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潜意识里，理科生比较“唯物主义”，而文科生则更多一些“唯心主义”。
记得有一次理科班的一位男生和我们开玩笑，大大咧咧地说:“哇!你们班脂粉味好浓!”我们也一本正经地回敬道:“啊!你们班臭汗味好重!”的确，我们班女生较多，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脂粉味浓得天经地义。而理科班何来汗臭味呢?原因很简单—男生多。足球、篮球、乒乓球不玩得汗臭熏天才出了鬼!所以，理科生比较直截了当，而文科生则更加“徘恻缠绵”、“诗情画意”。
文科生最大的本事是“神聊”。只要是文科生、理科生汇聚的地方，一般来说，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是文科生。你去理科班门口转一圈，大多数人都是埋头执笔，冥思苦想;而文科班则不一样，多数是三五个围成一圈，讨论讨论南斯拉夫和北约，琢磨琢磨李清照和辛弃疾，比较比较三毛和席慕容，再干脆一点的是互相开测，直到战败一方的脸变成调色盘，青红皂白难解难分……所以文科生在一起十分热闹，而理科生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话莫过于:“踢球去!”
对于文科、理科，各自的发展不同，所以走的路也各不一样，但是都为了一个目标走到一起来—高考!说到这里，我也无话可说，还有那么多的公式、单词、历史事件、哲学理论要背，什么文科、理科，见鬼去吧!
我们姑且不讲那个已经为唯物主义认识论所千百次证明的真理—文学艺术作品是客观现实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也不必说中外的万千种历史文物与考古发现的证据都清楚地表明的，人类艺术活动和生产活动有着直接联系的原始民族艺术，只从世界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著名作家和著名作品来看，从荷马的史诗到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小说，从《诗经》、楚辞、李白、杜甫，到关汉卿、王实甫、孔尚任的戏曲，以至我国第一流章回小说的杰作《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等等，有哪一部作品没有深刻反映特定时代的历史现没有紧密联系着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呢?哪怕是神魔小说《西游记》，虽富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也决不是历史上的神话的延伸，而是具有艺术地概括着一定社会现实的丰富的内涵。而且，凡是得到长远流传的杰作，它们总是对作者自己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有深广而独特的艺术概括。
离开了现实生活，艺术就失掉了生命的源泉，离开了真实地反映生活，也不可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旧时代的这些伟大作家们，世界观中虽然存在着很多矛盾，但在真实而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方面，却都是呕心沥血，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劳动。
尽管这些旧时代的作家，并不一定讲过，甚至不一定完全认识与理解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但我们从他们的创作态度以及作品的成功中，就可以确认，这个文艺本源的平凡的真理，在他们的文艺家的实践活动中是得到了贯彻的。
当然，只是明白确认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并不是我们的目的。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直到成为共产主义者时，还是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改良这人生。”可见，他很早就把他的小说创作与社会改革联系在一起了。他还曾这样比喻过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他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改革。这正如芝麻油原从芝赚打出，取之浸芝麻，就使它更油一样。”也正因为鲁迅把这“源泉，间题看得如此之重要，所以他也深知自已在与社会生活结合上的局限。他说:“在创作上，则因为我不在革命的旋涡中心，而且不能到各处去考察，所以我大约仍然只能暴霉旧社会的坏处。
第一次是和马赫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产生了列宁的有名的伟大著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熟悉苏联共产党历史的人都知道，马赫主义这个哲学上的机会主义派别，是产生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它是和我们上面曾经谈到过的一九0五年革命失败以后俄国知识界的腐化和颓废情绪有着血肉关系。娜·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回忆录》里谈到这个时期和这个斗争的时候说:“这几年是社会民主党内思想上分崩离析的年代。有些人企图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出现了一些企图动摇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全义世界观的哲学流派。现实是阴暗的。有些人企图冷造一种新的巧妙的宗教，并从哲学上来论证它。新的哲学流派给一切寻神派和造神派敞开大门，这一流派的首领是波格丹诺夫，其同盟者有卢那察尔斯基、巴扎罗夫等人。”并强调指出:“在反动年代，修正主义所以能如此嚣张，是由于知识分子中间的颓废情绪助长了它。”。
在列宁和高尔基的从一九O八到一九一三年全部通信(在《列宁论文学与艺术》里占有一百多页的篇幅)中，几乎每一封信都涉及和马赫主义的斗争。当时高尔基正侨居意大利的喀普里，曾经想调和列宁对这个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列宁坚持了党性原则，拒绝这种调和。他在给高尔基的信里说:“您必须明了，也应当明了:一个党员一旦认识到某种学说是极端错误和有害时，就必须起来反对这种学说。如果我不是绝对相信(我愈是阅读巴扎罗夫、波格丹诺夫之流的著作，就愈相信)他们的著作从头至尾，从叶至根(直到马赫和阿芬那留斯)都完全是荒谬、有害、庸俗、说教的作品，我也不会来争论的。……这里有什么‘和解’可言呢?另那么想了，提和解是可笑的。斗争绝对不可避免。党员不应力图掩盖、Kff延或回避斗争，而应当力争使党实际上所需要的工作不受损害。”当然，列宁和高尔基对于这个问题一再做长篇的通信，还并不只是因为高尔基想调和这种斗争，而是这个哲学派别利用高尔基的某些思想弱点，以高尔基作为招牌，如列宁在《论召回主义的拥护者和辩护人的“纲领”》中严正指出的:“社会民主党的任何一个派别都可以因高尔基加人自己的派别而感到正当的骄傲”，但是“在这个大权威的活动中这个纲领所要巩固和利用的恰恰是他的弱点，恰恰是他对无产阶级所作的巨大贡献中的缺陷。因而，列宁为了揭穿召回派、马赫主义者利用高尔基的阴谋，并帮助高尔基克服自己的思想弱点，就不能不在和这个机会主义派别斗争的同时，为了保护高尔基而批评高尔基的错误观点，这就是为什么在持续五年的通信中，列宁一直不厌其烦地、不间断地和高尔基讨论这个间题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