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读着托尼·朱特的《责任的重负》，被萨特、波伏娃、布鲁姆所感召，坚定了做一个有责任的重负在肩的知识分子。
一直对知识分子问题比较关注，私以为，知识分子，在于“风骨”二字。风骨，体现在个人品格；品格，外化为对社会的公共事务的责任。对公共事务的热情，是公民精神的体现。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的支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有责任担当起宣扬公民意识的任务。
所谓“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说的就是这样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无畏的广博胸怀。
宗教里有这样一句话：“当他们在迫害异教徒的时候，你不动声色；最后，当他们迫害到你的时候，已经没有人替你说话了。”
从功利主义角度而言，公民社会，是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保障。一份不平则鸣的公心，维持的是社会的运转，维护的是家国的秩序，保障的则是每个人的具身利益。
如果有一天，饿殍遍坏而无人低头关怀，世界则离地狱不远矣。精英贵族精神的沦落，是从冷漠开始的。
知识分子，不仅仅要关注自己的专业领域。作为一个“公共的”知识分子，更要如上所言，关注那些涉及到全人类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
如果当初，德国的知识分子能够抵挡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便会少了许多奥斯维辛式悲剧。
如果当初，把枪口抬高一厘米，意识形态的隔阂便不会那样旷日持久。
听其言，观其行。考量一个知识分子是否有责任感，要看他（她）能否为细微之事不平则鸣，为重要之事挺身而出。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公民，我想，对看看阿伦特、波伏娃、萨特、加缪、阿隆、布鲁姆，是有益的；多看看蔡元培、鲁迅，是有益的。
最后，要迈出第一步，践行为要。好比跑步，第一天启动了，自然而然便容易坚持下去。
作为一个公民，迈出第一步，是重要的。瑞士有一个说法：之所以瑞士百年来无战争，是因为瑞士人迈出右脚便是一个公民，迈出左脚便是一个战士。可见，作为公民和作为战士，是同样值得书写的。
担当起责任的重负，砥砺前行吧。
小知识分子
几个星期前，我和“南瓜头”王一男成了同桌。
他矮矮的个子，皮肤白净，饱满的前额“寸草不生”。
小眼睛上挂着一副瓶底厚的眼镜，羞答答的，一副小知识分子的形象。
我的同桌
我的同桌是程佳琦，他学习不太好，但比以前有进步。他写字不太好，还爱倒下笔。
有一天，上英语他正在盖大楼，英语老师说：“程佳琦同学起立。”杨老师问他，你今天盖了几层大楼，盖了十八层啊！全班同学乐坏了。
今天全体同学被程佳琦乐的直叫。
这就是我的贪玩的同桌。
我的同桌
我的同桌名叫朱冠安。他胖乎乎的脸上长着一双调皮的大眼睛。他还有一张灵巧的小嘴，很爱说笑话。他的个子是班上最高的。
他的优点是乐于助人。他尤其对我非常的好。我的个子是班上比较矮小的，很多我不能做的事情他都会帮我做。他也经常为我们班上提饭桶。他也很顽皮。有一次，他在上课的时候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于是被同学们戏称为“广播站站长”！
瞧，这就是我的同桌！印象深刻吧。
大概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吧，作为高级工程师的老爸会把“学习第一”作为口头禅，作为教师的老娘会时常念叨“应该文质彬彬”。这两句把我耳朵都磨出厚茧的“圣诏”也可以说成是我的家风。
