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北京人，身在首都一定会有一些骄傲，因为我生活的城市是中国的心脏，我生活的环境是世界最高。而从小生活的城市已经被我玩了一个遍，所以这个假期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开车去了大连，我们家在星海广场那有一套房子，所以每年夏天我们一家偶尔都会去那里度假，远离北京快节奏的繁华，去到一个海边城市，看看海静静心。
今年的去大连有些不一样，因为平时去就是看海或者野炊，不过今年在大连我听到了周杰伦的演唱会，他一直是我从小的一个偶像，虽然偶像现在要结婚了，不过他的歌确一直伴我成长，那天晚上，妈妈陪我一起去看，伴着大连独有的夜晚温暖的风，听着周杰伦的演唱会，真的感觉很好。无论是老虎滩，还是星海广场都是大连的特色，这个后兴起的城市，它的繁华和北京不一样，它的繁华是那种宁静的，因为它靠着海，因为它拥有不久的历史，因为它虽然身在东北却有堪比上海的繁华。
大连，照比北京的喧嚣我更喜欢这个城市，因为我爱宁静简单的感觉。
作为地球的主人，面对着环境的污染我们不能只是担忧与抱怨，而是要有行动，要有绿色行动。困难在于废物随手抛弃、混合堆积就成为垃圾。我们应该参与“举手之劳”的垃圾分类活动。
就比如说我们学校后边的垃圾场吧，最近好像坏了。我上下学一到那个垃圾场的转角处，“闻”到充满酸臭味儿的臭垃圾，真是所有的好心情全都没有了。再“看”到地上像花朵一样的五颜六色的垃圾袋遍地都是，红的、白的、黄的、绿的、黑的……我想：如果每人每天都将垃圾不分类的乱扔。那我们的地球没有一个月就会被外星人称为“垃圾球”的。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开始，做一个会垃圾分类的小公民！
还有就是节能减排的理念，现在满大街大多数都是汽车，所以尾气也越来越多，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所以我们要绿色出行，能不开车就坐公交车，能不做公交车就骑自行车或步行。
请大家快行动起来吧。少开汽车，多骑自行车上学、上班，不仅减少了污染排放，而且还可以锻炼身体；在学校里，当全班离开教室时，记得要随手关灯；用水时，一定要及时关上水龙头；用铅笔写过的纸可以当草稿纸用中性笔再写一遍……这些都是节约的小妙招。
我们人人都在过生活，在生活中那些一点一滴的小事中，每个人都可以为了“事事都节约”这个目标出一份力。其实，只要每个人都愿意付出自己那份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就是一份大大的力量。
让我们一起来为地球，为人民，为了自己的家园行动起来吧！从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用自己的力量把祖国变得更美好。
作为一个北京人，应该为自己能够生活在首都而自豪，可我原来却常因为自己生活在偏僻的丰西火车站附近而苦恼:听着火车尖利的汽笛声和黑乎乎的大喇叭里不时传出呜哩哇啦的对话声，看着杂草丛中一堆J作好像永远清理不尽的货物，真让我心烦意乱。 只有到了夜晚，不远处一片灯火斑斓，这才给荒凉的丰西带来了几分生气。我奇怪地问爸爸:“那是什么地方?’’ “那是驼峰，上面有个编组站。” “什么叫驼峰呀?’’ “驼峰是为使车辆解体时便于溜放而特意设计的。编组站前的路面，缓缓隆起又缓缓而下，如同骆驼背上的峰。” 这天下午，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编组站采访。
空中密如蛛网的接触线，罩在几十股或弯曲或笔直的铁轨上，夕阳的余辉，把铁轨照得熠熠发亮，不少黑白相间虎尾似的路标从地下钻ti. u “呜—”火车一声长鸣，喘着粗气，由北往南缓缓驶来。不知什么时候一位叔叔手拿一柄叉子早已站在路边。 他侧着身，弓着腰，扭着脸，一边随车小跑，一边将叉子伸到两节车厢之间，然后敏捷地周叉头向上一挑，又用叉柄往下一压。这样一节节车厢依次向下溜，从峰顶分散到下面各个股道中去。不一会，木来一股道跑来的列车，就这样分道扬镶了。 叔叔干完了，把小纸条抓成一团儿，在空中抛了个弧线形，哼着小曲跳上了站台。我们向他说明来意，随他进了一间小房子。 叔叔知道我们是来写他们的，你推我操，都有些不好意思。
