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一九七九年，是一个数九寒冷的冬天，我听我爷爷讲，那一年天气特别冷，爷爷那年才30岁，在盐城市化肥二厂造气车间当车间主任。那时年纪还轻，身体也好，而且我看到了我爷爷的年轻的照片，看到了他的样子，圆圆的脸蛋，炯炯有神的眼睛，一看就觉得很神气。而且，我在家没事时，就喜欢看看爷爷年轻的照片，有时候认为不幸，和现在比真是大不相同了。真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啊！
爷爷在我闲下来时，他最喜欢讲他年轻时候的故事。 爷爷讲，化肥厂出化肥的多少关键在于造气，因为造气车间在化肥厂是龙头车间，他是制造半水煤气，而造出来的半水煤气，就是制造小化肥的主要原料，而我听爷爷讲，开始这个厂是一个小型的合成氨厂，而造气都是人工操作，上班时都是跌打滚爬，就是冬天上班也是浑身是灰，满身是汗。这个车间的工作是特别辛苦的。整天凭着劳动力来拿一点化肥产量，是一个非常落后的设备，这时，爷爷向厂部提出如何扩大规模，尤其是车间的设备跟不上形势的需要，这时厂部、党委就听取了爷爷的建议，召开中层干部会议，作为专题研究，后来，就同意了这个建议，同时厂部打了报告给局党委和县委县政府这时上级有关部门也都同意批准了，同意化肥厂扩建改造。
后来，化肥厂决定招了一批学员工去苏南丹阳化肥厂培训，培训两个月，就回来新车间开车，那年天气寒冷，所有的水管道全部结冻，水不通，没有水怎么能开起车呢？并同时厂部请了老厂的师傅及技术人员，召开会议，研究造气的车能不能开。绝大部分的人说：没有谁怎么开呀？这时，爷爷讲了话：“包在我身上，我一定开起来。”因为小造气已经开不下去了，这时爷爷带领20名学员工在夜里开车，他想了一个办法，总管道冻着，用木柴点火烧，，支管道上面用的是草绳保的温，他利用柴油倒在草绳上，一路烧下去，终于把水搞通了。这时我爷爷笑了，和学员工们讲，我们在天亮前把车开成功。员工们齐心合力，大家外面的衣服被水淋的都是冰，里面都是汗，脸上全是灰。
天渐渐的亮了，终于把车开起来了。 一早，厂部的领导下车间一看，惊奇地说：“怎么了？车开起来了？”厂里带头的书记，握着我爷爷的手，“小刘呀，真了不起呀！车开起来了，这是我想想不到的事。你为化肥厂立了一大功啊！”
这一年，厂部在年终总结大会上，突然叫我爷爷上台领了“盐城地区行政公署”的奖状。在大会上，表扬了爷爷，爷爷笑着说，这个功劳不是我的，而是全体职工的。这是我爷爷在一生中神秘而惊奇的一个奖状！现在的奖状还在家里，爷爷不断拿出来看了又看，还在保留着呢！
本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当时，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所谓“自由人”、“第三种人”、“论语派”等形形色色的反动文人曾喧嚣一时，打着各种招牌，进行招摇撞骗，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警迅写了一系列文章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篇杂文是其中的一篇。文中以浙东戏班中的“二丑”角色喻指当时社会上那批反动文人，形象地勾画出这帮文坛上鬼蛾们的丑态，无情地剥去了他们粉饰自己、欺编人民的假面，有力地揭穿了他们效忠反动派、反对革命的反动本质。
文章采用一事一议的方法写作。全文共六个自然段，可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1、2自然段)是记事。从浙东戏班里“二花脸”的角色写起，简要介绍了“二丑”这个行当的模样、身分、性格和表演，突出了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两面派特色。
第二部分(3一6自然段)是议论。其中，又分两层进行。
第一层(3、4自然段)，先就二丑的两面派特色发议论。指明二丑的实际身分“是智识阶级”，所以“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能操两面派伎俩。进而揭破其耍两面派的缘由:“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艺术。”这里说的“二花脸艺术”，就是指的反动文人对统治者“小骂大帮忙”的两面派手段”。这就精辟地说明了“二花脸”产生的反动社会基础，道破了“权门”、“恶势力”正是“二花脸”们的后台支柱和效忠对象。
这篇文章不足一千宇，可是，记叙人物、事件生动形象，论证道理，鞭辟入理。为什么能有这样以少胜多的效果呢?最主要的是文章选择的“事件”(二花脸的言行)典型、贴切、生动，议论中心又层层深入，由舞台而社会，由二丑角色而反动文人，脉络清楚，联想自然，“事”与“议”二者结合得天衣无缝、浑然一体，再加之鲁迅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这一切，都使本文够得上称为“一事一议”文章的典范。
我们再从“共名”说的首创者何其芳同志刘一于一些典型形象的“共名”论述中，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共名”现象，并非和典型的本质相联系着的。
例如，何其芳同志认为贾宝玉是一个成为“共名”在生活中流传的典型。“但人们怎样运用这个共名呢?”是不是从这一典型的本质着眼呢?何其芳同志这样叙述了贾宝玉的“共名”：“人们叫那种为许多女孩子所喜欢，而且他也多情地喜欢许多女孩子的人为贾宝玉。”这就是贾宝玉的所谓“共名”了。关于贾宝玉这一典型的本质，不少人已经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述，这里就不必重复那些众所周知的结论了。而贾宝玉的“共名”，前半句只是女孩子对他的态度，它和贾宝玉的性格(不用说性格的本质了)是两码事；后半句只是宝玉的一种行为，如把这种行为现象视为本质，则是对这一典型的歪曲。从人们对贾宝玉的“共名”的运用情况来看，“共名”显然没有反映典型的本质，显然不是和典型的本质相联系的。现实生活中的所谓“共名”与典型的联系，不是“本质之间的关系”，而只是一种现象上的关联罢了。
又例如，何其芳同志这样叙述林黛玉这一典型的“共名”：人们叫那种身体瘦弱、多愁善感、容易流泪的女孩子为林黛玉。这里，“身体瘦弱”是体格，“多愁善感、容易流泪”是气质。这样以人物的体格、某些气质来称呼的所谓“共名”，究竟有哪一些是和林黛玉这一特定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本质—她的阶级性相一致，哪一些是反映这一典型本质的呢?
