闲得无聊，爱上了打猎。姓杨的副官向谷正文密报：“某日，白先生去花莲县寿丰半山打猎。”于是谷正文决定在白崇禧出外打猎时将其杀死。
经过周密细致勘查，侦防组发现狩猎区有小型山间铁轨，可使用人力轨道台车登山。他们料定，年近七十、年老体弱的白崇禧，不会徒步上下山，一定会乘坐轨道台车，于是精心制造了一起白“意外”死亡的事故。
谷正文布置了两次暗杀均未成功
事发当天清早，白崇禧一行人通过预定的谋杀地点后，侦防组的行动人员迅速爬到桥下，将支撑桥面木墩的螺丝钉一一松开，然后躲入不远处的树丛里，静候白崇禧等人下山。下午3时许，寂静的山中传来轨道台车的响声，两辆车从高山背面滑出，相距约30米。前面一辆车上坐着花莲县林意双乡长父子与一名助理；白崇禧与两名副官坐在后面一辆车上。当第一辆车滑到已经被去掉了螺丝钉的桥中央时，连人带车坠入深谷。紧跟在后面的白崇禧的座车眼看也要坠入深渊，千钧一发之际，同车的一名副官拼命用力将白崇禧推出车外，自己则随车跌入深谷……白崇禧大难不死。
不久后的一天，白崇禧身边的杨副官又密报谷正文，说寂寞难耐的白先生似乎对上次的危险有点健忘了，想去阿里山打猎，打算来回乘坐煤矿的火车。谷正文觉得对白崇禧再次下手的机会来了。他知道这段铁路是一条单行线，来来往往的火车要事先经过周密安排才能通过，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发生两列火车“碰头”的惨剧。
那天，自崇禧与陪同人员一起坐上去阿里山的火车，可万没想到的是，他们乘坐的火车开出还没多远，忽然另一列火车从山上高速驶来，眼看就要迎头相撞。紧要关头，白崇禧在陪同人员的帮助下急忙跳下火车，又一次幸免于难。
遭遇了两次谋杀事件后，白崇禧再也不敢轻易外出了。这让谷正文的暗杀行动很难下手。但特务们对白崇禧的监视并没有丝毫放松，白公馆进出的客人常常受到便衣的跟踪。
晚年沉迷女色，命丧黄泉
在妻子马氏去世后，白崇禧孤独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不久，他与身边的年轻护士张小姐热恋起来。此时的白崇禧已是古稀之人，自然在“房事”方面难以满足年轻护士的需要，为了讨得情人的欢心，也为了打发苦闷压抑的时日，白崇禧经常派下人到中医协会理事长赖少魂处去买“补药”。侦防组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喜出望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人不知、鬼不觉地置白崇禧于死地的好机会。
谷正文暗示赖少魂，在药的剂量上动手脚，使衰老的白崇禧不胜药力，一“补”不起，做到杀人不见血。赖不敢抗拒，只得点头遵命。他给白崇禧开了一个药力很强的药方。白崇禧照方到天生堂中药店买了两大包药回家泡酒喝。
1966年12月1日晚，特务们期盼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张小姐与往常一样到白崇禧的住处夜宿，当夜便发生了悲剧。第二天早晨发现白崇禧死亡时，张小姐早已离开，不知去向。有人怀疑，照顾白的张姓女护士已经被国民党特务收买或者本身就是特务，故意让白纵欲过度而死；否则，在白死后，她为何不马上报告，而偷偷溜走呢？这种怀疑不是没有道理。
白崇禧在国民党主要将领中，以能征善战、机智过人而闻名；然而在决定他晚年命运的关键时候，这位“小诸葛”却走错一步。最终，他在失意中做了风流的花下鬼，落了个可悲的结局。
国民党反动派业已拒绝接受和平条件，坚持其反民族反人民的罪恶的战争立场。全国人民希望人民解放军迅速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我们已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消灭一切敢于抵杭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逮捕一切恬恶不俊的战争罪犯，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实现全国人民所渴望的真正的统一。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深望各界人民予以协助。兹特宣布约法八章，愿与我全体人民共同遵守之。
(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各界人民，不分阶级、信仰和职业，均望保持秋序，采取和人民解放军合作的态度。人民解放军则采取和各界人民合作的态度。如有反革命分子或其他破坏分子，乘机捣乱、抢劫或破坏者，定予严办。
(二)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凡属私人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枚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其中，如有民族工商农枚业家私人股份经调查属实者，当承认其所有权。所有在官僚资本企业中供职的人员，在人民政府接管以前，均须照旧供职，并负责保护资财、机器、图表、账册、档案等，听候清。氛和接管。保护有功者奖，怠工破坏者罚。凡愿继续服务者，在人民政府接管后，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