见我们盯着桌子上一张张有密密麻麻数字的小纸条，一位叔叔解释说:“青岛来了酒，要运往全国各地，就要把列车解体重新排队。” “这么小的站，管这么大的事?’， “站小?它是咽喉要道，就是嗓子眼儿。” “在全国占的一可是首要地位，就是在亚洲也是屈指可数的呀!’， 我惊讶得瞪大了眼睛:“那要运多少货物呀1" “每夭的流量不下两万辆(节)。”叔叔轻轻一笑。 我们不约而同地吐吐舌头。 话刚说到这儿，又来了一列火车，抽烟的叔叔把烟头一扔，用脚一碾，“腾”地从长椅上蹦了起来，冲出门外。 “看见了吗?不能慢一点，不能出一点差错。，，另一位叔叔说。不知不觉地，我对他们产生了几分敬意。 这时，灯亮了。首先在道边钻出了葡萄紫，不远处又跳出了孔雀蓝，杆下忽的又蹦出个牡丹红。在灯光下，还星星点点夹杂着乳白色的小亮点，“呢l”的一排光束，灯塔上一串串橙黄色的灯也一下子亮了。 “看，好看不?将来还要更美。”站长叔叔的眼晴也是亮晶晶的。
王老师读着一封从河北省遵化县后稻地村寄来的表扬信，同学们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我应同学们的要求，讲述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那年夏夭，我和表哥一同回到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故乡 —河北省遵化县后稻地村去度暑假。 进村后，大阳已羞涩地躲在西山后面了。由于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连到过大伯家的表哥也不认得路了，只好向人汀听:“大嫂，陈庆山家怎么走?”大嫂用手指着不远处的五间大瓦房说:“那就是。”
这时，大嫂身边的小孩问:‘，娘，他们也是北京人吧?”我一看，他正用敌视的目光望着我们， “是和那个骗子一个地方的人吧?”“莫乱讲!”大嫂在训斥小演。 我们到了大伯家，亲热了一番之后，便问起有关“北京骗子”的事。大伯说，半年前，一个自称北京啥高级照相馆摄影师的人，拿着一架日本照相机来村里照相。他说他照的相得过一等奖。俺们一听，技术这么高的人照一张才9角钱，就仁一群，俩一伙地来照这带色的照片。
过了5天，大伙来取相片，左等不来，右等没影。后来听说那人当天就溜了。这可把俺们气坏了!打这儿以后，全村人对北京人没了好印象。我听后心里很不自在，也很气愤。心想:我一定要为北京人争光。 当时正值农忙时节。白天，乡亲们在地里干活;晚上，还要搞点副业。老人、小孩，晚上就去三叔家看电视。这儿天，电视机坏了，人们很扫兴。怎么办?我灵机一动，征得大伯的同意。
1993年早春，第一次来北京时，我住在姐姐家。姐姐住的地方是专门给外国人盖的公寓，所以生活上没什么困难.公寓里的服务员对外国人服务热情，非常亲切，服务小姐也很漂亮，所以我当时对北京人的印象很好，但我认为当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搬到了学校的学生宿舍后，对北京人有了更深人的了解。
像自行车流一样陌生的“黄色面的”，我第一次看见时，就想:“面的”比较大，而且可以坐很多人，可能很贵。可是正相反，有人告诉我，“面的”是普通北京人的交通工具。了解了这些，我觉得这种车子真不错，可是“面的”的司机是正相反。有一天我在亚运村坐“面的”回北京语一学院时，出了一件事情。当时我刚来北京不久，汉语说得不太流利，可是我为了练习口语.先跟他打过招呼，还跟他说我对北京的地面儿不太熟。司机也很亲切地对待我.他跟我说:“韩国真不错，亚洲的四小龙吧!听说你们的经济发展很快，你的汉语很好，听不出你是韩国人。”他这样给我戴高帽子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往外看，我们正在经过W贸中心。以前我来过这地方。所以我知道现在走的是相反的方向，我一下想起了以前有人说过的一些北京司机的伎俩。大概过了一个小时，终于到了语言学院。计程表上显示50块钱，可是我按照正常的算法递给他10块钱，接着.他无理地跟我咧了咧嘴:“你真不知道北京的交通情况，现在是堵车的时间，所以我不得不绕着走。”我后来跟他吵了起来。可是吵也没有用，站在他的面前，运了运气而已。过了好一会儿，又扔给他40块钱，我蔫头鸯脑地回来时，自己问自己:“孔子的国家，文明的历史古国，为什么落到这样的地步呢?”
