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每一个东华人。”艺术楼前，毕业树下，同学们激情朗诵，响亮豪迈，但在话语之中我也听出丝丝的不舍，那是一种感恩。
三月八日，本是一个平凡的日子。可是对于我们来说，却是非常重要。因为，就在这天。我们种下了人生中第一棵毕业树——莞香树。就在这天，在1072名毕业生的共同注视下，毕业树将在这里扎根生长了。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美丽的东华校园里，我们早就按捺不住想要快点起床去见证那树苗种下的情景。要知道，为了这一天，我们可是等了一千多个的日子。现在，这个日子终于来临了。
七点四十分，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走下楼。艺术楼前的校园通道上，大家笔直地站立着，等待活动的开始。早晨的阳光撒在校园上，阳光在绿叶上跳跃着，一切显得生机盎然。毕业树前，挂着“同心植树，追梦未来”的巨幅标语，地上铺着鲜红的地毯，毕业树——莞香树苗已经立在中央，整个场面显得庄严、神圣。
八点整，在万校长的带领下，学校的领导们从一号门的方面走了过来，大家热情地鼓起掌来。学校领导一边向我们微笑，一边向我们挥手示意。
种植毕业树的活动开始了。首先是我们齐唱队歌。大家饱含深情地唱起了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不怕困难,不怕敌人”“要把敌人，消灭干净”歌声响彻云霄，我感觉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去注意到歌词的内容，注意到队歌所表达的含义。是的，我们长大了，我们要把敌人消灭干净，我们是祖国的建设者与接班人。
“下面，有请我们尊敬的万校长为我们的毕业树培土、浇水！”大家的掌声雷动。我相信，我们这棵毕业树经过万校长的培土，一定会茁壮成长，一定会枝繁叶茂。我站在队伍的后面，虽然看不到万校长培土的情景，但我能感受到万校长培土动作的精心与用心。
“我们张老师也上去培土了。”有人小声地说道。我透过人群缝隙里一看，果真，为毕业树培土的人群中，就有张老师的身影。我想我要是也能去铲上一铲子，不，一把就够。那这样该有多自豪啊！
“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每一个东华人。”“再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再相聚在这毕业树下，欢腾，歌唱。”我们全体毕业班师生一起深情朗诵“毕业树，我们的梦想树”诗歌。整个活动到达高潮。
种下毕业树，意味着我们就要离开我们母校了，内心也有许多的不舍。毕业树啊，我们的梦想树，你将承载着我们感动与祝福，承载着我们的光荣与梦想，一起向前，向前。
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在海内外华人中进行了“你的家训是什么”的随机调查采访。从被采访者回答的情况看，有的回答是家训的问题，有的回答是家教的问题，有的回答是家风的问题。家训、家教、家风三者之间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有区别的。
所谓家训，是指家族或家庭对子孙后代立身做人等方面所立的规矩或告诫的话，比较笼统和概括，比如“诚信、孝顺、进取、自尊”、“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所谓家教，是指家长对子女立身做人等方面进行的教育，比较直接和零碎，比如“人不能懒惰”、“待人要有礼貌”等。所谓家风，是指在家训的规范下，在家教的保障下，在全体族人或家人的共同践行下，形成的一种家庭风尚，比较外在和独特，比如“乐善好施”、“诚实守信”等。
家训在中国古代体现得比较明显，那时社会教育不发达，教育手段也较为缺乏，加之人口流动受限，一姓以家族形式在一个地域居住的往往较多，一个家庭出现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并不鲜见。为加强对族人或者家人进行有效的行为管理或道德规范，族人（家庭）中年长者就要为本族（家）人制定家训，写于家谱中，悬挂于族祠或自家的中堂上，人人皆知，人人践行，否则要受到家法的惩罚。家教具有直接性，即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必须是直接接触、面对面进行。家训则可以间接传承，即创立家训的人没有必要和被传承的子孙面对面教授，可以中间接力传承。
中国古代出现不少有名的家训，如《朱子家训》、《章氏家训》、《颜氏家训》、《钱氏家训》等，它们都是中国古代家庭（族）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教在中国古代也相当出彩，因为那时候社会教育不甚发达，基础教育都停留在私塾阶段，高层教育不多，受教育的人很少，大多数人的思想还处于蒙昧阶段，人们思想的开化大多靠家庭教育来进行。这时的家庭教育局限性很大，即兴而起、即事而起，零打碎敲，基本上限于封建礼教的说辞。教育者不一定有文化，讲出的道理也不一定多深刻，但它至少在那个时代是正确的，所以子女们都要听取并遵照去做。
古代中国出现了不少好的家教典型，比如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这些典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封建家庭教育的发展，加强了封建家庭教育在封建社会教育方面的辅助地位，促进了封建社会文化的进步。
家风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家族或家庭的“名片”。对于一个家族或家庭来说，能够拥有一张真正的“名片”是件光宗耀祖的事。比如，一个家庭如果获得了“乐善好施”的“名片”，那么这个家庭的主人就会获得一顶“大善人”的桂冠，家里其他人也都会得到别人的尊崇，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礼遇。家风不是自然形成的，好的家风都是由家族的人或者说家庭的人努力营造而形成的，其中可能付出了几代人的心血。
不管是家训、家教还是家风，都需要家里的长辈带头身体力行，所以古时多提倡上行下效、身教大于言教。
家训、家教、家风在任何情况下都与社会大环境分不开，因为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无时无刻不在受着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如果社会政治清明、教育发达、风气端正，家训、家教、家风就好，否则就可能会发生偏逆。
