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我从交通大学毕业后，到四川的航空研究院工作。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成天忙于打内战，根本没有什么航空业可言，更谈不上什么航空研究了。看到自己所学的东西无法发挥作用，我思想很苦闷，就想到国外去找出路。一九四七年，我进了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专攻航空力学。过了两年，大陆就获得了解放。我当时虽说对共产党不很了解，但从各方面来的消息中得知，祖国大陆在党的领导下，日新月异，面貌大变，心中十分向往，觉得共产党能把旧中国那个烂摊子改造好，新中国有希望!因此，我暗暗下定决心，要尽量多学一些本领，早点回来为建设祖国出力。
就在我快要毕业的时候，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了我国，并对我国实行了野蛮无理的“封锁”。这时，美国国会专门通过一条法律，允许中国在美学生找工作，千方百计想把中国学生拖在美国。不久，又听说美国政府将要禁正中国留美的理工科学生返回新中国。一听到这消息，我急了，原想再多学点东西，这时也顾不上了，赶快去办理回国手续。一些老师和同学好心地挽留我，他们说，大陆刚解放，还不知今后怎么样呢?你先留在美国不好吗?我想，留在美国，科研与生活方面的条件的确要比国内强，从个人来讲，是舒服的，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为自己祖国的强大出一份力，尽一份责，将是终身的痛苦和遗憾。再说，自己的祖国不强大，我们在国外寄人篱下，终究要被人瞧不起。所以，我谢绝了师友们的好意，还是选择了回国的道路。当我乘坐的轮船离开美国后，美国政府的禁令就下来了，我成了当时最后一批离开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的一个。
一踏上祖国的上地，处处都感到温暖和可爱。刚到广州，就有七、八个单位争着聘请我。一九五一年年底，我到大连工学院教授流体力学等课程多一九五五年院校调整时，我到了上海交大。二十多年来，我开了流体力学、船舶结构力学、塑性力学、属壳理论等十多门课，有些课是国内过去所没有开过的。看到自己的学生一批批走上祖国建设的重要岗位，我感到最大的幸福和满足。想到自己能够在教学工作中为祖国建设出一点力，我更加深信，当时我选择早日回国是完全正确的。一九七八年，我作为交大访美代表团的成员到美国访问了近两个月，碰到许多我当年留学时的老同学，其中很多人是知名学者，但他们都为我当年的选择而高兴。有的老同学还为自己没有能为祖国富强出力而感到惭愧。
两次去美国，前后对比，我有个很深的感受:国家的地位高了，个人在外国的地位也高了。解放前的中国人，在美国备受歧视。就拿租房子这样的小事来说吧，有些房东明明有多余的房间，见是中国人，就推说有人租了，不租给我们。而一九七八年去美国时，美国人民对我们就很友好，很热情。这当然不是对我们个人，而是对我们国家的尊重。应该承认，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水平总的来说是比我们高，同三十年前比，电子计算机、激光技术、传感器等，得到了普遍的应用，高楼大厦多，汽车多，商业.七电气化、自动化程度高。但是，社会风气却很差，偷盗、抢劫、吸毒等犯罪活动很猖撅。我们在美国访同期间，不少老同学对我说，你们夜间出门时，口袋里要放几十元美金，一旦碰到抢劫者，交出去就可以过关，否则就可能挨闷棍。在这方面尽管我国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比起美国来要好得多，可以说有根本的差别。
由于十年内乱的破坏，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又拉大了。但我认为，三十多年来，我们毕竞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有些人才和设备并不比国外先进水平差。只要国家安定团结，政治上稳定，又有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引和党中央的强有力的领导，有各方面的支持和努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是完全可能的。现在党中央十分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原有的一支科技队伍正在进一步扩大和提高，这几年大学招生又发现了很多好的苗子，经过精心培养，很快就可以出人才，出成果。
我今年六十二岁了，身体尚好，要抓紧时间争取在晚年尽量多为国家效力。从一九七八年到现在，我已经带出了四名硕士研究生，我还要争取多带几个，目前正带有五名硕士研究生和两名博士研究生。希望他们将来能挑起教学和科研的重担。不过，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我年纪大了，精力比起中青年总是差一些，要我冲锋陷阵不太可能了，只能在科技攻坚战中起点带路的作用。往前闯，主要靠中青年。这就好比是打乒乓球。解放前，我国的乒乓球艺落后，可说是默默无闻，后来，傅其芳等同志辛勤培养了一批年轻运动员，终于为祖国赢得了荣誉。我们这些人，自己要想争“冠军”是不大可能了，只要能象傅其芳等同志那样，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年轻人在科技领域里当“冠军”，就是对国家的最大贡献了。一年前，在学校党组织的支持下，我与几位同志自愿组成了一个老中青结合的科研组，也就是希望在出科研成果的同时，出一批人才。现在一个“梯队”已基本形成了。我们这些人把班交好，让我们的祖国在一代又一代的建设者手中变得日益强大，繁荣和可爱！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大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