去年夏天，我访问了我的导师家。他家里有陈旧的家具，在书架上装满了古籍。他一生致力于辛辛苦苦的学术研究，而生活确实是清贫的。我问导师生活过得怎么样，工资大概多少等等……他和蔼地跟我说:“我已经退休了，坦白地说，工资一个月只有300多块钱，现在物价越来越高，我觉得生活上有一些困难。可是我有自己最喜爱的东西，就是看书，所以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听了他的话后，我不知不觉地产生一种惭愧。回到宿舍以后想，还有这样默默地走自己人生旅途的北京人，以前我只看到了北京人的一些外表，甚至存在某种偏见。
过了几个星期后，我替女朋友提琵琶跟她一起去教室，看到教琵琶的老师正在空空的教室里演奏琵琶。我们跟她打招呼，可是她已经心醉于自己的琵琶旋律，不知道我们来了。她可能除了琵琶的旋律以外，什么都听不进去。虽然我对中国古典音乐是外行，但听了她的演奏，也不知不觉地被感动了。经过20分钟的演奏后，她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才知道我们来了。后来女朋友告诉我，她不顾一切，琵琶演奏占了她生活的大部分，她那只旧琵琶伴随着她40多年了。听了朋友的话，我对她如此热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感动不已。
第一次来北京时，可以说我不了解北京人，恐怕现在也不能说完全了解。可是我越来越感到我和北京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文化差异。如果我不理解这些情况，依我的标准来判断他们，那真是愚蠢的行为。在北京生活两年多了，以后我打算多接触北京人，更深地了解他们，回国时，我希望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通。
“北京人在纽约”的故事很多人熟悉。北京人在多伦多的故事也同样的精彩。1998年2月22日，多伦多的北京人宣布成立一个加拿大人北京协会，一下子就吸引了数百人到场。根据北京协会会长朱先生的介绍，成立该协会的目的是“把大伙儿往一块儿凑凑，多认识几个哥儿们，有个地方诉苦侃山，共同干点儿什么.再说，在加拿大的大陆移民中，来自北京的人数数一数二，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什么会”。加拿大的北京人里能人相当多。对于新移民来说，最亲切的莫过于在海外听到乡音，所以北京协会经常举办旅游、野餐和各种节假日庆祝活动，给会员们提供相聚的机会。会员们对此类聚会也非常感兴趣，每次活动都吸引很多会员出席。
1999年7月25日，加拿大上海联谊会在多伦多正式成立。根据首任会长马先生介绍，这是一个非政治、非牟利的团体，旨在团结在加拿大的上海同胞，发扬光大上海的文化传统，促进两地的发展交流，为上海新移民谋利解难.在成立当夭就受到众多上海人士的欢迎，有600多人出席。
1998年9月成立的加拿大河南同乡会，在全体会员及理事会共同努力下，仅仅一年的时间就做了许多实事，积极参与华人社区的公益活动:如1998年底赞助北京协会举办的《希望工程》捐款活动，1999年4月欢迎朱总理对多伦多的访问，支持为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塑造铜像活动，以及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及澳门回归一系列双庆活动。另外，在1999年3月，河南同乡会还组团访问故乡河南省，为促进双向交流成立了“河南讲坛”，并在郑州大学设立了奖学金，以帮助家境困难的优秀学生成材。
加拿大梅州同乡会经过8个多月的筹备，于1999年8月29日正式成立。首次会员大会认真讨论并通过了梅州同乡会章程，同时民主选举出首届理事会成员，会上还商讨了开展会务活动事宜。根据首届会长介绍，著名侨乡梅州地处粤东山区，素有客都之称。梅州同乡会成立的宗旨是，敦睦乡谊，弘扬客家传统，特别是继承客家人勤奋刻苦和勇敢进取的精神，并为加拿大繁荣及民族和谐而努力，同时热心梅州家乡建设。
