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上老师为我们放了喜剧大师卓别林的最后一部无声电影——《摩登时代》。
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经济危机，是有史以来资本主义世界最严重的一次（不包括最近一次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深刻动摇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根基，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也从自由竞争阶段逐渐过渡到垄断阶段。《摩登时代》恰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
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萧条时期，影片开始的镜头是一些巨型齿轮，之后便是一个个工人在流水线上重复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个动作。主人公夏尔洛也是如此——不断地在传送带上拧螺丝，经过长时间的重复这一动作，他被弄得精神失常，之后又被自动喂食机整得死去活来，还甚至被卷入巨大的机器齿轮中。总的看来，影片里的工人已经等同于机器部件，自由几乎被机器剥夺了，人的健康也被机器毁坏了。
工业文明给社会带来了什么？给资本家带来了更多的财富，给工人带来了更多的贫困生活。工人的无时不刻不再给社会创造着价值，当然这些价值全被资本家榨取走了。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来解释一下：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是资本家阶级不付任何等价物就占有的价值额的一般形式。资本家榨取的剩余价值的基本方法有两种，即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是指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延长工时而生产的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是指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条件下，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生产的剩余价值。片中主人公所处的时代，还正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所以资本家们通常采用第一种方法来剥削工人。工厂老板不停地催促工人做工，尽可能地减少他们的休息时间，其中发明喂食机来缩短用餐时间这一成产模式又用能用另一个理论来解释——泰勒管理方式。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是美国古典管理学家，科学管理的创始人，被管理界誉为科学管理之父。泰勒认为科学管理的根本目的是谋求最高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工作效率是雇主和雇员达到共同富裕的基础，要达到最高的工作效率的重要手段是用科学化的、标准化的管理方法代替经验管理。为了追求最高的劳动生产率，他赤裸裸地向工人宣讲：“我雇你们来是为了用你们的体力和操纵机器的能力。至于用头脑，我们另外雇了人。”显然他把工人等同于机器，忽视人性。人在有生产力的同时也有主动性。资本家在久而久之地执行这一管理理念时，与工人的积怨则会越来越深。影片中的工人罢工，工人运动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写照。
影片中有几个美好的理想：夏尔洛的进监狱的梦，伊莎贝尔的“小天堂”梦……监狱都比外面好，小破屋就是一个少女渴望的归宿。可见当经济危机到来时，下层贫苦人民的生活是这么的悲惨。生产的相对过剩——这是一事实，工人农民无力购买商品，这又是一事实。资本家就不能降低产品价格来“救济”贫困的人吗？我应该多问了，资本家的宁可销毁食品等商品来限制商品数量从而保持价格不变，甚至还想将商品价格提高。这对矛盾似乎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永远都会存在。
Buck up-never say die.We'll get along！片尾男女主人公相互鼓励，携手微笑地向前走去，这似乎给影片画上了一个完满的结局，但他们会走向哪里？那里的生活又会是怎样？他们仍然不知，这一切还只是个未知数……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要求我们:“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他们还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又说:“日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的瓦解步调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复阐述的唯物史观的这些基本观点，应该成为我们研究文学现象的科学理论依据。大家知道，早在三十年代初，鲁迅先生就接受了唯物史观，他说:“我看了几本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但是，真正根据科学的历史观和文艺观，把《红楼梦》及其作者放在产生它的时代环境和社会思潮的范围内加以考察，给它以科学的评价，这在解放前的红学研究中，固然很少有过，就是建国初期的一段时间里，也还是个没能完全解决的间题。相反，倒是胡适的建立在主观唯心论的基础上的所谓“新红学”，却相当流行。
一九五四年开展《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时，毛泽东同志曾严肃指出:“共产党人不能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搞统一战线。”他号召要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反对唯心论，提倡唯物论。历史经验可以总结，但历史事实不容抹煞，那次讨论还是有重要意义的，不只给红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也对整个学术界学习马克思主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可惜的是，后来规模搞得越来越大了，由批评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发展到对俞先生学术活动的全盘否定，由批评俞平伯先生，发展到批判胡适的政治运动，这就有弊病了。以致《红楼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包括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评价《红楼梦》的思想性质和思想倾向以及其他有关的历史现象，反而未能得到深入探讨。