(四)保护一切会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凡在这些机关供职的人员，均望照常供职，人民解放军一律保护，不受侵犯。
(五)除怡恶不俊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杭、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对行为或严重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如有乘机偷盗、舞弊，携带公款、公物、档案潜逃，或拒不交代者，则须予以惩办。
(六)为着确保城乡治安、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凡自动投诚报到，并将所有武器交出者，概不追究。其有抗不报到，或隐瞒武器者，即予逮描追究。窝藏不报者，须受相当的处分。
(七)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是不合理的，应当废除。但是废除这种制度，必须是有准备和有步骤的。一般地说来，应当先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并且需要人民解放军达到和工作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后，方才谈得到认真地解决土地问题。农民群众应当组织起来，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行各项初步的改革工作。同时努力耕种，使现有的农业生产水平不致降低，然后逐步加以提高，借以改善农民生活，并供给城市人民以商品粮食。城市的土地房屋，不能和农村土地一样处理。
(八)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外国侨民各安生业，保持秋序。一切外国侨民，必须遵守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法令，不得进行间谋活动，不得有反时民族独立事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行为，不得包庇中国战争罪犯、反革命分子及其他罪犯。否则，当受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法律制裁。
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公买公卖，不许妄取民间一针一线。希望我全体人民，一律安居乐业，切勿轻信谣言，自相惊扰。切切此布。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朱德
“柔石先生，出来吧。”一个国民党少尉打开牢门，身后跟着两个头戴礼帽，嘴叼香烟，上着绸衫，下穿宽松裤，肩背驳壳枪的特务。“接上级命令，定于民国20年2月7日，也就是今晚7时，将您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少尉表情庄重，似乎不是在宣布死刑令，而是在为柔石送行。两个特务中，一个跷着二郎腿，左右观望，似乎不耐烦；另一个站着，双手插袋，脸上一股不屑的神情。
“哼，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的。”昏暗的灯光下，柔石平静地说道。他慢慢地站起来，用戴着镣铐的双手理了理头发，扯了扯长衫，说：“走吧。”一阵一阵铁链碰地的声音由近及远。
“柔石先生，我读过您的作品。”国民党少尉有些动情地说，“请上卡车吧，我不送了。”柔石微笑着点头，然后艰难地爬上卡车。两特务不耐烦地说：“利索点。”一把把柔石拉进了车厢。汽车冒出一股黑烟走了。少尉在门口伫立许久。
经过一阵令人难受的颠簸，汽车戛然而止，停在林中一块空地上。
“下来吧!共产党的狗!”两特务跳下车后，其中一个一手叉腰，一手拿着手电筒射向车厢，喊道；另一个则从枪套里抽出手枪，拉了一下枪栓，将子弹推上膛。柔石艰难地从车上爬下来。手电筒的光直射着他的脸，他再次扯了扯长衫，朝两位特务轻蔑地笑了笑。
两特务可受不了这笑，其中一个奸笑了一声说：“别笑了，没几分钟活头了。”另一个则向柔石踹上一脚，恨恨地说：“写什么普罗文学，全他妈的吃饱了饭没事干，找死!”柔石脸部抽搐了一下，这一脚肯定踢到了伤处，但很快，他又掸去灰尘，挺起胸膛，一拐一拐地朝林地中间走去。
突然，一特务喝了声：‘停下，就这儿吧!”柔石转过身来“给老子站好了!“另一特务也喝了一声：“转过去!”