从记事起，每逢来客，都会看到父母满脸堆笑，落落大方接待客人。于是，不是一顿香甜可口的饭菜，便是一场“之乎者也”类的高谈阔论。我和哥哥则不问不开口，有问必答，大人说话不插言，大人吃饭不上桌，于是博得了客人的夸奖：“你家的孩子真懂事。”“不愧是知识分子，就是与众不同。”但是平时，淘气的我和哥哥会时不时“犯上”的。例如给睡觉的老爸别上一只发卡，再梳两个标致的小辫，于是老娘手执笤帚将我们统统赶到厕所或阳台上，还能听到老爸的怒斥：“竟敢在皇上头上动土。”
虽说是90年代了，但由于封建意识的影响，父亲总是用些封建教育方法来管制我们。但正是这些教育方法，使天生贱皮子的我和哥哥在学习上总是名列前茅。每当夜晚；家中从无哗啦啦的搓麻将声，也无地动山摇的音响声，只有我和哥哥写作业的沙沙声和父母翻书报的声音。有时，全家人也会为了一道数学题而争得面红耳赤。但毕竟是封建的教育，于是出现了一切的封闭政策！收音机不让听，假日不许出去游玩，似乎想让我和哥哥成为书呆子。不，连课外书也只能在厕所或被窝里偷看。我真想对父亲说：“都90年代了，老掉牙的教育方法也该改改了。”但怯于父亲的威严，话到嘴边总是又咽了回去。
这就是我的家风，有利有弊。但我坚信，随着时代的进步，新时代的家风会落脚于我家。我的家庭将变得更充实，更美好！
大概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吧，作为高级工程师的老爸会把“学习第一”作为口头禅，作为教师的老娘会时常念叨“应该文质彬彬”。这两句把我耳朵都磨出厚茧的“圣诏”也可以说成是我的家风。
从记事起，每逢来客+都会看到父母满脸堆笑，落落大方接待客人。于是，不是一顿香甜可口的饭菜，便是一场“之乎者也”类的高谈阔论。我和哥哥则不问不开口，有问必答，大人说话不插言，大人吃饭不上桌，于是博得了客人的夸奖：“你家的孩子真懂事。”“不愧是知识分子，就是与众不同。”但是平时，淘气的我和哥哥会时不时“犯上”的。例如给睡觉的老爸别上一只发卡，再梳两个标致的小辫，于是老娘手执笤帚将我们统统赶到厕所或阳台上，还能听到老爸的怒斥：“竟敢在皇上头上动土。”
虽说是90年代了，但由于封建意识的影响，父亲总是用些封建教育方法来管制我们。但正是这些教育方法，使天生贱皮子的我和哥哥在学习上总是名列前茅。每当夜晚；家中从无哗啦啦的搓麻将声，也无地动山摇的音响声，只有我和哥哥写作业的沙沙声和父母翻书报的声音。有时，全家人也会为了一道数学题而争得面红耳赤。但毕竟是封建的教育，于是出现了一切的封闭政策！收音机不让听，假日不许出去游玩，似乎想让我和哥哥成为书呆子。不，连课外书也只能在厕所或被窝里偷看。我真想对父亲说：“都90年代了，老掉牙的教育方法也该改改了。”但怯于父亲的威严，话到嘴边总是又咽了回去。
这就是我的家风，有利有弊。但我坚信，随着时代的进步，新时代的家风会落脚于我家。我的家庭将变得更充实，更美好！
几百年来，无数知识分子反复提到“自由”二字，在国家上，把“民主、自由”作为口号；在个人上，把“自由”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而远在地球的另一端，西方学者也写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名句。
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把这两个字挂在嘴边，仿佛与它很亲近了，却不知道“自由”二字已为我们戴上了沉重的枷锁。而企图追求它的人们，也陷入迷茫的深渊不能自拔。这并不能怪罪于他们——要怪，只能追溯到孔子的年代了。
在儒家规矩的生存模式下，我们仿佛离“自由”越来越远。父母希望孩子当“官”发财，老师希望学生上名牌大学，领导追求数字的升高，社会崇尚成功——而成功的标准无非于事业有成，无非于名与利的攀比。在这样一个气氛下，我们何谈“自由”呢？