红学界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质和思想倾向的看法，是很不相同的。就中有各种意见，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具有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倾向，这不仅反映在小说对封珍制度的尖锐揭露和批判上，也深刻地体现在小说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性格和爱情悲剧里。而这一切，又都是与当时的进步社会思潮密切相关，它们突破了封建的意识形态，曲折地表现了新兴市民阶层的历史要求。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红楼梦》“作者的基本立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的立场”，贾宝玉的男女平等观念，“只是属于古已有之的平等观念，并未带有近代的色彩”，“而且与资本主义萌芽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是《红楼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带有原则性的分歧，不可以不讨论清楚。
去年十月间，开完《西游记》学术讨论会，从连云港转车上海去杭州，曾在上海遭留了两三天，因知胡万春同志已由大家族的“群居”迁人了“个人”所有的新居，就得便去看了他。那时，《解放日报》正在连载他的《蛙女》。我虽然在平素翻阅报纸时也看过“连载”的一些段落，只因一向性急，除武侠小说外，我不大有贯彻到底的耐心看连载.因而，没有继续下去。这次去看他，在他的写字台见到了这“连载”的未完的剪报本，也就成了我们久别后的一个话题。
他告诉我，他写《蛙女》是有所感而发，目的是想让年轻的读者们认识一下旧社会的面貌，也让我们中年人和老同志回顾一下那个社会，要珍惜社会主义制度，要保护这个制度，不要袭慕这个“过去”。他这一席话，立即使我想起了他在五十年代的短篇小说《骨肉》的写作，那时从他的一篇谈创作经验的文章—《土壤和种子》里读到的。
在那篇文章里，胡万春同志谈到他的《骨肉》的构思，是萌发于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的学习。是那“被剥削的秘密，的发现，使他的“脑子里亮堂了”，于是，苦难的经历在他的记忆里复活了，唤起了他的曾经生存于旧社会的一个普通工人的爱和他想到—“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告诉更多的人”，他感到—这“并不仅仅是我个人要说的，而是大家都要说的”，因为“他们的命运，在旧社会和我也是一样的，我只是我们千千万万工人中的一个。于是，《骨肉》的构思，就从此开始了—“我忽然感到，我曾经想到过的我那一段生活，正可以代表大家所要控诉的旧社会……”。
马克思主义虽然批判地继承了这些学说，但又和它们有本质的不同，如列宁所说“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一切被压迫阶级一直受着这种精神奴役的痛苦。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它把伟大的认识了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
列宁的这篇光辉论文和所有的关于遗产间题的论述，都给无产阶级在批判地评价和吸收文化遗产方面规定了科学的正确的原则，然而，对于文学工作者特别值得庆幸的是，列宁不仅规定了这些正确的科学的原则，而且具体地运用了这些原则评价了一些作家和作品，为无产阶级文学怎样批判地评价和接受文学遗产的问题，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然而，列宁的这些批判地评价和继承文化遗产的辩证的原则，在某些研究者的手中却被歪曲了。他们片面地强调资产阶级的文化遗产，片面地夸大资产阶级冬化遗产中的有价值的东西，抹杀资产阶级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本质差别，主张全盘接受，反对批判继承。他们也打着列宁的旗子，但是，把虚无主义者(列宁曾经严厉地批判过虚无主义）对于文化遗产的错误态度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地评价遗产的精神混为一谈，其实这正是列宁曾经批判过的“离开无产阶级的观点而去迁就一般民主的观点”，或者简直可以说，是把革命的无产阶级观点和资产阶级一般民主主义的观点混同起来，“搬弄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笼统词句，实际上等于盲目背诵那些反映着商品生产关系的概念。”为了破除在遗产问题上的错误理论，我们必须认真地学习列宁的批判地评价和继承遗产的辩证观点。在列宁论文学艺术的文章里，涉及到文学艺术遗产的一些复杂现象，充分地显示了他的战斗的无产阶级的批判锋芒和深邃的科学见解，以有关论述托尔斯泰的几篇义章最为突出。
伟大的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发展，是多方面的，在文学艺术方面，也不例外。谁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都发表过很多关于文学艺术的宝贵意见，这些意见不仅是针对着当时的文学艺术现象，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评价，而且给无产阶级的科学的文艺理论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它们至今仍然是我们评价文艺现象所遵循的指针。然而，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终究还是无产阶级革命酝酿发展时期，他们只能就那时的文学艺术现象作出科学的评价，或者是对未来的无产阶级文学表示热烈的期望，却还不可能提出“无产阶级文学”的要求，只有到了列宁的时代，即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暴风雨巳经提到历史日程上来的时候，革命的文学艺术必须明确地规定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的时候，才有可能提出这种要求。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就是人所共知的正确地回答了这个时代任务的光辉论文。