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对于家训、家教、家风并不十分关注，所以中央电视台一提起这个话题立刻就在海内外华人中引起热议。其实这也不奇怪，一方面在新思想解放浪潮的冲击下，家训等家庭文化一度被作为糟粕文化而剔除，人们不敢轻易提起。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社会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加之家庭人口数量的减少，原来那种以家族或以大家庭形式居住的家庭迅速解体，家训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和功能。再者，社会教育空前发达，不仅有各种学校教育，还有电视、广播、电台、报刊、网络等媒介的大众教育，使家庭教育相形见绌。
要真正培育好家训、家教、家风文化，首先要搞好社会政治、社会教育与社会风气，因为他们对家庭教育和风气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和带动作用。如果社会政治、社会教育和社会风气不好，家庭教育和风气就很难遂人愿，古今同理，现代尤甚。
1986年10月15日，全世界各大通讯社、报纸、电台、电视台全都播送(刊载)了一条以斯德哥尔摩为电头的消息: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美籍华人李远哲同美国人赫希巴赫、加拿大人波拉尼同时荣获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金。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方毅向李远哲发去贺电，代表中国科技界表示热烈祝贺，衷心感谢他“为炎黄子孙增添光彩和荣誉”，“多年来为促进中美两国科技交流所做的努力，为推动海峡两岸的科研工作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勇四应俏式麦穷者 根据瑞典化学家诺贝尔的遗嘱所设立的诺贝尔奖金，被国际科学界视为最高奖赏。
这项奖金每年专门授予在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和平事业及经济学等方面，为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学者。每年12月10日，即诺贝尔逝世周年纪念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颁发。 翻开1901年首次颁发诺贝尔奖金以来的获奖者名册，上面印的大多是美国、西欧、日本学者的名字，中国血统的学者只有4位。杨振宁、李政道是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两位中国学者。他们以著名的宇称不守恒理论，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过后18年，美籍华人学者丁肇中又因发现被称为“J”的新一类基本粒子，获得197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 李远哲是第四位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华人学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金的华人学者。这位1986年只有49岁的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教授，出生在台湾新竹。父亲李泽藩是一位画家。抗战胜利后的科学民主救国思想，以及居里夫人的敬业精神，使李远哲决心为人类、为科学献身。
22岁那年，他从台湾大学化学系毕业。以后，他仅用两年功夫就获得了台湾清华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62年，他来到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同他的老师赫希巴赫一起研究反应动力学，发展了“交义分子束”。这项研究，使他获得了博士学位，也是他迈出的通向诺贝尔奖金的第一步。1968年，他到芝加哥大学任教，以后又回到柏克莱大学。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李远哲说:“我这辈子作了两个正确的决定，第一，1962 年申请到柏克莱大学念书;第二，1974年到柏克莱大学任教。"1979年，李远哲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成为美籍中国科学家中12位美国科学院院士之一。同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名誉研究教授。1982年获美国劳伦茨奖金。 对李远哲来说，1986年也许是喜获丰收的一年。这年年初，他获得全美化学会颁赠的“1986年彼得迪白物理化学奖金”，并且接受了里根总统授予的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诺贝尔奖金更是喜上加喜。
希望他的研究传向世界，但作为华人学者，更希望他的研究在祖国开花。自1978年至1986年，他五次返回大陆，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北京、大连、上海、安徽等地访问、讲学，尽心竭力地推动中国的反应动力学的研究。 1978年，李远哲作为美国纯粹化学与应用学代表团的成员，第一次来到北京。当时的中国已经从制造文盲、破坏经济的“革命”狂热中苏醒过来。反应动力学方面的研究被列人国家科学发展规划。在一次拜会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化学研究所所长柳大纲教授向李远哲透露“我们也要搞分子束”，请他帮助指导。李远哲欣然答应。回美国以后，很快托人捎来了建造分子束装置的有关资料。由于资金和场地的限制，国内不能完全按李远哲设计的要求来建造一个大型装置。他了解了具体情况之后，又提出了一个转动分子束源的方案，这样装置的体积大大缩小了。
他利用回国的机会，亲自指导加工、安装这台“束源转动式分子束激光裂解产物谱仪”。1986年4 月，李远哲亲自参加了鉴定。这是当时世界上仅肩一的三套装置之一。专家们认为，这个装置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在李远哲获诺贝尔奖金的消息传到国内之后，笔者有幸在化学所参观了这套装置。负责这项实验研究的化学所朱起鹤、黄寿龄两位教授告诉笔者，他们已经利用这套装置开展工作，对碘甲烷、碘乙烷、氯化碘的反应作了研究，结果比较理想，发表了几篇论文。 李远哲非常希望中国反应动力学的研究有较快的发展，但他对国内的几十个单位一哄而上的做法甚为反感。