让我们回归几千年前的战国时代。战争不断、连年饥荒、政治危机、社会慌乱的年代，老百姓纷纷保全自己，而那些国君、臣子所想的仍是怎样扩大疆土，怎样收取民心。于是他们请来孔子为他们讲复礼之道；请来孟子为他们讲仁政之道；请来韩非为他们讲法治之道……
可是谁来管那些饥肠辘辘的黎民百姓呢？谁来关照那些无依无靠的漂泊者呢？
于是我们看到，一位身穿长袍的老者极慢地，从湖水旁走过，风吹起他的胡须，露出一丝微笑。他望着远方，静默无言。有时，他会回到他的庶民百姓群体之中，教他们如何退避这纷繁的世界，教他们如何保全自己、获得快乐。
或许庄子来自另一个时空维度，只是偶尔来我们人间转转。神秘的事物总是最吸引人的，而他便是那样一个神秘者。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肚子里装着多少墨水，说的话又是什么意思。
关于庄子的寓言，幽默中又闪过一丝狡黠，细细品味其中的“道”，又何时才能真正领悟呢。妻子去世，他却敲着瓦盆歌唱；国君请他去做大夫，他却偏做“泥水中的乌龟”；捉襟见肘时，他把自己比作小水坑里即将干死的鱼；遇到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他居然说那人为秦王舔痔疮……看到他的文章，先是忍俊不禁；再看，颇有一丝味道。所谓名与利、生与死，只是这茫茫天地之一角吧！
我想庄子能带给如今的人们的东西，并不在于如何寄身于丛林之间吧。身处城市中的我们，连出去走走都是奢望，又何处找寻桃花源处呢？他对于我们真正的意义，是教会我们，怎样，去归隐自己的心灵。
外面的世界光怪陆离，内心是否能找到自由的天堂？名与利的牵绊、生与死的制约——或许我们可以用躯体将污浊过滤，留在天地间一个纯净的灵魂。把心放飞，如鲲、如鹏，翱翔于这片自由的乐土，岂不快哉！
庄子之言，必非如此浅显，只是我犹有未树也，实在力所不能及。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知识分子，无论是数学、语文，还是英语都不惜。我自己也很爱看书、写诗。于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我们一家三口决定举行写诗比赛，裁判由妈妈来担任。
“这次写诗比赛，重在参与，但是诗歌不许抄袭，但可以选用其中一句。”妈妈摇头晃脑地说：“这次比赛就写一首诗，每首诗都要评分。好，现在开始写，诗题是《雨中行》。成员是马林聪、马斯蜻。”说实在的，当“裁判员”念到我的名字的时候，心里还真有些激动和紧张。虽说是个小小的家庭比赛，但也是锻炼自己的一次好机会……“准备，开始写。”妈妈一声令下，把我从遐想中拉了回来。看看爸爸那张兴奋的脸，我也开始思索。
瞎!妈妈非出个《雨中行》，害得我写不出来。我不高兴地想：不行，不能输给爸爸。对，一定!我明确了思想，顿时，好像来了灵感。五行饱满的钢笔字出现在稿纸上。经过我的仔细推敲，一首诗歌出来了，再看看爸爸，他轻声念叨着自己的诗，得意地摸摸头发，好像这个第一名非他莫属似的。“嘿嘿!”我暗暗好笑，继续修改自己的诗：
小雨小雨下不停，。
孤独的我在雨中行。
瘦瘦的身影在雨中飘荡，
忘记了父母的叮呼。
啊!不要雨伞，在雨中行。
可怜不可怜由她来决定。
我忘记是否看到了，
她第二次来到雨中行。
“好，时间到。”妈妈又是一声令下。这回把我和爸爸着着实实吓了一跳，“下面评分了。”妈妈严肃地说：“马林聪，先读你的，我绝对公平。”爸爸昂首挺胸：“这第一名是我的了，大家听好：啊!雨中行……”拿腔使调的。我不由地笑出了声。“不行，您也真会点题，一上来就雨中行，没有文学色彩。”妈妈摆摆手，不屑地评论。爸爸憋了半天，想反驳，可又一时找不上来词，最后气得直跺脚。在评论我的诗的时候，爸爸一个劲地给我挑毛病，一会儿说什么傻子才在雨中逛街，看来你喜欢写傻子。我无可奈何的摊开手说：“这是逛街吗?”过不了两分钟，他又嘲笑我说，这是谁家的孩子，父母也不管管，跑到雨里来发疯，唉!还能写出来，少见少见。这哪叫评论呀!