和明确地规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性质的同时，列宁还解决了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和革命文学所面临的另一个重天向题—即如何对待人类厉史上的文化‘包括文学)遗产问题。列宁在讨论文化工作的许多文章中不止次地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列宁在指出无产阶级必须接受遗产的同时，也尖锐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化理论，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以有原则性的。彻底批判的态度对待文化遗产—“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他坚决反对那种把截然不同的历史现象—进步的和反动的东西—都一视同仁。列宁在《关于民族间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曾经指出过，虽然“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每个民族里面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的民族里还有黑帮和教权派的文化)，而且这不仅是一些‘成分，，而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所以“我们提出‘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国际文化，这个口号，只是为了从每个民族的文化中取出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而取出这些成分只是并且无条件地是为了同每个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相对抗”。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接受文化遗产时，是选择和发扬那些优秀的、进步的和被压迫人民有联系的，是人民所需要的东西，而且要能适应和资产阶级作战的要求。因此，列宁坚决反对借珍视文化的幌子贩卖那种腐烂的冒牌的货色，他在《给亚·尼·波特列索夫的信》里说:“……我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出过要继承斯卡尔金的遗产。必须继承另一些人的遗产(列宁在这里所指的是要继承车尔尼雪夫斯基们的遗产——引者)，这是无可争论的。……如果有谁揭发我，说我继承斯卡尔金的遗产，我就有权这样回答，我仅仅负有清除他的杂质的责任，我自己还是站在一旁，而且除了打扫各种肮脏的地方外，我还有更愉快更重要的工作。”即使对于最优秀的遗产，无产阶级仍然只能是批判地继承，因为无产阶级毕竟不同于任何历史时代的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宜言》里就曾指出过:“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篇光辉论文里，就深刻地论证了这个间题。列宁在驳斥资产阶级科学攻击马克思主义是“有害的宗派”的时候，雄辩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偏狭顽固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但是，列宁在论证马克思主义“直接继续”的这些“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时候，也雄辩地指出了它们的局限性以及它们和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差别。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简单地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和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是批判地改造了德国的古典哲学遗产，“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而它的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更是前所未有的‘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马克思对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是“严密地论证了并且透彻地发展了这个理论”。但是，马克思所着重揭示的，却是他们所不敢也不愿接触的问题，即资本家的利润，资产阶级的财富的来源—工人无偿劳动的剩余价值，所以列宁指出:“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至于马克思主义对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继承，那就更加明显了。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里，就已经具休地论述了这个向题。列宁也精辟地指出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局限性，他说:“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或自己欺骗自己的愚容的牺性品。”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所以不同于空想的社会主义，是由于它“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找出一种力最，教育它和组织它去进行斗争，这种力量能够(而且按它的社会地位应当)成为扫除旧制度和创立新制度的力量——这个“力摄”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
二、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产生
要重点掌握的是：在人口理论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产生为什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一，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深刻地揭露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人。理论，特别是揭露了马尔萨斯主义脱离社会生产方式研究人口的违背科学的观点和方法。
其二，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认为任何人口理论总是反映一定阶级利益的，总是为一定阶级利益服务的。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科学地揭霉了马尔萨斯人口论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阶级实质。
其三，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坚持实践性。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人口问题作出了一些科学的预见，但他们还是坚持实践出理论的观点。如恩格斯在谈到共产主义社会有计划调节人口问题时指出：“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和劝导的使命。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比我和您笨。”(《马恩全集》第35卷，第145-146页)