他认为要互相交流、互相协调，免得造成不必要的重复和浪费。1980 年，在中国科学院向他颁发化学所名誉研究教授聘书的仪式上，李远哲没有讲长篇的表示感谢的客套话，而是坦率地对中国科学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目前我们承认我们的科学水平还比较落后，但中国人比较聪明，又比较勤奋，我们一定会赶上去。但是只靠中国人的聪明和勤奋能赶上吗?要知道，你在勤奋，在努力，他们西方也在竞争、在努力。因此，全靠勤奋还是不行。西方国家的研究和应用有很大矛盾，社会主义国家没有那么大矛盾，我们要尽量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每个研究所要搞好协调、认真地合作，不致造成浪费。
我们的效率才会高，否则光靠聪明才智、勤奋还是赶不上。 1980年，化学所举办了为期三周的全国反应动力学讲习班。李远哲亲自主讲，上午给160多位科研人员做系统讲解，下午组织大家一起讨论建分子束装置的方案。同时，在他建议下，在大连召开了分子束研究研讨会，全国30多位学者、专家参加，就如何开展这项工作进行交流、协调和分工。李远哲认为，这样把钱花在刀刃上，大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开展工作，不用十年就能建立起各具特色的研究领域，大大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在多伦多，一般华人社团提供的移民服务内容包括工作技能的自我评估、劳工市场资料查询，以及教授履历写作与面谈技巧等。新移民抵达多伦多后，对本地的就业市场并不熟悉，如基本的雇佣标准法则、对于最低工资、工作时间、超时工资、遣散费、解雇、公众假期、年假、病假、产假、父母假期、星期日工作及薪金保障计划等。
据服务机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所做的基本工作包括，要对新移民介绍一些基本的生活常识和法律知识，帮助他们尽早适应在加拿大的生活。例如，现在这里一般工作以时薪计算的最低工资为6.85加元，18岁以下的学生时薪为6.4加元，饭店服务员为5.95加元，而另外加小费.工作时数每天最多为8小时，每星期40小时，除非雇主有特许证，可以超时工作，但最多每名雇员每年10。小时，超时工资以每周工作40小时以后开始计算。再比如，对于新移民感到新鲜的一件事是，每年年初加拿大人都要忙着作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报税，报税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过了元旦，从自己工作的公司、有存款的银行，纷纷寄出反映你上一年收人的T4表。假设李先生去年在A公司工作，又在B公司兼职，C银行有两千元定期存款，从政府领到上学的贷款D，还有孩子的牛奶金。这些是李先生去年的全部收人。牛奶金免税，ABCD四项收人是需要交税的，或早或迟你会收到这四处寄来的T4表，如果地址变了一定要及时通知所有留有你的地址的公司或者机构，如果没有收到这些表一定要与他们联系索取。即使你上一年没有收入，也一定要报税，原因有三，一是增加了退税额，二是你在加拿大的记录，三这不仅是加拿大公民和移民的义务，而且也是每个加拿大居民的义务，凡在加幸大居住满一定时间都可以申报，如中国在加拿大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所以，每年2月底，你在邮局可以拿到报税专用表。一本是报税表，另一本是报税指南。税表这一本里，所有表格都一式两份，一份交国税局，另一份自己留底。如果你去年已经交过税，今年的税表将直接寄到你家里。
我在加拿大了解到，一些华人社团领袖都认为，新移民处境的改善也有待于他们自身政治地位的提高。
1999年6月3日安省省选前夕河南同乡会会长咸先生指出:“我们移民来到加拿大，就是为了寻找更多的机会，争取更多的自由，所以我们华人一定要积极参政议政，融合到主流社会中去”。他说:“现在华裔是加拿大最大的少数民族，已经达到100万人之多，但参政议政反不如意大利裔、犹太裔活跃。如果我们不珍惜自己手中的政治权利，主动融人到主流社会中去，就会成为一个被排挤的、没有发言权的小团体了”。
安省华人参政助选委员会主席林先生在谈到安省华人与参政问题时指出:“华人在加拿大的政坛上，经历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现在已经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年来，华人在联邦、省、市各级权力机构中，已经有数位担任要职，说明华人参政的前景是十分光明和鼓舞人心的。但是，现阶段安省华人参政的意识还有待提高”。
综观安省华人参政的历史，由1947年华人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开始，经历22年，即1969年才出现第一个华裔多伦多市议员刘光英;经历40年，即1987年才出现第一个华裔省议员黄景培;经过半个世纪，即1998年9月，加拿大总理委任首位华裔女性伍里德惠为联邦国会参议员，而安省却没有产生过华裔国会议员。回忆1997年联邦举行大选，共有7位华人角逐联邦议席，可惜全部败落。1995年省选期间，共有3位华人角逐省议员，也全部没有成功.安省华人在以往的省选和联邦选举中屡次失败，诚然有诸多主观和客观的因素存在。从主观因素来看，有人虽然有从政经验，但与社区颇为隔膜;有人与社区颇有联系，但又缺乏政治经验;有人既没有从政经验，又没有为社区服务的记录和业绩，他的参选，好像突然“从天而降”，这样没有群众基础的候选人，参选一定毫无把握，仅能碰碰运气罢了。作为一个参选者，如果抱着要打有把握的仗，首先要在品德、学识、才干和声望各方面作出自我评价，并鉴定自己为社区服务的资历，是否受到当地的选民爱戴和支持等。从客观因素来看，参选人是否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党大力支持，而这个政党在该选区的选民中是否受到普遍的欢迎。参选人不但在华人社区受到拥护，在其他的族群也应受到欢迎和支持。华人参政另外一个不利的客观因素，是主流社会仍有根探蒂固的种族主义思想，对华人或多或少存在有歧视的心态。
“安省华人参选委员会”1995年4月1日正式成立，从此，多伦多华人社区有了一个积极推动华人参政的组织，使华人参政逐渐向稍具力量和规模的方向发展。在短短4年里，该委员会获得华人社区各界人士和传播媒介的鼓励和支持，加上该委员会理事们的紧密团结和合作，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为华人参政做了许多实质性的工作，例如与许多社团建立比较紧密的联系;举办论坛;力促华人政党的团结;宣传出版参政通讯;在社团内张贴选举漫画;举行与选举有关的摄影比赛等形式，推广和提高华人参政意识，鼓励华人踊跃参加投票。