一些历史悠久的华人社团也重新焕发青春.例如，林西河堂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社团，1999年8月29日该会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庆祝自己成立79周年。据我后来了解，该会创会的初衷是宗亲相聚和互相帮助，近年已经逐渐汇人社会主流，帮助青少年，支持社会公益事业。该会是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的初始会员之一。
活贤社的新移民服务项目，像新移民英语会话班、举办“大瀑布一日游”等也深受欢迎。例如，为了帮助新移民了解和掌握有关奖学金的申请和准备情况，熟悉加拿大的教育环境、结构和文化。活贤社于1999年7月14日星期一晚上7-9点在皇后东街835号(835 Queen St. East)举办了一场教育讲座，题目是“如何申请奖学金”。讲座以中文普通话进行，费用全免，参加者必须随身携带“移民纸”。7月24日，这一天是个周末，从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活贤社移民服务中心又在公园举行了每月一期的新老移民联欢活动，活动内容包括烧烤、野餐、游泳、日光浴等。与大陆组织活动不同的是，没有免费的午餐，参加者除了提前登记外，还要自己准备食物、泳衣等。但活动本身还是挺有意义的，其目的是为了新老移民在一起结识新朋友，交流彼此的经验，建立自己的网络，相互理解与帮助。
三是为某种目的而组合的团体。
这类团体如加中企业家交流协会、加华国际商会、商业俱乐部、中华学者商会、严新气功文化中心等。也有一些综合性的社会、经济、文化及娱乐性的团体组织，如多伦多华人团休联合总会就是多伦多规模最大的华人团体，它已经成立14年了，现在有40多个社团会员，是多伦多华人社团的一个联合机构，它在促进华人权益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也具有同样的性质。
目前多伦多的大陆人中，大约只有30%的人平时参加社团活动。
各类大陆新社团成立的原因之一是，当这些新移民在加拿大安定下来之后，那种身在他乡所特有的精神空虚就开始滋长蔓延，总觉得少点什么，人们总觉得太寂寞，不是找朋友聊聊天，就是借点录象带当作消遣，心里总是空空的，向国内亲友“报喜不报忧”已经成为大部分移民的一种普遍的心理定势，虽然他们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但是在他们“捷报频传”的背后是现实生活中所承受的不满、挫折甚至失落。这几年来在多伦多“雨后春笋”般诞生的各种名目的“同乡会”、“校友会”、“联谊会”，有很大一部分成分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产生的。
无论如何，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新的华人组织积极关心新移民问题。
1999年10月，摩根一凯文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和加拿大北京协会着手联合在多伦多筹办大型新移民问题研讨会，着重探讨新移民移居加拿大后遇到的诸多问题，以期能够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协助新移民尽快地在这块土地上扎根、生存和发展。_
据策划组织这次研讨会的总负责人黄先生介绍，成千上万的华人万里迢迢地来到一个语言、文化、种族迥然不同的地方，面对着的困难和感受到的身心压力是巨大的，新移民如何克服在就业、教育、婚姻、家庭、教育子女、健康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如何在这块异国的土地上扎根、生存、发展，需要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
