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伦多，一般华人社团提供的移民服务内容包括工作技能的自我评估、劳工市场资料查询，以及教授履历写作与面谈技巧等。新移民抵达多伦多后，对本地的就业市场并不熟悉，如基本的雇佣标准法则、对于最低工资、工作时间、超时工资、遣散费、解雇、公众假期、年假、病假、产假、父母假期、星期日工作及薪金保障计划等。
据服务机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所做的基本工作包括，要对新移民介绍一些基本的生活常识和法律知识，帮助他们尽早适应在加拿大的生活。例如，现在这里一般工作以时薪计算的最低工资为6.85加元，18岁以下的学生时薪为6.4加元，饭店服务员为5.95加元，而另外加小费.工作时数每天最多为8小时，每星期40小时，除非雇主有特许证，可以超时工作，但最多每名雇员每年10。小时，超时工资以每周工作40小时以后开始计算。再比如，对于新移民感到新鲜的一件事是，每年年初加拿大人都要忙着作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报税，报税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过了元旦，从自己工作的公司、有存款的银行，纷纷寄出反映你上一年收人的T4表。假设李先生去年在A公司工作，又在B公司兼职，C银行有两千元定期存款，从政府领到上学的贷款D，还有孩子的牛奶金。这些是李先生去年的全部收人。牛奶金免税，ABCD四项收人是需要交税的，或早或迟你会收到这四处寄来的T4表，如果地址变了一定要及时通知所有留有你的地址的公司或者机构，如果没有收到这些表一定要与他们联系索取。即使你上一年没有收入，也一定要报税，原因有三，一是增加了退税额，二是你在加拿大的记录，三这不仅是加拿大公民和移民的义务，而且也是每个加拿大居民的义务，凡在加幸大居住满一定时间都可以申报，如中国在加拿大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所以，每年2月底，你在邮局可以拿到报税专用表。一本是报税表，另一本是报税指南。税表这一本里，所有表格都一式两份，一份交国税局，另一份自己留底。如果你去年已经交过税，今年的税表将直接寄到你家里。
我在加拿大了解到，一些华人社团领袖都认为，新移民处境的改善也有待于他们自身政治地位的提高。
1999年6月3日安省省选前夕河南同乡会会长咸先生指出:“我们移民来到加拿大，就是为了寻找更多的机会，争取更多的自由，所以我们华人一定要积极参政议政，融合到主流社会中去”。他说:“现在华裔是加拿大最大的少数民族，已经达到100万人之多，但参政议政反不如意大利裔、犹太裔活跃。如果我们不珍惜自己手中的政治权利，主动融人到主流社会中去，就会成为一个被排挤的、没有发言权的小团体了”。
安省华人参政助选委员会主席林先生在谈到安省华人与参政问题时指出:“华人在加拿大的政坛上，经历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现在已经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年来，华人在联邦、省、市各级权力机构中，已经有数位担任要职，说明华人参政的前景是十分光明和鼓舞人心的。但是，现阶段安省华人参政的意识还有待提高”。
综观安省华人参政的历史，由1947年华人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开始，经历22年，即1969年才出现第一个华裔多伦多市议员刘光英;经历40年，即1987年才出现第一个华裔省议员黄景培;经过半个世纪，即1998年9月，加拿大总理委任首位华裔女性伍里德惠为联邦国会参议员，而安省却没有产生过华裔国会议员。回忆1997年联邦举行大选，共有7位华人角逐联邦议席，可惜全部败落。1995年省选期间，共有3位华人角逐省议员，也全部没有成功.安省华人在以往的省选和联邦选举中屡次失败，诚然有诸多主观和客观的因素存在。从主观因素来看，有人虽然有从政经验，但与社区颇为隔膜;有人与社区颇有联系，但又缺乏政治经验;有人既没有从政经验，又没有为社区服务的记录和业绩，他的参选，好像突然“从天而降”，这样没有群众基础的候选人，参选一定毫无把握，仅能碰碰运气罢了。作为一个参选者，如果抱着要打有把握的仗，首先要在品德、学识、才干和声望各方面作出自我评价，并鉴定自己为社区服务的资历，是否受到当地的选民爱戴和支持等。从客观因素来看，参选人是否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党大力支持，而这个政党在该选区的选民中是否受到普遍的欢迎。参选人不但在华人社区受到拥护，在其他的族群也应受到欢迎和支持。华人参政另外一个不利的客观因素，是主流社会仍有根探蒂固的种族主义思想，对华人或多或少存在有歧视的心态。
“安省华人参选委员会”1995年4月1日正式成立，从此，多伦多华人社区有了一个积极推动华人参政的组织，使华人参政逐渐向稍具力量和规模的方向发展。在短短4年里，该委员会获得华人社区各界人士和传播媒介的鼓励和支持，加上该委员会理事们的紧密团结和合作，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为华人参政做了许多实质性的工作，例如与许多社团建立比较紧密的联系;举办论坛;力促华人政党的团结;宣传出版参政通讯;在社团内张贴选举漫画;举行与选举有关的摄影比赛等形式，推广和提高华人参政意识，鼓励华人踊跃参加投票。
“助选委员会”的侨领们说:“我们的工作虽然繁复细致，费时吃力，但也收到一定的效果。该委员会今后将强化和扩大组织，培训助选宣传人才，建立基层网络，普及华人政治意识及鼓励华人参政。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人才鼎盛、资金雄厚和人力强大的华人社区政治压力团体。希望社区各界人士冲破界限，消除自扫门前雪的陋习，参与我们的行列，团结一致，共同为华人参政贡献更多的力量。争取种族平等，华人要从教育着手，最便捷的方法是打人政府决策层，让华人的影响力在政策上反映出来”。