“助选委员会”的侨领们说:“我们的工作虽然繁复细致，费时吃力，但也收到一定的效果。该委员会今后将强化和扩大组织，培训助选宣传人才，建立基层网络，普及华人政治意识及鼓励华人参政。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人才鼎盛、资金雄厚和人力强大的华人社区政治压力团体。希望社区各界人士冲破界限，消除自扫门前雪的陋习，参与我们的行列，团结一致，共同为华人参政贡献更多的力量。争取种族平等，华人要从教育着手，最便捷的方法是打人政府决策层，让华人的影响力在政策上反映出来”。
在大量华人抵达本地的情况下，华人已经成为多伦多人口最多的少数族裔，华人社区人士在呼吁华人应继续争取种族平等，不能以事不关己处之，多伦多市隐藏的种族歧视问题依然存在。总的讲，近年来华人经济的强大多少减低了这种歧视情况的发生，但绝不是没有，有些向题只是隐藏在内，不容易被发现。如工作职位，现在除了电脑业外，其它行业华人占要职的实在太少，往往有才能与地位不相符的情况出现，在银行里出色的华人很多，但真正掌握关键要职的很少，大多只能到副主管为止。而且许多主流社会的小圈子华人也难以打人。现在很多华人新移民来到多伦多，有些人如果自己不去争取，安于现状，可能种族歧视的问题就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詹教授撰文指出:“1999年7月1日是加拿大建国132国庆，多伦多许多族裔人士和团体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的节目参与了国庆活动。投人庆祝国庆的华人和其他族裔人士年年有增无减，这表明了各族裔人民对加拿大的认同和投人感的日益加深。华人移居加拿大，选择加拿大为他们的国家，这不但意味着居住地的改变，而且意味着主观上认同对象的转变。这也就是说，他们在成为加拿大的居民的同时，也应该在意识上成为华裔加拿大人。当然，华人在主观认同上能否顺利完成转变成为十足的加拿大人，除了靠自己的努力外，还得看这个新国家在政治、文化和社会上对他们是否有相应的包容性，是否愿意提供有利的条件来容纳他们成为加拿大社会的十足和平等的成员。这主要看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究竟执行得如何。多元文化政策是加拿大基本国策之一，是各族裔能互相尊重与和谐相处的基石，不能被某些政治家当成可有可无的东西，在经济情况好转时，便打‘多元文化’这张牌，向少数族裔示好，以争取选票。而一旦经济不景气时，便将之束之高阁。这种把多元文化政策当作权术的筹码是要不得的，它表露了主政者对实施多元文化政策缺乏诚意，把少数族裔的权益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这是应该反对的，华人应该齐声要求政府恢复当年特普多总理所倡议和推行的多元文化政策的精神和实质”。
詹教授认为:“在另外一方面，华人在一些观念上也应正名。华人移居加拿大，目的是在此落地生根，他们期望加拿大政府和全体公民，能确认和容纳他们及他们的后代为加拿大的十足和平等成员。但是，在华人这方面，他们也应该在自己的主观和行动上，积极寻求成为加拿大社会的十足的成员。作为迈向这个目标的第一步，华人也要改变不符合他们新名分的思维和言行。例如，在华人当中，在加拿大客居即侨居的中国人为数极少，因此华人及华文传媒经常挂在口头上的‘我们中国人’，‘华侨’、‘侨社’、‘侨领’等名词和概念，对绝大多数华裔加拿大人来说，都是不正之名，有‘正名’的必要。华人是‘华裔加拿大人’或者‘加拿大华人’，而不是‘加拿大中国人’;他们是‘华人’而不是‘华侨’，而‘侨社’或者‘侨领’则有必要正名为‘华社’和‘华人领袖’”。
在詹教授看来，“华人在要求和支持加拿大政府全面落实多元文化政策的同时，在主观上和行动上也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和转变。举例来说，加拿大移民到上海去定居，成为中国社会的成员后，还能自称为‘我们加拿大人吗?’如果他们一开口便如此自称，无疑是在表示他们虽然身在中国，而精神远未加人中国。因此，上述提到的‘正名’的需要是很明显的，华人如果在主观上还停留在‘我们中国人’，‘华侨’，‘侨社’等的阶段上，他们便是自外于加拿大，‘名不正，言不顺’，哪里还有资格要求加拿大政府和社会接受他们成为加拿大十足和平等的成员呢?”
詹教授说，“从‘我们中国人’转变为‘我们加拿大华人’，并不等于割断华人的历史和文化的根。其实，这种主观上的转变，不但有利于提高华人在加拿大的地位，同时也有利于他们和中国的关系。他说，中国前总理周恩来每次接见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人的代表时，无不鼓励华人认同当地的社会，全心全意投人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效忠他们的国家。(20世纪)60年代初，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接见新加坡名人李光前(陈嘉庚女婿)，问起为何泰国的华人能顺利地汇人泰国社会而成为享有平等地位的成员，而马来亚(当时马来西亚尚未成立)的华人却不能做到，李光前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提到了回教的因素，周总理马上反间到:为何马来亚的华人不全部加入回教呢?这次的对话充分显示周总理是多么关心海外华人认同当地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因为他知道这是关系到华人的切身利益。当然，要全面认同，在观念上的正名，便是这个认同过程的重要一步”。
詹教授还指出，“要真正成为十足的加拿大社会成员，除了正名之外还必须积极关心和参与社区和社会的事务。西方的政治就和吃自助餐一样，如果不自己去取拿所需要的食物，那只有挨饿的份，没有人会把食物送到面前来的。在落实多元文化政策方面情况也是如此，既然被定为国策的多元文化政策符合华人和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当它被收缩时华人就不能袖手旁观，应积极投人加拿大的政治去争取应有的权益，不然这些权益就有可能被减少或者取消，影响到自己的切身利益”。
詹教授的这番高论是否完全符合加拿大的社会实际，在我短短的一年考察期间还无法作出客观评判，因而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与历史的验证，也有待于华人与新移民来自多年生活实践的共识，但无论如何，侨领们对新移民的关注是显而易见的。
《加华新闻》的林先生同时还兼任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秘书长，他像许多社团侨领一样，对大陆新移民问题十分关注。这些侨领们对新移民问题的看法值得深思。
在与他多次交往后我们已经相当熟悉，我几次向这位社团领袖问起“如何看待大陆新移民找工作难的现象”，他每次都能抽出时间就此问题进行回答。总结起来他的看法大致为:
