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党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个美术工作者，回顾我的生活道路，我深深感到，我的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祖国给的，都是党给的，是人民给的，包括个人的生命、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在内。我曾二度身陷图图，吃尽了艰辛和冤苦，然而，无论什么时候，我不曾有过怨言，我总是思谋着如何用手中的笔，讴歌希望和未来，用我的画对祖国倾诉一个儿子对她的深情。是的，每当我谈起“祖国”这个崇高的字眼的时候，我便情不自禁地想起白己写下的那一幅幅丹青……
那是一九四四年的秋天，南京市第二中学宣布开除我的学籍，原因是我临摹了一幅鲁迅木刻像张贴在学校的璧报栏里。这张画像，乍一看，很平常，画面呆滞，笔法幼稚。但略一细品，就感到它内含的力量:鲁迅的脸色严峻，目光如炬，仿佛要把整个旧世界射穿。这是我平生第一幅公开“发表”的画啊!
我是满族正蓝旗人，祖籍长白山，一九二八年生于北京一个小学教员的家庭中。我从小喜欢文学和绘画。当时，我是靠卖报和放学后给人家做零活积下的钱到学校去读书的。家庭经济贫困，我是时常饿着肚子去上学，而那时，有钱人家的孩子有的坐着汽车来读书，人世间，穷富悬殊的不平现象，时时即击着我的心房。我怀着对鲁迅先生崇敬的感情和战斗的向往，临摹了这张鲁迅木刻像。
然而，在那个黑暗的旧社会里，临摹鲁迅先生的画像竟也成了自己的一个罪名。我没有把学校开除我的消息告诉家中，原因是生怕父母亲听了受不了。从学校出来，到哪儿去呢?我忽然想起在暑假学生营的日子里，南京大学有个大学生曾经对我讲过，江浦县那边有专门为穷孩子办的学校。于是，我辗转奔走了三昼夜，跑到了江浦县，找到了游击队，从此投入了党的怀抱。
这里和南京相比，大不一样，到处是一片战斗的气息。村前村后，屋前屋后，墙壁上都画上了大幅的宣传画，打土豪、分田地、挖地道、埋地雷，幅幅图画形象生动，这对我来说真是大开眼界。我那时迫切希望能拜这些画师们为师，画个痛快。然而，当我知道，这些画儿都是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的游击队员所作，我终于俺得，艺术不是来自象牙之塔，它来自如火如茶的战斗生活，我毅然当上了一名游一击队员。战斗的烽火，使我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战斗的生活，也为我画画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
一九四五年，党组织派我重返南京搞学生运动。一九四七年秋，又被派到宝山县去搞农村工作。当时我的公开身分是在陶行知先生创办的一所学校里当美术教师，实际上，是组织农民群众在敌后开展斗争。一九四七年一月，由于叛徒出卖，我不幸被捕入狱，被敌人折磨得遍体鳞伤，体无完肤。但是，我没有屈服，用自己的行动维护了党的尊严和纯沽。敌人无奈，判处我死刑。面对死亡，我很泰然，我用手指在牢房的墙壁上画了一幅杨靖宇将军的画像，表明自己决心以杨将军为楷模，献身于人类的解放事业。
当解放上海的炮声，震撼着上海外围的时候，敌人一片惊慌。就在五月二十四日那天，我和狱中的难友们乘敌人忙于准备逃命之际，暴动出狱了。三天后，上海解放了，我和战友们迎来了飘扬的红旗。
解放初期，我在上海郊区工作委员会负责团的工作。在我过去教书搞地下工作的地方，和翻身的农民弟兄一起闹土改，搞合作化。党的光辉照耀着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浦江岸畔，广阔的原野上，一片春意盎然，翻身的农民尝到新生活的甜头。这真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啊。我激情满怀地画下了《春江水暖》图:柳烟花絮的河畔，几只鸭子在戏水觅食。这幅图在市美术展览会展出后受到了好评。后来，这幅图又被送到全国青年美展会展出。不久，上海要筹备成立国画院，我被调去担任筹委会党支部书记兼秘书主任，至此，我终于实现了学习绘画艺术的愿望。进入青年时代的我，真是太幸运了，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展现在我面前的，简直是一幅灿烂绚丽的画卷。真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正当我跃跃欲试，以浓墨重彩去描绘祖国大好河山的时候，我被认为领导画院反右斗争不力，错定为右倾分子!不久，就被送到宝山县大场养猪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