在大量华人抵达本地的情况下，华人已经成为多伦多人口最多的少数族裔，华人社区人士在呼吁华人应继续争取种族平等，不能以事不关己处之，多伦多市隐藏的种族歧视问题依然存在。总的讲，近年来华人经济的强大多少减低了这种歧视情况的发生，但绝不是没有，有些向题只是隐藏在内，不容易被发现。如工作职位，现在除了电脑业外，其它行业华人占要职的实在太少，往往有才能与地位不相符的情况出现，在银行里出色的华人很多，但真正掌握关键要职的很少，大多只能到副主管为止。而且许多主流社会的小圈子华人也难以打人。现在很多华人新移民来到多伦多，有些人如果自己不去争取，安于现状，可能种族歧视的问题就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詹教授撰文指出:“1999年7月1日是加拿大建国132国庆，多伦多许多族裔人士和团体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的节目参与了国庆活动。投人庆祝国庆的华人和其他族裔人士年年有增无减，这表明了各族裔人民对加拿大的认同和投人感的日益加深。华人移居加拿大，选择加拿大为他们的国家，这不但意味着居住地的改变，而且意味着主观上认同对象的转变。这也就是说，他们在成为加拿大的居民的同时，也应该在意识上成为华裔加拿大人。当然，华人在主观认同上能否顺利完成转变成为十足的加拿大人，除了靠自己的努力外，还得看这个新国家在政治、文化和社会上对他们是否有相应的包容性，是否愿意提供有利的条件来容纳他们成为加拿大社会的十足和平等的成员。这主要看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究竟执行得如何。多元文化政策是加拿大基本国策之一，是各族裔能互相尊重与和谐相处的基石，不能被某些政治家当成可有可无的东西，在经济情况好转时，便打‘多元文化’这张牌，向少数族裔示好，以争取选票。而一旦经济不景气时，便将之束之高阁。这种把多元文化政策当作权术的筹码是要不得的，它表露了主政者对实施多元文化政策缺乏诚意，把少数族裔的权益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这是应该反对的，华人应该齐声要求政府恢复当年特普多总理所倡议和推行的多元文化政策的精神和实质”。
詹教授认为:“在另外一方面，华人在一些观念上也应正名。华人移居加拿大，目的是在此落地生根，他们期望加拿大政府和全体公民，能确认和容纳他们及他们的后代为加拿大的十足和平等成员。但是，在华人这方面，他们也应该在自己的主观和行动上，积极寻求成为加拿大社会的十足的成员。作为迈向这个目标的第一步，华人也要改变不符合他们新名分的思维和言行。例如，在华人当中，在加拿大客居即侨居的中国人为数极少，因此华人及华文传媒经常挂在口头上的‘我们中国人’，‘华侨’、‘侨社’、‘侨领’等名词和概念，对绝大多数华裔加拿大人来说，都是不正之名，有‘正名’的必要。华人是‘华裔加拿大人’或者‘加拿大华人’，而不是‘加拿大中国人’;他们是‘华人’而不是‘华侨’，而‘侨社’或者‘侨领’则有必要正名为‘华社’和‘华人领袖’”。
在詹教授看来，“华人在要求和支持加拿大政府全面落实多元文化政策的同时，在主观上和行动上也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和转变。举例来说，加拿大移民到上海去定居，成为中国社会的成员后，还能自称为‘我们加拿大人吗?’如果他们一开口便如此自称，无疑是在表示他们虽然身在中国，而精神远未加人中国。因此，上述提到的‘正名’的需要是很明显的，华人如果在主观上还停留在‘我们中国人’，‘华侨’，‘侨社’等的阶段上，他们便是自外于加拿大，‘名不正，言不顺’，哪里还有资格要求加拿大政府和社会接受他们成为加拿大十足和平等的成员呢?”
詹教授说，“从‘我们中国人’转变为‘我们加拿大华人’，并不等于割断华人的历史和文化的根。其实，这种主观上的转变，不但有利于提高华人在加拿大的地位，同时也有利于他们和中国的关系。他说，中国前总理周恩来每次接见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人的代表时，无不鼓励华人认同当地的社会，全心全意投人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效忠他们的国家。(20世纪)60年代初，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接见新加坡名人李光前(陈嘉庚女婿)，问起为何泰国的华人能顺利地汇人泰国社会而成为享有平等地位的成员，而马来亚(当时马来西亚尚未成立)的华人却不能做到，李光前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提到了回教的因素，周总理马上反间到:为何马来亚的华人不全部加入回教呢?这次的对话充分显示周总理是多么关心海外华人认同当地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因为他知道这是关系到华人的切身利益。当然，要全面认同，在观念上的正名，便是这个认同过程的重要一步”。
詹教授还指出，“要真正成为十足的加拿大社会成员，除了正名之外还必须积极关心和参与社区和社会的事务。西方的政治就和吃自助餐一样，如果不自己去取拿所需要的食物，那只有挨饿的份，没有人会把食物送到面前来的。在落实多元文化政策方面情况也是如此，既然被定为国策的多元文化政策符合华人和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当它被收缩时华人就不能袖手旁观，应积极投人加拿大的政治去争取应有的权益，不然这些权益就有可能被减少或者取消，影响到自己的切身利益”。
詹教授的这番高论是否完全符合加拿大的社会实际，在我短短的一年考察期间还无法作出客观评判，因而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与历史的验证，也有待于华人与新移民来自多年生活实践的共识，但无论如何，侨领们对新移民的关注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