从1997年开始，大陆来加拿大的新移民猛增，现在大陆移民成为加拿大新移民的第一来源。不过，大陆新移民的就业难题也较突出，大约只有20%的人可在移民后的一年内找到与本行接近的工作，大多数人尽管有比较高的学历，不少人语言能力也可以，但是仍然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缺乏加拿大的工作经验，是这些新移民找不到工作的首要原因。另外，大陆新移民好象都喜欢集中在多伦多，而就业机会又分布在加拿大的不同地区，这样，不少移民尽管在“职业”栏里打分很高，移民后却长期找不到工作。
林先生告诉我:加拿大政府给工程师、科学家等专业人士在移民评分时给分还是比较高的，可当这些人来加拿大后，尽管他们大都有着硕士和博士的学位，可是他们的专业经验往往不被这里所承认，加上他们没有加拿大的工作经验，许多人只得面对失业了。很多人为了生存只好去卖苦力，医生开小店，博士跑餐馆的例子比比皆是。还有一些人为了重操旧业，不得不到大学或学院将自己过去学过的知识再学一遍。尽管不少华人团体也通过多种途径向有关方面反映，希望政府能推出相应的对策，使这批人才不致在加拿大被白白浪费，但是外来移民的专业资格承认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的良方。由于中加两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语言的巨大差异，从中国大陆来的移民比其它地区来的华人所面临的困难要大得多，有个别人来加拿大后走上了成功之路，更多的人却处在社会底层挣扎。
我个人认为，林先生的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
在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在那里值班的兼职侨领向我分析了华裔家庭生活在加拿大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其中包括因为移民海外而造成中国传统家庭结构的改变，由于文化差异带来的冲击、语言的障碍、移民父母与在加拿大出世的孩子两代之间文化思想的冲突，彼此价值观的不同，中国父母对孩子施以传统教育法的受挫及语言沟通的隔阂、华裔移民如何适应加拿大生活等等。
我也发现，针对大陆新移民的新情况，多伦多的一些移民服务机构也在调整服务项目。
一家华语服务中心计划主任张先生指出，随着加拿大近期对中国大陆移民政策的开放，自1996年开始每年来加拿大报到的中国大陆移民都连年大幅度增加，其中一个特有的现象是独立移民人数的增加，许多在国外读过书，回到中国大陆之后再申请移民的人数也不少，其中不乏博士、硕士、学者、教授等。由于文化、教育、经济背景与台湾、香港地区的新移民完全不同，中国大陆新移民在这个新天地中有很多地方都需要适应与调适。根据移民服务机构的介绍，中国大陆新移民大部分在这里没有朋友与亲戚，所以从一进海关开始，就需要移民机构的帮助，这种情况与台湾、香港地区来的新移民在报到时就有亲朋好友欢迎的场面截然不同。
一些华人移民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大部分从中国大陆来的新移民都是第一次踏上加拿大的土地，所以他们对整个环境都感到陌生，连坐公车买票都不会，更不用说找房子、找工作了。而在机场服务的义工，通常都会询问新移民想在哪个城市居住，然后将其附近的一些移民辅导机构的地址告诉他们，再为他们叫出租车离去。新移民接下来要做的是找房子暂时安定下来，接着是赶紧找份工作。可能许多新移民在中国大陆时，对加拿大目前的经济景况并不完全了解，所以许多人在“落地报到”之后，才知道在这个国家找一份工作很不容易，相当多的新移民只准备了半年的生活费，所以如果在这段期间找不到工作，压力是相当大的。当然，能够获得加拿大独立技术移民资格的申请人，本身就有相当的专业技术，许多拥有电脑背景的人，也因此获得移民审核的特别加分才能通过移民局的审核。但不熟练的英语沟通能力，使得这些有技术的专业人士仍被堵在就业的大门之外。此外，中国大陆的学历不被公司认可、无当地工作经验、很多人以前做研究工作，来到这里找不到相似的学术领域，都是问题重重的原因。
有一家华人家庭生活服务中心专门涉及新移民的家庭问题。比如有小孩的中国大陆新移民家庭，由于同样面对着经济压力的问题，所以夫妻都得去打工，而小孩交给保姆又负担不起费用，于是常跑到有关服务机构询间是否能将孩子送回中国大陆由双亲照顾，将来长大了后再接回来是否符合移民法规定的问题。这家家庭生活服务中心是这样做广告宣传的:“朋友，当你踏上一块陌生的土地，面对着纷至沓来的各种烦恼而无以解忧的时候，当你遭受家庭暴力的袭击不知向何处倾诉的时候，当你沉腼于赌博中无力自拔的时候，当你按照传统的方式教育孩子失效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他们—某华人家庭生活服务中心，来寻求他们的帮助呢?”“我们是专为华人社区提供专业的家庭咨询辅导服务工作，是一间非牟利的慈善机构”。
该机构负责人向我描述到这样一些情况:伴随着大陆移民高潮，来加拿大的华人家庭越来越多，这些在原居住地相安无事的家庭，在熟悉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各种家庭矛盾也随之而来，家庭暴力、夫妻反目、孩子与父母之间产生的代沟等等在传统的概念中算不上大问题的“家庭琐事”，困扰着许多移民家庭，使他们在历尽艰辛的人生新的旅途中雪上加霜。最初加拿大的华人社区服务并不像现在这样活跃，华人家庭由于受到语言的限制和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发生问题以后不知向谁也不敢对外倾诉。扭曲的心态和无奈的生活现实，使许多家庭支离破碎，当事人倍受身心的摧残。华人家庭矛盾已经成为日渐突出的社会问题，这些家庭迫切斋要社会的关心和帮助。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华人家庭的矛盾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社会的模式去解决，西人的社区服务也不能有效地调节华人的问题。不能眼看着同胞们在陌生的环境中遭受心灵的创痛而苦于无助，同样移民来加的一直从事社会工作的华人社工，在关切这个问题的同时，有意要创造机会为同胞们服务。
于是，华人家庭生活服务中心就成立了。他们举办各种家庭问题的专题讲座，通过大众传媒发放资料，带出积极的信息。组织不同性质的互助小组及青年服务，提高参与者的责任感及训练生活的技巧.对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除进行专业辅导外，也提供咨询及转介服务。同时还设立了电话咨询热线，24小时提供录音信息，讲解有关家庭及人生际遇的问题，帮助有需要的人士了解他们所关注的问题。慢慢地他们闯出了声誉，打出了名气，中心也逐渐受到加拿大政府的重视。政府开始给中心注资，以后逐渐增加服务项目，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需要提供帮助的家庭和人士排忧解难。