第二节人口理论的墓本范畴
一、人口的概念
何谓人口?人口是人口理论中最基本的范畴。它是人口理论的研究客体。以往许多学者曾把人口看成是和其他动物一样的生物群体，这些认识没有反映人口的本质，是不科学的。如马克思所说，人口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所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认为：人口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内，由一定社会关系联系起来的，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有生命的个人所组成的不断运动的社会群体。
二、人口的性质
我们在认识人口的概念时，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与一切资产阶级人口理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把人口看成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的社会群体。认为人口具有双重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其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
所谓人口的自然属性，简言之，就是自然规律时人口的影响和作用。它是由人的生物特性，或生物生存繁衍的本性或本能决定的。人口作为一个生物群体，是自然界有生命的物质，和其他生物一样，受自然力和自然界的制约。自然力的制约作用如人口的生、老、病、死、性别、年龄、食欲、性欲等新陈代谢、种族繁衍的自然发展过程和自身遗传、变异以及全部生理机能。自然界的制约作用表现在人一刻也不能离开空气、水、土壤、阳光及其他自然环境资源。
什么是人的社会属性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这也是我们必须重点掌握的)。我们知道，人类与动物不同的根本区别在于劳动。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人类的学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其意是说：劳动不仅创造了人的体型、体质，以有别于古猿菩类，更为重要的是劳动使人成为社会的人，成为有语言、丈字、文化、思想的高等动物。具体从以下三方面来分析：
一是人类取得生存资料，不是布自然界的恩踢，而是人类自己进行社会生产活动的结果。
二是人类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他们之间必然由此而结成一定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人们生活资料的如何分配，给谁消费，谁消费多少，都由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
三是人口再生产是要通过一定的婚姻家庭形式来实现的。人的生育与动物不同，它不是简单的两性结合，它必须在一定社会制度下以婚姻家庭形式来进行。
1990年年底，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转来通知，要我参加中宣部文艺局在鲁迅文学院举办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讨班学习，对此事我多少感到有点意外。此前，中宣部文艺局长李准同志给我来了个电话，询问我的教学任务情况，问我能否安排一段时间外出学习。关怀之情殷殷可鉴，我十分感激。我同李准同志只是在一次会上见过面，并不熟。我想，这次通知我参加这个研讨班学习，大概是因为这儿年写的文章的缘故。我自1985年后，对当时文艺界一些现状，写过一些理论批评文章，如《鲁迅柏杨异同论》、《再论鲁迅与柏杨》、《坛外杂话》(系列文艺随笔)、《评河疡》等。这些文章在全国文艺界引起关注，一些刊物、报摘、文集都曾转载过其中不少篇章。我对当时文艺界出现的自由化倾向的现象十分不满，写了不少与古代文学“分内”无关的文艺评论文章，所以评论者称我是“破门而出”(破古代文学之门，参加了当代文艺评论活动)。当时文坛很奇怪，确实出现了邓小平，同志批评的“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现在我们开展批评很不容易，自我批评更不容易”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还相当普遍，形成了只准错误的东西“放”，不能进行正确的论理批评，使得错误的东西十分得意，越来越泛滥。出于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责任感，我就“破门而出”了。意想不到的是我的这些文章只不过是为社会主义文艺摇旗呐喊，做点零敲碎打的工作，竟受到中宣部文艺局的关注。
尤感意外的是，研讨班主持者在开班时竟宣布我担任这个班的班长，我再三表示不可。主持者说，是领导决定的，不要推辞了，我只得勉为其难，好在还有专门负责班务的同志。我之所以一再推辞是有一个思想指导的，因为研讨班共到19位同志(原邀请20位，海南一位同志未到)，18位是中共党员，惟独我是民主党派成员，所以深感不安。1991年元旦，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同志设宴请我们研讨班的同志吃饭，祝贺新年。我跟敬之同志说：“贺老，安排我当班长不合适，我是民主党派的同志。”敬之同志笑着说：“我们知道你是民盟的同志，我们也知道你写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党外布尔什维克嘛。”我感动地说：“谢谢贺老鼓励，我尽力朝这个方向努力吧!”
后来细细想了一下，参加研讨班的同志适合当班长的大有人在，不少同志都是知名文艺理论家，有文联主席、研究所长、刊物主编……之所以让我当班长，完全是为了鼓励、培养民主党派的同志，使我得到锻炼提高。我因此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并不只是统战部在贯彻统战政策、关心民主党派成员的成长，其他部门也同样关心民主党派成员的成长。在这次为期一个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讨班中，我学到很多东西，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非常
感激中宣部，感激文艺局的同志们。我一定会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在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自己微薄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