两特务不敢直面柔石，虽然柔石浑身是伤，虽然他手上脚上都是镣铐，虽然他只是一个写写文章的书生，但是他脸上始终挂着微笑，那笑似乎是在嘲笑两特务的胆怯，也像是为自己的无所畏惧和视死如归而感到欣慰，又好像是看到了黎明的曙光。两特务举枪的手有些颤抖。
“砰—砰—”柔石倒下了。枪声惊起几只夜宿的鸟，从林中窜起。两特务像干完了一件大事，长舒了一口气：“真他妈的。”
血，从柔石身上泊泪流出，但他的脸上仍留着一丝微笑。
我原是台湾国民党空军第二联队的上尉飞行员。由于不满蒋帮的统治，于一九六三年六月一日从台湾驾驶F——86F喷气战斗机，飞回社会主义祖国大陆，现在已经十八年了。十八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上是短暂的。然而，在我的一生中却是十分有意义的，这是新生的十八年，是宝贵的十八年。回顾我走过的历程。深深感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象母亲一样，给了我无限的温暖。
起义前，我在台湾蒋帮空军中曾先后获得了“宣威”、“雄赞”、“翔豹，、“飞虎”、“云龙”、“复兴”等六种奖章。我还两次被选为受阅代表，在国民党庆祝“双十节”时，驾机从总统府上空飞过。尤其是一九六一年，我被“授予”“克难英雄”的称号，在台北参加了国民党的英模大会。会议期间，蒋军总参谋长、空军总司令分别大摆宴席，进行“稿劳”。蒋介石还亲自“嘉勉”我，两次同我碰杯。蒋帮满以为我这位胸前挂满“奖章”的“克难英雄”是他们最驯服的工具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蒋帮集团反动统治逐步有了认识。蒋帮集团在台湾，对外丧权辱国，对内祸国殃民。台湾在外国侵略者的控制下，完全成了一个效民地。看着台湾的现实，想想自己的前途，我感到再在台湾呆下去，肯定不会有什么好出路。那时尽管蒋帮大肆叫嚷“反攻大陆”，并且积极准备在大陆东南沿海地区进行骚扰活动，我毅然脱离黑暗的反动营垒，光荣起义，冲破重重险阻，回到祖国大陆。
党和祖国人民为了表彭我驾机起义的爱国行动，分别在福建前线和首都北京，举行盛大集会，热烈欢迎我。国防部还授予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校军衔，奖励我二千五百两黄金。我归来不久，就受到周恩来总理和叶帅的接见，并同我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周总理在谈话中，关切地对我讲了许多重要的革命道理，勉励我一定要听党的话，好好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为党为祖国的伟大事业贡献力量。叶帅对我说，你的起义，表现了对祖国的热爱，对光明的追求，是一个革命的行动，党和人民热烈欢迎你，完全信任你。你现在还年青，前途是光明的。尤其是一九六四年十月一日，我被邀请光荣地参加了首都国庆观礼，幸福地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党和祖国人民这样盛情的欢迎，优厚的奖赏，使我领受了党和祖国的温暖与幸福。
我一回到祖国大陆，人们就关注着我的生活、爱情和家庭。周总理接见时对我怎么安家，怎样对待生活都一一作了亲切嘱咐。在问到我的身世时，周总理关切地对我说:“你先成家，后工作，以前你在台湾不愿意成家，现在回到大陆，不一样了。一个人有国也要有家。”那时，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一似雪花飞来。有的信对我起义表示赞许;有的信问我在台湾亲人的下落，有的向我含蓄地吐露爱慕之情……在组织的关怀下，我和空军某招待所的服务员贾秀君相识了，通过一段时间的热恋，我们于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北京结婚。如今，我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男孩十五岁，叫明恩，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让他明白共产党的恩情。女孩十三岁，叫梅红。两个孩子都已经上中学了。我们全家的生活过得非常幸福愉快。
我回到祖国大陆的第二年，就被任命为空军某部副团长。我是从旧军队过来的人，对人民军队完全缺乏了解，但是，部队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很关心。他们热情地把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教给我，帮助我、鼓励我为祖国作出贡献。有段时间，领导上分工我负责部队机务维护工作。开始，领导同志手把手教我，对我进行传、帮、带，使我较快地熟悉了情况，对管好机务工作心中有数。在领导和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我开始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学会了一些做好工作的方法，逐步地掌握了自己职责内应做的工作。
正当我满怀信心，要为党和祖国努力工作的时候，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但是就在十年动乱中，当我遭受危难的时刻，党和人民仍然关怀着我，保护着我。使我终生难忘的是，一九六九年六月，我正在农场劳动，突然接到通知，要我赶回部队.上级派飞机接到我北京去。到了北京后，领导L告诉我，是周总理要我来的。周总理要接见不久前从台湾驾机起义的原国民党空军上尉飞行教官黄天明和学员朱京蓉，要我陪同接见。周总理在和黄天明、朱京蓉谈话时，不时询问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周总理还对我说:“你要经得起考验，党和人民相信你，信任你，……”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在十年动乱中，人民遭受了灾难，我自己也有过不幸。但我从心底里感到，我们的党和祖国在前进的道路上尽管有些失误和挫折，但我们的党是伟大的，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是可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