一些华人移民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讲到，现在移民来加拿大的华人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为此要不断扩大服务范围，想方设法帮助新移民在自我形象、情绪、学业、事业、恋爱、教育孩子、人际关系等方面提供咨询辅导与治疗。辅导的最终目标是使他们能够有效地处理人生历程中不同的际遇、变迁或者挫折，在异国他乡创造和谐美满的家庭生活。
我在加拿大还发现一个社会现象，那就是，随着大陆移民的大幅增加，多伦多的华人社团频繁诞生，众多以大陆新移民为主的团体会员人数也一再打破纪录。例如，在当地有名的“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尤为典型，每月人会的人数达到150多人，会员总数达到3000人。
新成立不天的“北京协会”也几乎每天都有人人会，会员总数达500人。“上海联谊会”每次举办比较大型的活动之后都会吸引不少来自上海的新移民入会。
根据我在加拿大期间的观察发现，当今多伦多的大陆人社团分布组合情况大致有三种:
一是根据大陆人的形状分类组成的团体。
这类团体如留学生组织有全加学联、多大和约克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新生代俱乐部等。专业人士的团体有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信息技术专业人士协会、妇女专业人士协会、华人艺术家中心、大陆难民协会、全加中医师协会等。按专业类别组织起来的团体如加拿大中国高等院校校友联谊会，它目前有成员2000多名，他们中有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不仅有许多博士，而且还有博士生导师。为了寻求解决华人专业人 华人在加国的参政问题是近年来谈论比较多的话题，由多元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可以看出，这一进程也不会一帆风顺。根据《渥太华公民报》1998年2月23日报道，有些加拿大人明确反对华语地位上升及华人参政进程。在华人的进一步努力中，“大陆留学移民”将来可能要比“大陆新移民”承担着更重的担子。各类型华人移民之间要团结合作，华人社团要发挥应有的作用。还是我那句话，华人参政议政程度的提高，应有助于所有华人在加国的长远发展。
对于如何沟通中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友谊桥梁，如何密切双方的文化、经济贸易联系，“大陆留学移民”也应做出更积极的努力。而他们在加国的发展本身，也是对“先移民后留学”还是“先留学后移民”之争进行的一番检验，他们在加国的成功，显然对“大陆新移民”是个鼓舞与借鉴，而他们在加国所走的弯路，也应该为“大陆新移民”所避免。人士安省鉴定研讨会。
方圆俱乐部(Toronto Chinese Social Club)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个新移民组织。它的宗旨是这样规定的:“方圃俱乐部为一非政治性、非赢利性的在加中国人组织。本俱乐部的宗旨为娱乐、交流和互助，致力于丰富会员的业余生活，促进会员的交往和了解，倡导会员间的相互尊重和帮助。本俱乐部崇尚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为我们能生活得更好，为我们能在加拿大这个第二故乡更好地贡献我们的聪明才智而努力”。从俱乐部的组织形式来看，俱乐部由主席、常务理事、理事及会员组成。会员资格是年满18岁以上并在加拿大居住，自愿遵守俱乐部纪律和规章，积极参加俱乐部活动，并热心为俱乐部和其他会员服务的中国人均可加人。
活动形式是俱乐部每年举行四次正式活动，主要在室内进行，其他活动视会员的要求和季节酌情安排。活动采用随机安排座位方式，以利每位会员接触和认识不同的会员。每次聚会均有不同形式的娱乐活动，尽可能满足会员的不同兴趣和爱好，同时还举办各种比赛并颁发奖品，以增加乐趣和调节气氛。方圆俱乐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晚上均举办舞会，有时逢情人节、元旦、中秋节、圣诞节、春节，都会增加一场活动。地点在多伦多大学总医院健身中心(90 Gerrard Street West, Bay &Gerrard )，从1999年夏天开始，每次都有免费舞蹈培训及抽奖活动。
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在加拿大比较引人注目。这个由中国专业人士组成的一个大陆新移民侨团，以它独特的姿态活跃在加拿大这个多族裔、多文化的社会。它的会员结构令人骄傲:80%以上的会员拥有各学科的硕士、博士学位。这些会员大部分任职在加拿大政府、科技、金融、文化等多个领域，他们在为第二个故乡奉献着聪明和才智，成为主流社会不可或缺的一股新生力量。
联谊沟通，在专业上互相帮助提高，是该协会1992年成立时的初衷。因为在当时，也就是1992年时，从中国来加拿大的学生学者逐渐增多，这些已经在加拿大完成学业的专业人士，在四处奔走寻找自己落脚点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阻力，于是几个热心人就成立了这个协会。经过几年的发展，协会不断壮大，会员管理也正规化、多元化。协会的目光不光盯住大陆人社区，而是积极与华人社区其它团体和主流社会合作，进一步扩大影响，同时帮助新移民会员尽快融人加国社会。现在协会的宗旨十分明确，那就是建立和加强来自华人专业人士之间的联谊和交流;协助会员融人主流社会;扩大华人在社会的影响，维护他们的利益;促进加中两国之间的沟通，发展双边的文化、科技和经济等方面的交流。
中国专业人士协会从一个年轻的大陆新移民团体，以每月100多人人会的速度迅速扩大，目前已经有3000多个注册会员。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成立近十年来，已经发展成大陆社区中最具影响力的团体。除了个人会员不断增加，团体会员也迅速增多，继信息专业人士协会、金融专业人士协会相继成立后，清华大学校友会、吉林大学校友会、加拿大中国金融投资专业人士协会(分会)、加拿大中国计算机专业人士协会等也以团体的形式入会，陆续成为专业人士协会的所属分会。
中国专业人士协会以其所具备的专业优势，在促进和发展加中两国友好关系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1998年10月，协会主办了“加拿大新技术合作考察团”，自费到北京、上海、镇江、苏州和长沙等地进行商务合作洽谈、学术交流及考察;他们参加中国中西部经济贸易洽谈会，签定合作意向书近20个;1998年11月协会部分理事随加拿大外贸部长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加中贸易理事会年会。
