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风姿绰约的一生，她香如兰芷的慧心，她婉约清丽的词章，无数次让人感慨万千。读她的名字，仿佛四壁内桂香满溢。
——【题记】
维纳斯因断臂而美丽，贝多芬因失聪而伟大，李清照却因才气而孤独。她词动京华，却情无所托、学无所传。她就像是绽放在的枝头的一朵梅花。她被凛冽的东风摧残着，却不甘落入泥土，被雪遮埋。逼人的寒风中，她依然坚强地挺立在枝头，尽情绽放着花瓣，溢出馥郁而特别的香气，不曾萎靡凋谢。她的才气，铸就了她心灵的孤独，也正是那份孤独，成就了李清照清冷凝绝的美丽。
李清照对花自是品尝到了透骨透心，酿出了“花光月影宜相照，随意杯盘虽草草”的壮美，酿出了“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秀美，酿出了“蝶恋花，暖日晴风初破冻”的俊美，酿出了“独抱浓愁无好梦，夜阑犹翦灯花弄”的柔美，让人们无不啧啧赞叹，给人以一种幻想美。
李清照的词，是“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的寂寞；是“露浓花瘦，薄汘轻衣透”的青涩；是“绣面芙蓉一笑开，斜飞宝鸭衬香腮”的风情万种；是“寒日萧萧上锁窗，梧桐应恨夜来霜”的孤独惆怅；是“不如随分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的清冷无奈。
就拿一首《减字木兰花》来说：“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
可见，才女无貌这样的总结是多么的粗浅。与花争春，绝非一般女子可效此道。然而，生活毕竟不是一帆风顺的，父亲仕途受挫，接连着又是夫家。后半生颠沛流离的生活自此而始，让我感动同时也唏嘘不已。
李清照，我心中的“美神”，让我景仰的一个人。她是宋代最伟大的女词人，有巾帼之淑娴，有须眉之刚毅；有卓越的才华，渊博的学识；有远大的理想，豪迈的抱负。在新的时代，仍有在她的精神感召下的蕙质兰心的女子，张爱玲继承了她的坚定与毅然决然；三毛继承了她的豪放与洒脱；张小娴继承了她的锐利与透彻……
李清照在中国人心中，不仅是个诗人，她已变成一则如风的传奇，让人景仰。
报考北大是一时的赌气。虽然从小我就非常景仰北大，但高三时我一心想出家做和尚，深人经藏，解决生死根本的大问题。父母老师都非常着急，无论他们怎样劝说，我还是一有空就到寺院里听老和尚讲经。有一次终于忍不住向一位法师说出我要出家的想法，我还能记得自己当时口气颇为豪壮:“要做女中真丈夫，荷担如来家业，续佛慧命。”不想那和尚只嘿嘿一笑说道:“你若真有智慧，去北大弘法。”我当时只觉得他在奚落我，觉得他小看了我。回家一赌气:考就考，既然出家都不怕，还会怕考试?当时我只想证明自己。 半年以后我兴高采烈地拿着北大录取通知书去找法师，法师已经云游去了，给我留了一封信，信中提及南怀瑾，建议我找到他的书仔细阅读，可以治我当时的许多毛病。当时不解: 人生苦短，学佛事大，我一心求解脱何错之有?
进 入北大，感觉非常亲切。这儿也有藏经阁(北大图书馆)，也有佛塔(博雅塔)，更令我高兴的是，遇到了许多同参。我先是在武术队认识了比我高两级的陈解涛。当时觉得他很怪异，总是光着脚打拳，拳脚异常敏捷。一年到头穿着军装，背一个破书包，一有空就盘坐在地上，从破书包里掏出一本佛经，旁若无人地念诵起来。后来还认识了少女博士王从芳，绰号为“疯子”的赵锋，颇有大儒风范的戈国龙，温文尔雅的王健。他们大多先后成了博士。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辩论，从历代高僧如玄类、鸡摩罗什等，到历代文人苏东坡、王阳明，到现代科学家爱因斯坦、霍金等;从如何生到何谓死，从校园新闻到社会焦点;从剖析自我到评论国家首脑。我们的论题几乎无所不包。后来我们决定组办一个社团，定名为佛学社。当时我们发现有一个奄奄一息的禅学社，觉得这名字比佛学社好。鲁迅说:中华文化的特质在于禅。
于是我们便把禅学社接管过来。我们办了许多活动，请汤一介先生、楼宇烈先生、吴立民先生、吴占友活佛、于晓非先生等来学校讲禅文化:包括禅与现代人生、禅与饮食文化、禅与企业管理等，每场讲座几乎都挤得水泄不通，每场讲座后面的辩论都非常精彩。讲完课后，先生们都感叹:只有在北大，辩论才会这么激烈。 在这样的辩论场中，我想再自大的人都不敢轻易狂妄。因为很快就发现自己的所学所知太有限了，个人的智慧只不过是一颗小水滴。只有不断地学习，向别人学习，学习一切法门，才能最终破除我执、法执，智慧方能圆融。这是北大所给予我并且能让我终身受益的启示。 我们的活动受到海内外人士的关注和好评，台湾企业家尹衍梁先生特意给我们送来全套南怀瑾先生的著作。书中的观点有的令我为之一怔，有的已经相互契合，有的也许一辈子都将是个大疑团。