不过，这个第一名还是非我莫属的，因为妈妈裁判已经宣布了，我激动万分，恨不得也去雨中行。只可惜现在是骄阳似火，爸爸愤愤不平地说：“下次星期日，再来个篮球赛。看我不把你打得个落花流水。”
多有意义的一个星期日呀!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非常注重社会责任的承担，"修身"的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强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青年马克思曾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我们就不会被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马克思17岁时作《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人类跋涉的历史长河中，各个阶段总会出现伟大的思想家，以超人的智慧洞察世界的本质，以卓越的思想推动社会的进步，马克思就是其中杰出的一员。
尽管责任有时使人厌烦，但不履行责任，只能是懦夫，不折不扣的废物。--刘易斯
每个人都被生命询问，而他只有用自己的生命才能回答此问题；只有以"负责"来答复生命。因此，"能够负责"是人类存在最重要的本质。--维克多o弗兰克
要使一个人显示他的本质，叫他承担一种责任是最有效的办法。--毛姆
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歌德
社会是一个由众多个体组成的大家庭，唯有自觉承担起彼此的职责才能让整个社会和谐向上地发展，因此谈责任应该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更深刻更透彻。
一名公交车司机行车途中突发心脏病，在生命的最后一分钟里，做了三件事：把车缓缓地停在马路边，并用生命的最后力气拉下了手动刹车闸；把车门打开，让乘客安全地下了车；--将发动机熄火，确保了车和乘客、行人的安全。他做完了这三件事，安详地趴在方向盘上停止了呼吸。这名司机叫黄志全，所有的大连人都记住了他的名字。
一个普通的名字，一个普通的工人，却带来这样大的震撼力，源于那份高度的责任心，为了让乘客安全，他把自己的生死暂放一边，完成了自己的职责，他安详地离去。这是一个尽职的工人，这更是一个伟大的灵魂。
20世纪初的一位美国意大利移民叫弗兰克，经过艰苦的积蓄开办了一家小银行。但一次银行遭抢劫导致了他不平凡的经历。他破了产，储户失去了存款。当他带着一个妻子和四个儿女从头开始的时候，他决定偿还那笔天文数字般的存款。所有的人都劝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件事你是没有责任的。"但他回答："是的，在法律上也许我没有责任，但在道义上，我有责任，我应该还钱。"偿还的代价是三十年的艰苦生活，寄出最后一笔"债务"时，他轻叹："现在我终于无债一身轻了。"
弗兰克用一生的辛酸和汗水写出两个工整的字，那就是"责任"二字，他寄出的不是债务，而是他闪光的心。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即便是还债，也无悔无憾，他带给了社会巨大的财富，因为他教会了人们如何做一个对社会负责的人。
我睡去，感觉生命之美丽，我醒来，感觉生命之责任。
有些事你不喜欢做，但你又必须去做。这就是责任的全部意义。
－－－英国查尔斯王子
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引自《病起书怀》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
有两种东西，我们对它们的思考愈是深沉和持久，它们所唤起的那种愈来愈大的惊奇和敬畏就会充溢我们的心灵，这就是繁星密布的苍穹和我心中的道德律。[康德]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
凡属我受过他好处的人，我对于他便有了责任。凡属我应该做的事，而且力量能够做到的，我对于这件事便有了责任，凡属于我自己打主意要做一件事，便是现在的自己和将来的自己立了一种契约，便是自己对于自己加一层责任。--梁启超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
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韩非（战国末期哲学家）引自《韩非子o喻志》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引自《岳阳楼记》
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会做人。陶行知
