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写姓名，可以说是一时疏忽，字迹潦草，也还可勉强解释为无法可治。可是，明知还 有问题，却还勉强套上信封寄出，这就太不应该了，这至少是草率马虎，不负贵任的表现 ，是不能用工作忙，时间紧来作托词的。
文艺创作，是一项严肃的工作，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要说文艺创作有什么“秘诀”， 我觉得这就是最重要的“秘诀”之一。试看看古往今来那些有成就的作家，哪一个不是为 了他们的作品而呕心沥血，全力以赴的?李贺作诗，其母责日:“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 曹雪芹著《红楼梦》，披刑十年始成，这类故事早已为人们耳熟能详。鲁迅把喝咖啡的工 夫也用在工作上，更是被人们传为佳话。(顺带说说:鲁迅的手稿，字迹端秀，卷面整洁， 实在堪为楷模。)在外国文学史上，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家福楼拜对文艺创作的严肃态度也 是脍炙人口的。他为了使自己写出来的作品成为真正精雕细琢的艺术品，常常整夜整夜地 绞尽脑汁，反复推敲。为了寻找最恰当的表现方法，最准确的词句，他写得很慢。他曾写 信自述道:“转折的地方，只有八行，却花了我八天时间。·一已经快一个月了，我在寻找 那恰当的四、五句话。”这种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不但使他成为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 而且为后人留下了著名的“一词说”。他论述道:“我们无论描写什么事物，要说明它，只 有一个名词，要赋予它运动，只有一个动词，要区别它的性质，只有一个形容词。我们必 须不断地推敲，直到获得这个名词、动词、形容词为止。不能老是满足于差不多，不能逃 避困难，用类似的词句去敷衍了事。”与此相比，那种明知有错也不愿花工夫去改的做法 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这怎么可能写出好作品呢?俄国作家果戈理对待创作的态度同样是非 常严肃的。他多次烧掉自己的手稿这件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据说，他烧掉过自己的小 说《海士曼》，喜剧《第三级写拉及密尔》，而《死魂灵》第二部更是一烧再烧，始终未 能留于人世间。关于他烧稿，还有一个挺有趣的小故事:在一次午餐后，果戈理给一位朋友 朗读新写成的戏剧征求意见，谁知这位朋友有午饭后小睡的习惯，听着听着便抑制不住睡 着了。醒来后，果戈理对他说:“我曾请求你对我的著作加以批评，你的睡觉就是给它的最 好的批评了。”说着，便把手稿扔进了燃烧着的火炉里。当然，付诸一炬并不是处理没有 写成功的稿子的唯一方法，可以说也不是最好方法，我在这里丝毫也没有提倡“付炬”的 意思。但果戈理扔进火堆中的手稿燃起的火焰，确实反映出了这位大作家对待创作极其严 肃认真和要求自己极其严格的精神。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这样评价他:“果戈理被赋予了那 飞向无限高度的鸳鹰的意志和愿望，在他所达到了或他所创造了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渺小 和低下。”是的，纵使我们达不到那样的高度，也有必要用高标准要求自己，才能得高一 些。如果只是一味揭望成功，又不想付出应有的劳动，自己原谅自己，以至草率从事，把 希望寄托在侥幸之上，那只能是白白糟蹋纸墨，用一句成语来说，这叫“灾梨祸枣”。
每一个作者把稿子寄出后，都希望编辑能够认真负责地对待，这无疑是对的。作者有权 利这样要求编辑，这也是编辑应该履行的起码义务。作者把劳动成果送到编辑手上，这是 对编辑的信任，无论其质量如何，编辑都是没权利掉以轻心的。可是，作为事情的另一方 面，作者在要求别人尊重自己的劳动的同时，自己首先要认真负责地对待自己的劳动，这 个要求想来也不会太过分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起码的道德了，何况，作者不 仅要对自己的劳动负贵，更要对读者负责(在一定意义上，编辑也是读者)，要对社会负责 呢!
在向“四化万进军的征途上，大家都很忙。尤其是业余作者，要在工作之余挤时间写点 东西，更是忙上加忙，但这并不应该成为原谅自己的理由，更不该作为粗制滥造的借口， 还是让我们重温鲁迅先生的经验之谈吧:“写完之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 、段删去，毫不可惜。”然后在抄正寄出之前，不要忘了注上真实姓名和保险的通讯地址 ，而且最好用正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