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妈妈带我去泰国游玩，正好赶上泼水节。街上张灯结彩，好不热闹。
大街小巷摆满了水桶，而且这些水桶可是高约1.5米，直径1米，里面的水更重达500斤的，想一想，这样的水桶排成一条长龙，该是多么壮观！接着满脸笑容的当地人端来许多小盆。随着主持人一声令下，泼水节正式开始！
哗！有人从后面兜头给我一盆凉水。哇，在这酷暑难耐的下午，被泼水还真是享受啊。我也端起水盆寻找目标，可是太重了，一个踉跄，盆倾水洒，我也直接跪倒在地，膝盖一阵钻心疼痛。看到血如蚯蚓一搬从伤口流出，我倒在满是水的街边大声哭泣。妈妈赶紧搂住我，焦急地东张西望。
突然，一个皮肤黝黑的当地人来到我身边，蹲下身子和我说话。可是他叽里呱啦说一堆，我一句也没听懂。他将我的腿轻轻地拽直，仔细地检查。接着，一群人围了过来，有的是当地人，也有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他们都睁大眼睛，手中比划着，我惊呆了，连膝盖的疼痛都忘记了。突然传来一个声音：“他的皮肤受损，需要消毒。”
接着，一个身穿花衣的泰国人从人群中挤过来，他打开一个简陋的医药箱，掏出消毒液清洗我的伤口，我疼得嗷嗷大叫，并缩起腿来。四周的人都按住我的腿，嘴里叽里咕噜又说一堆话，还有一个黑人小妹妹轻轻在我的腿上吹气，一阵清凉让我不再乱动。这个花衣人用不标准的中文说：“快好了，你忍住。”接着他用碘伏擦拭，再涂了一层不知名的药膏，最后用纱布将我的伤口层层包裹。
妈妈感激地对人们喃喃道：“谢谢大家关心，谢谢。”大家脸上都露出明媚的笑容，他们纷纷拍着我的肩以示鼓励，并挥手告别。
虽然在这缤纷热闹的节日里，我不能再和大家纵情欢笑，但异国人的爱让我感受到节日的温暖和幸福。
走出宿舍，眼前是一条石块铺成的小路，不宽不窄的路面徽微朝两旁倾斜着，曲折地向前延伸，又不时分出小叉，爬过草坪去。芳草由矮矮的、密匝匝的冬青和婆婆高大的梧桐圈着。隔着草坪，路的右边连绵着大礼堂、阅览室、梯形教室和教学大楼，路的左边依次班立着图书馆、物理楼、化学楼和数学楼。路的尽头是一个竹禽笆围成的植物园，拐两个弯，就上了大路，再往前就是我们学校的大门了。
这条躺在校园一角的小路是再普通不过了，它是那么的不显眼，在我看来简直已经破旧了，石块青不青，白不白，黄不黄的，有些还跑了出来，滚到路边，那些小坑立即被泥沙、树叶填满了。尽管如此，我和小华还是非常喜欢去那儿散步，因为那里十分幽静。可自从小华自费留学去了美国，我一个人就很少去了。
中秋的傍晚，一封来自大西洋彼岸的书信落在了我的手心，呀，是小华的。我拿粉信走上了小路—那天握别后，我就上了飞机。起飞时，下起了雨，大滴大滴的雨点撞到了玻瑞上。也许是天气不好，也许是第一次坐飞机，我心里充满了恐惧，担心着各种事，飞机飞得上去吗?飞机会掉下来吗?如果”一那么…，我拼命想象，可什么也想不出来，发动机的轰鸣声直往耳朵里钻，充塞了整个脑子，而心里却是一片空白。我感到耳朵
发胀，转脸朝窗外一看，飞机巳在半空中了。飞机越飞越高，大地上的一切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终于，云层隔开了我的视线。祖国，我要离开你了!这时，我再也憋不住了，泪水涌了出来，落到了怀里的笔记本上，这珍贵的小本子里写满了同学们的惜别赠言，那是一颗颗火热的心哟!