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在美国的教会学校读书，后来又曾去关国留学两次。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我决心把毕生精力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
我的故乡在太湖之滨。少年时期，祖国支离破碎、任人宰割的惨景，曾深深地刺痛过我的心。那时，我立志要奋发学习，长大了用知识来使祖国富N起来。一九二六年我高中毕业后，母亲和家里的人要我报考医学院。可是我不愿当医生，一心只想考教育学院。我总以为，教育可以传播智慧的火种，塑造人的灵魂。于是，我报考了燕京大学教育系。
四年后，从燕京大学毕业，学校要聘用我，但我感到发展中国女子的中等教育比留在高等学校更重要，就离开了燕大，来到上海中西女塾任教，不久被提升为校长。那时，我正是想用自己辛勤的工作来实践“教育救国”的理想。
一九四O年，为了更好地掌握教育及其管理的方法，我利用休假日，远涉重洋到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研究所进修中等教育，一年后，又回到中西女塾。“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江流。”在旧社会，我的美好理想，在中国只能飘起一些泡沫，换得儿声叹息。一九四八年，我又一次来到舒伦比亚大学攻读中等教育，以获得博士学位。
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国诞生的喜讯，象春雷震撼了世界。我那时远在太平洋彼岸，听到了祖国解放的消息，便决定立即回国。哥伦比亚的教授劝我说:“你写完论文可以得到博士学位。现在放弃论文，马上回国，岂不是太可惜了!”然而，爱国的热情在我胸中燃烧，我哪里还顾及学位的事呢?记得离别时，美国的教授还一再叮嘱，要在五年之内务必再去美国拟写博士论文。其实那对，我哪里还考虑这些。翌年四月，我乘坐一条美国的商船毅然决然返回祖国。当轮船驶进青岛港时，我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在外国的轮船上升起。庄严地、威武地引领着外国船只驶进港口，这时我才真正感到了做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回到上海后，我急忙到市教育局报到，要求参加教育工作。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我，并说:“我们共产党仍然请你当校长！”短短的一句话，使我无比兴奋。那时，我已年近半百，新中国对我来说，是那么新鲜、美好。我感到再也没有能比为祖国新兴的教育事业服务更幸福更有意义了。
学校生活的确是很有意义的。清晨，我到操场上，检查学生的早锻炼，夜晚，到学生的寝室，看看学生们睡得是否香甜;我还买了许多树苗和花秧，种植在校园里，我与教师一起备课、听课，摸索教学规律……
五年后的一天，我接到哥伦比亚大学寄来的信，催促我快去美国拟写博士论文，否则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历将全部作废。这封信，在我心上激起了一些波澜。我想，博士学位是一个光荣的称一号，自己曾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但是，祖国和学校现在正需要我，再说美国的一套教育制度也不适应新中国的实际。我毫不犹豫地作出了这样的选择:“放弃学位，留在祖国。”
十年动乱中，我虽曾被扣上“走资派”、“国际间谍”的帽子关进小房间隔离审查五年之久，市三中学也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黑样板。在那些日子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们心自问:我到底错在那里?我觉得，学校工作上过去是有缺点的，但成绩是主要的，我无愧于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我相信真理必将战胜谬误，光明一定会战胜黑暗。
又一个难忘的十月来了，胜利的喜讯随着东风吹进了心扉。我赶到学校，又一次向领导提出了重返教育岗位的要求。不久回到了市三中学。在学校里，平时除了外出开会，总是忙于制定教学计划，参加招生考试，分析教学情况，接待外宾来访。尽管我年纪大了，身体也虚弱，但我忙得很高兴。
在自己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虽然经过几番颠簸，但我并不因此沮丧、消沉，我深信祖国是有希望的。我要在祖国前进的道路上走到底。一九七九年秋天，应市三中学旅美校友会邀请，我去美国访问。访美期间，我顾不得游山玩水，探亲访友，而是积极参加各种聚会，向当年的学生介绍母校解放三十年的变化，使他们对祖国的教育有正确的了解。回国时，我又在美国、香港买了一些书籍、树苗、花籽带回来。如今我已经是八十高龄的人了，有生之年我还要为祖国的教育事业作点贡献，为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培养合格人才。