这次他们率先在民间领域探讨新移民的问题，目的是通过研讨会，希望能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将研讨会的成果提供给新移民所在国和相关团体，作为解决新移民问题的借鉴，为华裔新移民在这块新的土地上扎根、生存和发展作出贡献。黄先生介绍说，在新移民中，有许多学识丰富的学者，他们都曾经历过新移民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对研讨的问题感触良多。他希望各界的能人智士，积极关心新移民的问题，在研讨会上敞开自己的观点，为新移民的发展添锦加彩。
可惜，就在这次会议举行前的一个多星期，我的归国日期已到，没有能参加这次研讨会。但我相信大家对大陆新移民问题讨论得很热烈。
国庆5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华人团体也十分活跃。
1999年9月30日晚，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在世纪皇宫大酒楼举行了盛大的国庆招待会。我作为留学生代表应邀出席。多伦多各社团代表及各界人士400余人出席，纷纷向中国总领馆官员祝贺，招待会洋滋着热烈的节日气氛。
第二天，也就是1999年10月1日上午11时，多伦多各界华人在多伦多市政府广场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升旗仪式约500人参加，由多伦多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暨澳门回归中国筹委会主席詹文义教授主持。出席的嘉宾包括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周兴宝和夫人、几位应邀的联邦国会议员和省议员、各华人社团代表和中国留学生代表。
在雄壮燎亮的中国国歌声中，加拿大童子军将五星红旗缓缓升起。此时，狮队、腰鼓队和华裔儿童游行队伍也参与助兴，场面热闹空前。这是多伦多历史上首次在这个广场上看到五星红旗高高迎风飘扬。我难忘，我作为一名公派留学人员代表目睹了这动人的一幕。
我清楚地记得，在正式升旗礼之前，我们公派留学生代表激动地在会场上展示从中国带来的鲜艳的国旗，遥祝祖国繁荣富强，并祝家乡父老节日愉快。没有想到，我们的这一动作被《加华新闻》记者摄进了镜头，并在第二天出版的报纸上刊登了出来。
杂酱面是北京人最家常也是最可口的一种面食。炸酱时，架起铁锅，用黄药翻炒些肉丁儿，洒些盐，不一会，铸就好了。一顿面吃完，总还剩些儿。便盛在一个墨蓝色画着竹叶的小瓷碗里，放到过道儿的碗柜上去—这已是我对几年前的“回忆”了。记得那时，我总爱拣酱里的肉丁儿吃。吃过饭后，仍是惦念不忘。便偷偷地从碗柜里抽出一双竹筷，轻轻拨弄那碗断，拣几个肉丁儿吃。然后再小心地故好筷子，安然地继续干别的事情去了。
母亲也很“馋”，是我亲眼见的，有时候吃过晚饭，我亲眼见她趁别人不注意，轻轻地掀开阁子上的布帘，用小勺“偷吃”芝麻酱。我屏住呼吸看着母亲一点一点品着滋味儿。吃完后，她又把帘子拉好，才轻轻地走了。我等她走到别的屋后，也找了把小勺儿，学着母亲那样“偷吃’起芝麻酱来。真香!怪不得把母亲的馋虫也勾出来了呢!
快入冬时，我总是馋玉米。姥姥便在集市上买上一大兜儿，回家来煮。在火上架好3层笼屉，装好玉米，一会儿，水开了，从每一层笼屉的缝隙里，冒出许多热气，直到厨房玻瑞上象上了一层白雾。我在屋里急得走来走去—“老玉米怎么还不好呀?”
在刚刚过去的初三生活里，虽然学习很紧张，可总还是有时间和朋友一起吃零食(其实我很少吃零食)，买上一大包“卡迪那通心脆”，或是在学佼的小花园里，或是在阶梯教室里，一中午的快乐时光就会过得有滋有昧儿了。最惬意的，就是边嘴通心脆，边和同学“策划”鬼主意，臂如拿杨树花儿吓唬同学啦，把花籽包成一包撤同学一身啦，等等。只可惜上了高中之后，这种爱好也逐渐淡没了，或是说没兴趣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