二是按大陆人过去的经历分类组成的团体。
这类团体如校友组织有北大、天津大学、复旦、上海医大、上海交大的校友会等。同乡会性质的有北京协会、加拿大海南同乡会、加拿大四川同乡会、加拿大云南同乡会等。
在历史上，加拿大自建国到1947年废止《排华法令》期间，统治阶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的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华人能够满足他们的经济需要时，他们才会容忍(不是容纳)华人来加拿大为他们提供廉价的劳力，没有需要时，便无情地限制或者禁止他们来加拿大，完全剥夺了华人家庭团聚的基本权利。在这方面，华裔的先辈是吃尽了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人头税法令》和《排华法令》的种族歧视和非人道的苦头。当时，他们只能被容忍为加拿大的“边际人”，在经济上遭遇到加倍的剥削，既无公民权，又无投票权，地位比第三等公民更为低贱。今天历史上的这一页终于被翻过去了。多元文化的政策不但符合各个族裔的利益，而且也符合加拿大整体的利益，华裔是一向拥护和支持这项多元文化政策的。
华人伍冰志出任加拿大总督被人们看作华人在加拿大地位提高的标志。当我快要离开加拿大那一段时期，1999年的初秋，我感受到，加拿大华人社区喜气洋洋，人们都为了在这个国家出现了首位华裔总督而高兴。这年9月8日，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宣布，资深新闻从业人员伍冰志(Adrienne Clarkson)获得英国女王委任为加拿大下一任总督。加拿大总理说，挑选伍女士，除了因为她符合来自安省和精通英、法两种官方语言的条件外，也因为她能反映加拿大族裔多元化，能代表华裔加拿大人。加拿大国内约有90万名华裔加拿大人，相当于魁北克省以外的法语裔总人数。
10月7日，我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她就任加拿大总督的隆重场面。她成为加拿大第26任总督，也是加拿大第二位女总督。加拿大总督由加拿大总理推荐，英国女王挑选委任，主要工作是代表英国女王，象征加拿大主权，出席各类国家庆祝活动，以及推动国家统一团结等。
这年60岁的伍冰志出生于香港，1942年随家人逃避战乱，定居加拿大。她在获得委任后会见媒体时说:“我是第一位非加拿大创始族裔的女性总督，我觉得非常荣幸，这项任命对我有重大意义”。她又表示:“我是第一位当总督的移民，原本身份是难民，我认为这对于加伞大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演变”。克雷蒂安则指出:“最重要的是，她爱她移居的国家和它的人民。她获委总督，反映我们社会的多元化和包容性，也显示我们国家随着时间成熟了”。加拿大总督年薪10.2万加元，相当于7万美元。
她透露她会致力于促进法裔加拿大人和英裔加拿大人之间的沟通，她又表示，完善加拿大的公立教育制度及促进新移民融人加拿大社会的措施，将成为她在任内的主要工作目标。在宣布她获得委任的仪式中，其第二任夫婿、作家沙胡路伴在侧。二人结识已经有15年，刚刚于1999年夏天结婚。她虽然与多伦多大学教授克拉逊(Stephen Clarkson)离婚多年，现在却仍然沿用以前的英文名字。她与沙胡结婚后，也没有把夫姓加到自己的姓名后。她的两任丈夫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克拉逊比她大两岁，现在是多伦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沙胡则于1947年出生于握太华，在麦基尔大学取得学士学位，精通英文和法文，是一名作家及社会学者。
伍冰志本人也是一名学者兼作家。她拥有多伦多大学英国文学学士及硕士学位，曾赴法国巴黎苏邦大学进行硕士后学术研究，获颁在海外教授法语的文凭。她也获得加拿大4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1965年至今，她担任加拿大广播公司许多时事新闻和文艺节目的主持人及监制，并曾为多份报刊撰写文章，有三本著作。1982年到87年，她出任安省首位驻巴黎总代表，1992年曾编写及导演多部电影，她的电视制作曾在美加获得约12项电视奖。
她的父亲伍英才相信女儿会是一位出色的总督。93岁的他形容女儿很自信，也很为拥有中国根而自豪，伍英才祖籍广东台山，出生于澳洲，他的祖母是爱尔兰裔。伍英才年轻时，因为澳洲种族歧视，曾回到香港，为加拿大政府驻香港的贸易机构工作，并与客家籍的妻子结婚。日本侵略香港时，伍参加抗日志愿军。尽管伍不是加拿大的公民，战后，加拿大政府把他一家的名字列入战俘交换名单。到加拿大后，他在政府部门工作。至今他还珍藏着当年英国国王嘉奖他的奖章和证书。
伍家被视为加拿大联邦政坛上的华裔“第一望族竺，除了伍冰志成为总督，其弟妇、香港富商利铭泽的女儿伍利德慈也在1998年9月17日获得委任成为加拿大历史上首名华裔女参议员。伍利德蕙觉得，克雷蒂安提名伍冰志出任下一届总督是十分明智的选择。她说:“伍冰志是带领加拿大进入下一个千禧年的最佳人选，她可以从一名难民、一名华裔，一变而成为加拿大的一位出色总督，充分证明任何族裔的加拿大人，只要肯努力，把握机会，一定可以出人头地”。她认为，伍的任命，将为加拿大国内的少数族裔，尤其是华裔，提供一个难得的好榜样。
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会主席詹文义教授认为，伍冰志被任命为总督，是加拿大华人社区的大事，大大提高了华人在主流社会的地位，也是伍本人才能的体现。他说:“伍冰志十多年前曾经返大陆寻根，我看过她的一张照片，是坐在长城上拍摄的”。
加拿大国土上也有着中国人的天地。据一项统计介绍，到2000年时，华人将达到130万，一跃成为加拿大的第一大有色族裔，超过黑人和南亚裔人，其中迁往加拿大定居的中国移民是所有国家移民中最多的。近几年来，平均每年有两万多中国人移民加拿大，占移民总数的近10%。加拿大统计局一项最新调查显示，进人90年代，华裔人口大幅度上升，近百万华裔已经成为全加少数族裔中人数最多、增长速度最快的族裔.他们人数虽然排在英、法、德、乌克兰、意大利和波兰裔之后，但以使用语言人数来说，却是排在英语和法语之后的第三位。华人是加拿大一个不小的民族集团，温哥华有近25万华人，多伦多是加拿大华人聚集最多的城市，目前在多伦多的华人已超过30万。由于各城市华裔社区发展日益成熟，华裔移民在融人主流社会的同时，也保持着自身的文化传统，例如，分布在全加各地的华文报纸，就潜移默化地影响和维护着人们的生活习惯和处世态度。这种独特的多元文化环境，再加上各城市都有唐人街，所以中国人来加拿大后，无论是读书，或创业，或投亲靠友，一般都先在唐人街落脚.有这么一个过渡环境，应该有利于华人将来融人主流社会和得到更大的发展。