首先，列宁从阶级观点出发，批评了高尔基对于无产阶级政权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责难。列宁说:“我们正采取一切办法吸引知识分子(非白党的)去与坏蛋作斗争。在苏维埃共和国，真心诚意地帮助工人和农民，而不是终日埋怨和疯狂地喷吐毒涎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百分比正逐月增长。”。这就指出了高尔基把为工农服务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反革命的白党知识分子混淆起来的敌我不分的错误。
其次，列宁着重分析了高尔基产生这种错误观点的根源—是“受到那些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的必然产物。列宁说:
您的职业迫使您“接见，几十个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且由于生活环境，您不得不比任何人都更多地接触这些“残余分子厅。
似乎“残余分子”“对苏维埃政权抱有一种近似同情的感情”，而“大多数工人”则是制造冒充“共产党员”的坏蛋云云!于是您说出了“结论”。干革命不能靠坏蛋，不能不要知识分子。必这种科学的分析，诚恳地告诉高尔基:“我不想强迫别人接受我的劝告，但是我不能不说:您要彻底改换环境，改换接触的人，改换居住的地方，改换工作，否则生活会使您完全厌倦。，函列宁深刻地指出:生活在高尔基那样的环境里，“无论是部队里的新事物，或是农村里的新事物，或是工广里的新事物，您作为一个艺术家，在这里是不可能观察到并进行研究的。您剥夺了自己做那种能够使艺术家得到满足的事情的可能性”。“要观察，就应该到下面去观察一一下面可以遍观建设新生活的情况，就应该到外地的工人居住区或到农村去观察—在那里用不着在政治上掌握许多复杂的材料，在那里可以专门从事观察。”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夹杂着知识经济的冲击，伴随着“十五”计划的娜定，我们步人了新的世纪。新的世纪，我们是否能创造新的辉煌，在很大程度上还得取决于我们的知识分子，而其关键还得取决于我们是否其备具有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
教育学家吕叔拥说过、教育的性质类似农业，而绝不像工业，工业是把原料按照规定的工序税造成符合设计的产品，农业可不这样，农业是把种子种到地里，给它充分的合适的条件如水、空气、阳光等r让它自己发芽，一自己开花结果。、那么，、通过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是否也应具有各类学科的因索呢?其有创新型的知识分子是否也应受到人文精神的熏脚呢?
曾所我的老师说，他在1995年参加原华中理工大学组织的首届中国语文水平测试时看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一幕—参加刹试的新生平均分数不及栋卜其中“博士生不如硕士生，硕士生不如本专科生。现在不通过英语四级考试就拿不到学位云而作文不通，错别字喊堆，连母语都不过关‘能算一个合格。的大掌生吗?这是我们所要的知识分子吗?时下，“人像研究生，文像中学生，字像小学生”的情况已不是个别现象‘试向，在我国高校中将《大学语文》作为必修课的占多少?礴及盆视母语教学的又有多少宁更谈不上学生的历史、哲学、文学、杜会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知识的权累和崇高理想、价值取向、人格模式、审美趣味等人文精神的提升。就连大学文科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北大教授季羡林曾在题为《提高高校学生人文精神素质的必要与可能》的文章中呼吁道：“现在大举的文科举稗色岌岌可危，”他还引用土海一位教授的话来说：目前文科处于荃本崩演的状态，尽管学科结构还在，但精神丧失了。以至于在北大热热闹闹地喜庆她的百年诞辰时，有人却在质问：“北大，还有知识分子吗?”
新世纪中国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知识分手呢?
国家教育总督学柳斌最近说：知识就是力量当然是对的。但是理想也是力量,道德也是力量。感情意志都可以生力量。
是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是通常所说的拥有某种职业或者某种学历，拥有某种专n知识一技之长的人，而是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具备如下特点。更多的好奇心、同情心、爱心、情感和情趣；对于他人、社会以及含然有一一种贵任感和使命感，务实、不盲从、极强的协作精神和创造力杯总能够以宇宙万物为友，人间哀乐为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