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前，就重视吸收汉族的读书人，帮助筹划朝政大事。他重用一个汉族谋士刘秉忠。忽必烈称帝和定国号为元，都是刘秉忠的主意。后来，刘秉忠又向忽必烈荐引了一些朋友、学生，也一个个担任了元朝初年的重要官员。其中有一个是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
郭守敬是邢州（今河北邢台）人。他祖父郭荣学识渊博，不但通晓经书，对数学、天文、水利等都有研究。郭守敬少年时候，在祖父的影响下，对科学发生浓厚的兴趣。那时候，刘秉忠和他的朋友张文谦等正在邢州西南紫金山讲学，郭荣把他孙子送到刘秉忠那里学习。郭守敬在那里认识了许多爱好科学的朋友，学问就长进得更快。
忽必烈统一北方以后，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决定整治水利，征求这方面的人材。张文谦把郭守敬推荐给忽必烈，忽必烈很快就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召见郭守敬。郭守敬对北方水利情况十分熟悉，当时就提出六条整治水利的措施。忽必烈听了十分满意，每听完一条，就点头赞许。最后，他很感慨地说：“让这样的人去办事，才不会是摆空架子吃闲饭的呢。”接见以后，就派郭守敬担任提举各路河渠的职务，经办河道水利的事。
过了两年，郭守敬又被派到西夏一带去整治水利。那里经过多年战乱，河道淤塞，土地荒芜，生产遭到严重破坏。郭守敬到了西夏，经过详细勘察以后，发动民工疏浚了一批原有的渠道、水坝，还开挖了一些新河道。不出一年时间，这一带九百多万亩农田灌溉畅达，粮食丰收，百姓的生活也都改善了。
为了加强大都到江南的交通运输，忽必烈又派郭守敬去勘测水路交通情况。经过郭守敬的勘测、设计，不但修通了原来的运河，还新开凿了一条从大都到通州的通惠河，这样，从江南到大都的水路运输，就畅通无阻了。
元世祖灭南宋以后，更加重视农业生产的恢复。农业生产要利用历法。过去，蒙古一直使用金朝颁布的历法，这种历法误差很大，连农业上常常使用的节气也算不准。元朝征服江南以后，南方用的又是另一种历法，南北历法不一样，更容易造成紊乱。元世祖决定统一制订一个新历法。他下令成立了一个编订历法的机构，名叫太史局（后来叫太史院）。负责太史局的是郭守敬的同学王恂。郭守敬因为精通天文、历法，也被朝廷从水利部门调到太史局，和王恂一起主办改历工作。
修订历法工作一开始，郭守敬就提出：研究历法先要重视观测，而观测必须依靠仪表。原来从开封运来的有一架观察天象的大型浑天仪，已经陈旧不堪，得不到可靠的数据。郭守敬设计一套新的仪器。他觉得原来的浑天仪结构复杂，使用不方便，还创制了一种结构比较简单、刻度精密的简仪。他制作的仪器，精巧和准确程度都比旧的仪器高得多。有了好的仪器，还要进行精确的实地观测。公元１２７９年，郭守敬在向元世祖报告的时候，提出在太史院里建造一座新的司天台，同时在全国范围进行大规模的天文测量的打算。这个大胆的计划马上得到元世祖批准。
经过王恂、郭守敬等一起研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二十七个测点。最北的测点是铁勒（在今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流域），最南的测点在南海（在今西沙群岛上），选派了十四个监候官员分别到各地进行观测。郭守敬也亲自带人到几个重要的观测点去观测。各地的观测点把得到的数据全部汇总到太史局。郭守敬根据大量数据，花了两年的时间，编出了一部新的历法，叫《授时历》。这种新历法，比旧历法精确得多。它算出一年有３６５．２４２５天，同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只相差２６秒。这部历法同现在通行的格里历（即公历）一年的周期相同。但是郭守敬的《授时历》比欧洲人确立公历的时间要早三百零二年。
当我阅读了《红旗谱》修订木的原稿，把我认为值得考虑的地方用稿纸一一列了出来.写上我们的意见，提请他斟酌时，他逐条一一作答—这个意见提得好，这个地方可以不改，为什么可以不改，这句话是冀中高阳金县一带的土话，意思是什么，改了它就没有地方特色了;这个材料因为我手边没有资料，请编辑部代查一下，这个情节我根据编辑室的意见修改了一下，你们觉得如何?
梁斌同志衣着朴素。有一次，他到文学编辑室来找我。新来的同志不认识他，看了他一眼，就埋头做自己的工作。等他走了以后，年青的编辑问我:“老黄，刚才来找您的那个老头是谁?”我说来的是梁斌，你怎么不过来跟他打招呼?她大为惊讶地说:“哎哟!一点也看不出他是一位大作家!”梁斌同志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他用一块包袱皮包了一大包稿纸，亲自给我们送来，传达室的老刘头，以为他是冀中的老乡。他走了以后，老刘头问我:“黄伊，刚才那位老乡，给你送红枣来了吧!”我征了半天:“老乡给我送红枣?”后来我恍然大悟，我说:“老刘，他是梁斌呀!他就是那个写朱老巩大闹柳树林的梁斌l”
但是，梁斌同志最可贵的是他的严肃、认真，是他对艺术上的追求。梁斌在《红旗谱》修订本后记上有这样一段话:“艺术是没有止境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根据广大读者的意见，做了两次修改。现在这个修订本，是第三次较大的修改。但限子水平，修改得还不够好。读者将来有什么宝贵的意见，我还将继续修改。”的确，在艺术上是没有止境的。梁斌同志的《红旗谱》和《播火记》所以成功，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由于他有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
至此，我们可以获得一条有益的启示:要写出好的作品，除了多方面的努力外，还必须严肃认真，谦虚谨慎，一丝不苟，对自己作品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要负责到底，对别人的点滴意见应该加以考虑。梁斌同志在这方面正是我们的好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