我发现，多伦多市的华人可以说遏布全市的各个角落。士嘉堡(Scorborough)是华人居住数盆最大的一个区，由于此处远离市中心，环境优美，生活安逸，因此富裕的华人多将他们的别墅安在这里，一个好工作，一处宽敞的别墅，几辆名车，老婆孩子，是许多普通华人追求的最后目标。但如果想轰轰烈烈的干一场，在加拿大又很难找到机会，所以回国和闯美国就成了人们所面临的选择。由于多少年来新老华裔移民的不断努力，目前华人在加拿大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不断提高，除参与主流文化之外，他们还极大地保持和发展了中国文化。近年来多伦多的唐人街在大大发展，连多伦多人也说不清在多伦多究竟有几条唐人街，成规模的唐人街已超过10个。最早有中区唐人街和东唐人街，后来发展起来的有列治文唐人街等，1998年我刚刚到多伦多后不久，西边的密西沙加唐人街的牌坊也正式揭幕。
如果你走进唐人街，就如同进人广州一样，很多店名、路标全部是汉语，并在下面附英文。据了解，原来唐人街的路标是没有汉语的，经过华人的努力争取才在六七十年代由多伦多市立法批准。中区唐人街即老中国城是多伦多市市中心的一部分，两条长约数百米的十字路上布满了中餐馆和出售中国商品的商店，还有在路边摆小摊的小贩。“龙城”和“文华中心”是较有名的两个商场，并已成为华人举行活动的场所。但中区和东区唐人街的卫生状况都是比较差的，烂菜叶、塑料袋、乞丐不少。而远离市区的新兴唐人街则非常干净。在多伦多的华人中，广东、香港的移民人数占华人的大部分。所以粤语理所当然的成为流行语言，甚至于当地加拿大人以为粤语就是中国的国语，走在唐人街到处可以听见广州话，这几年由于大陆新移民和出国留学生的增加.普通话也可随处都能听见了，使用国语有开始普及的趋势。在唐人街，各类中国特色的商品应有尽有，每天有当地发行的大型中文日报，有中文电视台和华语电台，中餐馆遍布各地，各种宗教、经济、联谊的华人社团非常之多。唐人街很多商店的货物来自中国，甚至来自中国大陆;广式中秋月饼在中秋节前夜一抢而空。这里的华人饭店与商店都按照中国的风俗习惯待人接物。在东唐人街旁边竖立有孙中山塑像的公园里，人们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华人聚集一起打太极拳、练武术。这是加拿大国土上的一个小小的中国人的天地。住在多伦多，即使你不懂英文，只要有钱也可生活得很舒服，不仅华人商店和餐馆遍布全市，而且可在唐人街办理存取款、换信用卡等金融业务，因为加拿大银行都有分行在这里，甚至可以提供国语服务。如果你怀念中国银行，这里也有中国银行加拿大分行办事处。
一位老华侨对我说，来到多伦多不能不为中国人感到骄傲，这里有好多种中文报纸，像《明报》、《星岛日报》、《世界日报》，还有新创刊的《加华新闻》、《大中报》、《健康时报》等;有多伦多中文电话黄页;有中文电视和广播;银行、电话公司、社区机构有中文服务，特别是TD Bank(道明银行)更是如此，在华人集中的社区图书馆中有大量的中文书籍;在多伦多有很多条唐人街，随处可见中文招牌、中文餐馆;出了唐人街还有很多中国人开的杂货店、食品店、电脑商店、自行车商店等等。走在大街上时常能见到中国人，近几年，讲国语的中国人比例逐年增大，除了英语、法语，这里就数中文了，其他国家来的移民绝对没有像中国人这样幸运，比如印度人、俄罗斯人、南斯拉夫人等。我清楚地记得，1999年春节时，加拿大华人华侨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握太华的加拿大国会大厦举行春节联欢活动。
华人移居加拿大，选择加拿大为他们的国家，这不但意味着居住地的改变，而且意味着主观上认同对象的转变。这也就是说，他们在成为加拿大居民的同时，也可能要在意识上成为“华裔加拿大人”。但是，在“加拿大的华人”还是“华裔加拿大人”问题上，我想目前还是叫“加拿大的华人”比较好。之所以叫“加拿大的华人”而不是“华裔加拿大人”。这是为了强调，尽管他们在当代有职业和教育上的上向流动，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完全地被加拿大社会所接受。“加拿大的华人”表达了一种疏远感，可以肯定地说，130多年来，华人在这个国家的绝大部分的历史表明，他们一直是离异于加拿大社会的主流之外的，要实现一个真正的多元文化的加拿大还有一定距离。
事实上，华人在主观认同上能否顺利完成转变成为十足的加拿大人，除了依靠自己的努力外，还得看这个新国家在政治、文化和社会上对他们是否有相应的包容性，是否愿意提供有利的条件来容纳他们成为加拿大社会的十足和平等的成员。
“唐人街”，在英文里叫Chinatown，翻译成中文应该是“中国城”。不知什么缘故，中国人宁愿把“城”说成“街”，把Chinatown说成“唐人街”，才觉得亲切、正宗、过瘾!
住在中国时，“唐人街”对我来说是一个抽象而神秘的字眼儿，似乎所有居住在海外的华人都一定要在“唐人街”上留下一段故事、一段情事。
到了美国后，“唐人街”像是一块磁石一般地吸引着我，使我每到一个城市，第一件事就是问“唐人街”在哪儿。
我不敢吹嘘我在五年内已走遍了美国的五十个州，但是，我敢说在美国有代表性的“唐人街”我差不多都去过。
走访了许多“唐人街”之后，想像中的浪漫激情和戏剧化的悲情都被“民以食为天”的印象淹没了—生惫兴隆的“唐人街”，游人如织，吃的、喝的、穿的、用的琳琅满目;生意萧条的“唐人街”，顾客无几，饭店、商店自然少了几分生气。我光顾的第一个唐人街是座落在北加州的旧金山。旧金山是中国人移民美国最早和最多的发祥地，因此，经过几代人的建设，愣把一个“唐人街”变成了旧金山的一大景观—气势恢宏、占地面积之大，堪称与金山大桥媲美。
旧金山的Chinatown座落在市中心的繁华闹市，高大而又色彩鲜艳的中国牌楼威严地横跨东西两路，耸立在游人如织的大街上，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四个大字熠熠生辉。于是，雕廊画栋的牌楼就在前后划分出两个世界:牌楼外面中国人是客人，美国人是主人;牌楼里面美国人是客人，中国人是主人。牌楼前后不过一尺之宽，一尺之间却表现出鲜明的文化色彩。
走进牌楼，一条宽敞、望不到尽头的大街上，到处都是迥异于牌楼外建筑风格的中国式建筑:八角楼、硫璃瓦，古色古香，绝对有异于西洋的高楼大厦。接着，硕大而醒目的牌匾把中国字高高地挂在美国的土地上，让中国人看着开心，美国人看着新奇。
那时自己刚到美国三五天，听不懂英语，看不懂英文，聋作哑已经好几天了，所以一跨进牌楼，见大道两旁的饭店、商店、书店、药店都说中国话，卖中国的东西，那种欣喜若狂的感觉压过了我慕名而来的猎奇心情。我仿佛一下子融进‘唐人街”里，成为一分子，个人意识和民族意识猛然间膨胀起来:中国人就是了不起，愣是在别人的国家里建立起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旧金山一共有多大?Chinatown就占有了几条街!
在旧金山停留了三天，我每天都要到Chinatown转上一圈。虽然许多店主说的是广东话，但是，大家都是黄皮肤、黑头发，所以相互也能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