看先生的书是一种享受，会不由自主地发笑，因为往往能看到自己或他人过去存在过或现在依然存在的可笑之处。待毕业前，我狼吞虎咽地把书全部读完，咬咬牙把书赠给了北大图书馆，算是我现在能对北大作出的仅有的贡献。 赌气进了北大之后，我发现渐渐地，北大让我不由地喜欢。闭上眼回想，不仅景色如画，一草一木让人喜爱，就连校园里的各种声音，都会萦绕在心间，久久不散。校园里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我的窗口正好挨着一个大广播，每天早晨六点半，便开始播放新闻摘要，逼得我每天一大早必须关心天下大事。久而久之，到现在新闻摘要成了我每天必听的节目。夏天的晚上，总有些校园歌手，弹着吉他唱乡村音乐，尤其是毕业前夕，那歌声格外浪漫。偶尔也有时候，有大胆的男士在窗外大声地向心爱的人表白，我和室友们隔窗和那位女生一起听着绵绵的情话。还有讲台上老师慷慨激昂的讲课声，楼道里齐声学二外的朗读声。回想起来，最让我难以忘却的是图书馆里每天清晨一开门时走廊里的那“喇咧”奔跑的脚步声。
能在图书馆上自习是件舒服的事，有一天开到晚连中午都不关门的自习室，看书累了可以去阅览室浏览一些杂志或去电教404室看英文录像。然而自习室的位置很有限，必须赶早去占位置。即使是冬天的早晨六点，夜幕还没有退去，图书馆大门前便已有许多同学。待到门一打开，人像潮水一样涌人，楼内的灯还没来得及打开，走道里漆黑一片，仗着对地形的熟悉放开胆子像别人一样向前冲去，但必须提着心仔细分辨前后的脚步声，以免奔跑速度不同而撞着前面的人或被后面的人撞着。于是每天的清晨，走道里如同奏乐般响起特别整齐的脚步声。只要听过一次那声音，足以一生催人奋进。
景仰清官，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海瑞，这位屡遭贬滴而不改初衷的“包公”，早已在人们的心目中树起了丰碑。可是，一代清官得罪了皇上，不知忠骨葬在何方。
今秋，既有机会来到海瑞的家乡—海南岛，自然要去寻渴海瑞墓.to月11日，天朗气清。乘车直奔海口西郊.大约40分钟左右，便在滨海南岸，探访到了海瑞墓。高大的牌坊式正门，巍然耸立，门循上自右至左横书着“粤东正气”四个大字，不料，横额上方竟标着一个同样大的“旨”字。我怀着敬仰的心情，直奔石阶后面的球形墓家，墓高不到两米，墓表用矩形石块修砌，前面有高大的石碑记载着海公的要绩。通向正门的大道两旁，稀疏地站立着几尊石俑与几匹石马，那匹备着鞍的，据说是海公的坐骑。墓园里栽植着椰树与竹林，约摸总面积有5000平米左右。比起达官、王公的园林，显然逊色。
墓园究竟何时所建?又是哪位皇帝颁旨救建?怀着一团孤疑，来到了墓园右侧的“海瑞陈列室”。这里记载着海瑞的生平，笔者简要摘录于后:“生卒于1514年—1587年，明代琼山县朱橘里人，回族。世宗嘉靖年间任户部主事，曾“备死上谏”为民请命，终被罢官，下狱死囚牢。世宗死，穆宗即位后，获释复职，任应天巡抚。任内推行“一条鞭法”(简化税制)，抑制豪强，遭大臣张居正等排挤，隆庆年间(1571年)又被革职回乡。闲居十余年，神宗万历年间(1585年)张居正死后，复被起用，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任上力主惩贪清污，两年后病逝于任所。溢号忠介，赠太子少保，灵枢运回海‘安葬。”看来，万历要比他的皇帝老子开明得多。刁。多年来，墓园昭日月，吸引着海内外中华子孙前来凭吊。但几经风雨碑码早已年久失修，解放后，人民政府拨款修葺，始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至此，笔者总算舒了一口气。
年轻的朋友往往十分景仰“名人”，然而可曾想到，许多名家在生前恰恰是无名之辈?他们的“名”其实是后人献在他们墓地的鲜花。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1701-1764),鲁迅称他的著作是我国古代小说中第一部“讽刺之书”。他生性豪放，轻财重义，把一份家产散尽后靠卖茶度日。他写作时经常无米下锅，冻馁难忍。但他善于苦中作乐，抓住儒林群丑，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然而他在生前，竟被族中人骂作“败家子”。
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1797-1828)，是近代音东史上的“歌曲之王”。他一生潦倒，没有谋到过什么职业.经常腰无分文，饥肠辘辘。有一天，他信步走进一家饭馆，偶而看到桌面上的报纸上登有一首小诗，当即配上乐曲，交给店主换了一份土豆填肚。这乐曲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摇篮曲》在他逝世三十年后，手稿在巴黎拍卖，以四万法郎的高价成交。他在生前，一直被维也纳上流社会拒之门外，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最终在乡间默默病逝。