另外，像叫有勇无谋的人做“赤膊上阵的许褚”，叫鲁莽的人做“李连”……只是借其性格中的某一点或某一行为来加以运用，都不是和典型的本质相联系。还有其他的一些所谓“共名”，如黄忠因其老，罗成因其 少，穆桂英因其为女性，西施因其美等等，就更不用说而一目了然了。
从上而这些例子的简单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生活中所谓“共名”现象，并非和原来的典型本质相联系，并非反映典型的本质的。这是因为：其一，所谓“共名”的运用，只是摘取典型的某一点性格特点或某一行为、习惯、气质上的特征在生活中进行比附。这种比附所摘取的特点、特征，只是典型性格中的某一点，有时还根本不是梁长森同志所说的典型“性格_!二最突出的特点”，所以它完全不足以说明典型的全部内容(甚至不足以说明典型的主要内容)，更不用说典型的本质了。其二，这种摘取典型性格、行为、气质中的某一点进行比附的“共名”现象，在运用时是脱离产生典型的特定的历史时代、脱离特定的典型环境的。一个典型之所以成为典型，正是因为它深刻地反映着特定的历史时期里本质的某些方面。脱离生产典型的典型环境进行比附，也就无法反映典型的本质。其三，这种摘取典型的性格、行为、气质中的某一点进行比附的“共名”现象，多是从感性出发的。一个读者，他可以完全不理解典型的本质(甚至不理解典型的全部内容、意义)不理解(或不完全理解)产生这一典型环境，但典型的活生生的形象、某一性格、行为，甚至一举手、一投足、每一音容笑貌，仍然可以如见如闻一般被他感受到。因此，在一定的场合下，典型的某些东西就会在他脑子里呈现而被运用，借以说明某二问题。也就是说，所谓“共名”的现象，很多时候是处于文艺欣赏活动的感性认识阶段。由于这种种原因，就使得“共名”的现象不可能和典型的本质相联系，不可能反映典型的本质。
也是由于上述原因，“共名”现象还有其不确定性的特点。一个典型(特别是成功的典型)的性格是丰富的，而读者在运用典型“共名”时因具体环境的不同，想借“共名”来表达的思想也不同，所以有时取其这一点，有时取其另一点。这样，同一个典型在不同场合里就被作为不同的“共名”使用着。这里试举几例。例如罗亭，既被作为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的人的“共名”；又被称为学识渊博、有辩才的人的“共名”，例如诸葛亮，他有时是“有智慧有预见”的“共名”，有时又当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诚”的“共名”，有时还当做“出师未捷身先死”、“壮志未酬”的“英雄”的“共名”；又例如堂·吉诃德，有时是“主观主义”的“共名”，有时却又是不理解时代、犯时代错误的“共名”；又例如奥塞罗，有时固然如何其芳同志所说是“妒忌”的“共名”，然而有时却又是“轻信”的“共名”。还有像列宁在他的著作里，经常喜欢运用谢德林《戈罗略夫老爷们》一书中犹杜希加·戈罗略夫这一“共名”，但在不同场合下，这个犹杜希加的“共名”都有不同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刘孙悟空这个典型的运用也是如此，有时作为反面事物的“共名”，有时作为正面事物的共名。这种种情况说明了“共名”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的特点，就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共名”现象并非和典型的本质相联系，并没有反映典型的本质。
何其芳等同志把文学欣赏活动中的一种现象当做本质，并把这一非本质的现象当做是研究典型的主要依据，当做典型研究的起点和终点，或者像梁长森同志所说是衡量典型是否成功的标志，不仅无助于对典型本质的理解，而且还会把典型的研究带上错误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