十六小时后，飞机抵达了布满立体交叉公路的纽约市。
我象一只离群的孤雁飞到了异国，一切都不习惯，特别是世情淡薄，什么都讲钱。说给你听，也许不相信，在学校上完课就得离开教室，否则是要付钱的。学校环境十分整洁优美，可我没闲工夫去细细赏玩，为了生活，为了付学费，上完课就得去干小活，一干往往半天，真累得够受。我外语基础差，要跟上学习进度，常常熬夜，而第二天我又红着眼睛赶到学校。生活实在太紧张了。
在我所接触的大陆新移民中，甘先生、曲先生、黄先生等应该算是其中的成功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有在北美的求学经历，他们的一致感受是，来加拿大，就要谋求更大的发展，否则，匆匆而来，完全是对生活的不负责任。
认识海外留学多年的电脑博士甘先生，是在1998年圣诞节前夕。那天我参加了在多伦多大学医学院一个地下大厅由方圆俱乐部举办的联欢会，方圆俱乐部是一个由大陆新移民自己创办的非燕利性的社团，最初才几十人，后来逐渐发展为数百人，其成员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基本上全讲中文普通话。它除了在一些重大节日举行纪念活动外，主要是每月一次的交谊舞会。一般是每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晚上，时间是从晚上7点半到12点。如果是会员，门票5元，非会员，门票7元，因为会员已经交纳了全年10加元的会费。我是在1998年圣诞节前该俱乐部举办那场“欢乐在圣诞”活动时开始了解该组织的一些活动，也多了一个了解大陆新移民的固定场所，同时也有机会不断了解甘先生。
他是方圆俱乐部的现任主席。这个职位是没有任何行政级别的，更不会有人给他发工资的。他的主要职责是为新移民服务，组织大家开展一些健康的文娱活动。那天晚上的活动真是丰富多彩，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活动从下午4点半开始，首先是观看中国国产彩色故事片《不见不散》，然后是400余人的集体大会餐，简单的中式自助，接着是文艺晚会，大家演出的全是包括京剧在内的中国传统节目和卡拉OK，然后是由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的侨务领事讲话，尤其对该组织捐款援助1998年国内水灾的活动表示感谢，后来就是抽奖及游戏比赛活动，最后在优美的乐曲声中开始一场别开生面的舞会。活动一直进行到次日凌晨1点30分。整个活动井然有序，热闹而不显乱。这里面当然有甘先生的一份功劳，他毕竟是整个活动的策划者和主要组织者。
甘先生很会唱歌。他的拿手节目是《牡丹之歌》，据说连续几年在多伦多各种类型的华人歌曲比赛中拿到冠军。就在那次圣诞晚会上我听过他洪亮的歌声。在异国他乡听着一首首熟悉的中国歌曲，那种特殊的幸福与陶醉感，是在国内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到的。后来我在“多伦多华人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卡拉OK大赛”上再次看到甘先生领奖的场面。
甘先生夫妇都是江西人，他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日本留学，获得计算机博士学位，而后移民加拿大。刚来时他在一家小公司谋职，夫人全日打工。几年之后，甘先生在一家大的电脑公司找到了专业对口的工作，夫人也开始盘个小小的鞋店经营起来，又两年下来，甘先生夫妇搬出了与人合租的穷舍，贷款在郊外的士嘉堡一带买了价值30多万加元的一套房子。
知道我是来自北京的博士和国际关系学者后，甘先生夫妇对我表示相当友好。每次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并几次提出要设家宴请我，不巧的是，每次邀请我都有其它学术活动安排，一次是日本来的学者要与我座谈亚太安全机制的构造问题，一次是多伦多大学举行有关北约轰炸科索沃间题研讨会。一直到1999年国庆节前夕，眼看我要离开加拿大，他们再次为我敲定请我到他们作客的时间，“就在国庆大游行的当天下午吧”。大游行那天，我所在的位置处于队伍的前头。“多伦多各界华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暨澳门回归大游行”的巨大横幅下面，是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周兴宝夫妇、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詹文义、几位对华友好的市议员等，之后就是我们公派留学人员了。在游行队伍经过多伦多大学南街向中区唐人街转弯时，我看到了“方图俱乐部”的醒目横幅，下面是甘先生夫妇，还有俱乐部的会员们。他们正好处于游行队伍的中间。
游行结束后，我们相约在甘夫人的鞋店，很快就乘他的车穿过市区向东北郊外驶去。他家的房子坐落在一片新开发的住宅区，环境显然比一般技术移民住的市区好多了，这才是人们印象中的“外国”。小楼上下两层，合200多平方米，另外有车库和地下室，前后草坪花园。进门厅，左边是会客室，正对面是餐厅和厨房，右边是家庭厅，看电视和唱卡拉OK的地方，还有洗手间和壁橱。由环形楼梯上二楼，三间卧室。主卧室差不多30平方米，侧面一个大浴室，有淋浴和很大的按摩浴缸。
用过丰盛的晚餐，我对甘先生夫妇的盛情款待表示谢意，钦佩他们在异国他乡的拼搏奋斗，他们的一切确实来之不易，但我也想，能像他们这样的大陆新移民究竟有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