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1744--I829)，是进化论的先驱者之一。他一生之中写了《动物学哲学》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但投有拿到过什么报酬，在极度贫困中迎来了晚年，却又双目失明，境况更是凄凉。尽管如此不幸，他仍然坚持自己口授著述，由女儿笔录，继续进行七卷巨著《无脊椎动物的自然历史》一书的写作。他去世时连块墓地也买不起，两个女儿租用了五年墓地。五年到期，这位伟大学者在九泉之下的梦，又被生前的贫穷惊醒了。
他们活着的时候，都没有享受到成功的喜悦和荣摺。虽然，一个伟大人物及其对人类文明所作的贡献常常要经历时间的严峻考验，方锗显示其价值，然而，这种考验有时竟会显得如此不公正。
历史，在它行进的途程中，自有它自己的辩证法。渡盖在珍珠上的尘埃，终究会被人类文明进步的浪潮冲刷殆净，而还其本来的光彩。
挪威数学家阿贝尔(1802—1829)，在数学史上第一次傲出了五次代数方程一般不能用根式求解的证明。他将论文自费印刷，送给欧洲“数学王子”高斯，可论文却被这位权威打入了冷宫。两年后，他又写了关于高等函数的著名“巴黎论文”，送到法国科学院。那里的两个数学权威，一个根本不屑一顾，另一个也是无动于衷，阿贝尔在冷遇和气愤中死去，年仅二十七岁。死后三天，柏林大学请锥任数学教授的聘书，寄到了他的家中。又过了十二年，“巴黎论文”重见天日，一发表，就被公认为十九世纪最出色的论文之一。
法国数学家伽罗华(1811—1832)最先提出了近代数学的一个基本概念—“群”，可这篇论文被法国科学院一位目空一切的数学家丢失了。次年，他又写了几篇数学论文送交法国科学院，不料主审人因病去世，论文也不知所往。再过两年，他被迫把自己的研究再次写成简述，寄往法国科学院，两位数学家又因“完全不能理解”而予以否定。其实，他们都没有读懂伽罗华的论文。二十一岁那年，伽罗华死于决斗。三十八年后，他那六十页厚的论文终于出版了，从此，他被公认为“群论”的莫基人。
阿贝尔和伽罗华，宏才远志，厄于短年，他们在生前并没有追逐过美名，相反，却不得不为自己的创造的权利而奋斗。而且可以肯定，如果他们在九泉有知，所企求的仍然不是成功的桂冠，而是人们是否最终认识了他们在数学中发现的价值。
真的盛誉，莫过于后人在承认了他们的价值以后，运用他们的建树来进一步推进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
徐光启(1562—1633)，是我国明代末年的科学家，他不仅撰写了著名的《农政全书》，而且编写了《崇祯历书》，是我国制造和使用望远镜观察天文的第一人。这位官居礼部尚书的科学家，科学上一丝不苟，生活上却无所多求，“盖棺之日，囊无余资”。他生前没有来得及完成修改历书的任务，咽气时也没有忘记推荐后学。由于战乱频呈，《崇祯历书》修成后没有及时颁行，到了清代终于被采用，奠定了以后三百多年我国历法的基础。
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1822—1884)，在修道院与世隔绝的灰色围墙里，进行了长达八年的豌豆杂交试验，得出了两条重要的遗传定律:遗传因子的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他写的《植物杂交试验》刊登在自然科学学会的年刊上，被分送到了欧洲和亚洲大约一百二十个图书馆。但是，没有引起丝毫反响，在他逝世前的二十年间，也没有谁提到过他的论文和定律。孟德尔在坟墓里静静地又躺了十六年，等到1900年的春天，动人的情景终于出现了卫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荷兰、德国、奥地利的植物学家，几乎同时奔向图书馆，翻开积满了四十年尘埃的学会年刊，一盏明灯也就骤然放出了异彩。从此，遗传学研究异军突起，为世人所注目。
他们都是勤奋的播种者。他们播下了种子，而把收获的喜悦留给了后人。后人献在他们墓前的鲜花，其实是由他们自己播下的种子发芽、生根、结蕾，而后开放出来的。
现在，为了激励人们成才的勇气和志向，历代名人常被请来“示范”。但是切不可忘记，他们生活在过去的时代，难免带着时代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注视着他们既定的成就和享有的盛誉时，更不应当忘记他们也都经历过默默无闻中的艰辛和奋斗。
赫青黎说过:“总有一天，真理会取胜。即使真理在他一生中未能得到胜利，为了坚持真理也会使他变得更好，更加聪明。”
名誉，只能跟随在“胜利”后边，随“胜利”而到来。但唯有真理，唯有认识真理的事业，才值得毕生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