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终究没有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但确有起死回生的事实l王荣惠，这个被挫折和不幸逼得一度走了轻生道路的初二女学生，俨然成了生活的强者!是谁驱逐了死神，治愈了她心灵上的创伤?又是谁给了她勇气。使她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是学生!是那些看起来实在平凡确实了不起的中学生!去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一个歹徒闯入王荣惠的房间。阴谋虽没得逞，然而恐怖的惊吓和难言的羞耻，使王荣惠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喝下了剧毒农药……从医院回到家中，她仍然痛不欲生。话，不说一句。饭，不吃一口。精神麻木了，泪水枯竭了，生活的防线彻底崩溃了，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即将跌进深渊!不幸的消息传到王荣惠所在的学校—五合联中，一场显示新时期中学生高尚情操的活动拉开了序幕!王荣惠所在的初二(4)班全体同学苦苦思索:怎样才能使自己的学友从挫折中奋起，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
学生于香丽流着激动的泪水，双手把包着一封信和一束零钱的纸包放到了讲台上。一石激起千层浪，讲台上旋即堆满了全班学生的一片深情!三十五个纸包，三十五束零钱，三十五封热情洋溢的信，代表着三十五颗滚烫的心!“荣惠同学的不幸就是我的不幸，荣惠同学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我多么希望你能挺起胸膛，回来同大家一起度过这美好的黄金时期!我知道你的身体很虚弱。我把爸爸妈妈给我的零花钱全集起来送给你，我和全体同学热切地盼望着你坚强地归来!”王荣惠聆听着学友们发自肺腑的呼唤，目睹着放在桌上的麦孚L精、白糖、桔子罐头、鲜桔汁等各种滋补品，她感情的闸门再也关不住了，干涩的眼眶涌出热泪，沙哑的喉咙放出了悲声。
这热泪，是冻结的心灵中的坚冰开始融化的热流;这悲声，是凝滞的心室开始正常运转的轰鸣!她滞呆的眼里恢复了光彩，盯着墙上挂着的书包……入夜，天下雨了。“同学们果真能不议论我?我独自走进学校时，师生会怎么看我?啊!第一眼，这令人心颤的第一眼!我有这个勇气吗?”王荣惠思前想后，度过了一个不眠的雨夜。清晨，雨仍没有停，王荣惠心灰意冷了。“荣惠同学，我们接你来了。”风雨声中传来清脆、熟悉的呼唤。王荣惠不顾一切，摇晃着虚弱的身体，扑到学友的怀中失声痛哭。望着徒步赶来的二十几名学生代表，望着学友们淋湿的头发和泥泞的双脚，王荣惠毅然抹了把泪水，背上书包，在学友们的簇拥下，步履瞒珊然而却是坚定地向学校走去……
迈进校门的第一步，王荣惠第一眼看到的是何等情景啊!学友们纷纷冒雨跑出教室迎接她。风声、雨声、掌声奏出了一曲新时期中学生道德情操的交响曲!它终于消除了王荣惠残留在心底的最后一缕忧虑羞怯，它终于使王荣惠从悲观绝望中获得了新生!—“老师，王荣惠同学离校较远，我们负责每天护送她上学、回家!”夏妮、夏海景、曲梅三名同学异口同声‘—“老师，王荣惠同学身体虚弱，我们每天课间用买来的麦乳精、白糖给她加餐!”杨宝珍、苏英两名同学不约而同。—“老师……”王荣惠时时处身于温暖之中，恢复了一个少女丰富的情感。她怀着激动的心情，流着滚滚的热泪，蘸着心中炽热的爱，向《中学生报》倾吐了自己的心声—《唱出我心中的赞歌))!体现了中学生高尚情操的何止一所学校。—《中学生报》来信了:“荣惠同学，祝你继续扬起生活的风帆。”—济南二十七中的同学来信了:“暴风雪终将过去，迎接你的会是阳光明媚的春天!”—江西星子县中学来信了:“鼓起生活的风帆，忘记痛苦的一页，向着美好的前程拼搏!”
—北京海淀区八一中学来信了:“让我们永远记住这闪光的语言—生活的强者，当是能战胜任何挫折和不幸的人!”-一本省文登县、曹县、昌乐县、淄博市、东营市、莱芜市的中学生来信了……—辽宁、四川、江西、浙江、云南、广东、广西、湖北、江苏、新疆、海南岛的中学生来信了……来自全国各中学的信件，像雪片一样飞到王荣惠的身边，每封信里装着新时期中学生一颗滚烫的心。它集合成一股巨大的能量，足以使任何一个遭受挫折和不幸的人，从坎坷中奋起，在漩涡中搏击，在深渊边止步，进而鼓足勇气，去获得新生!啊!多么新鲜的空气!多么温暖的阳光!路—铺满阳光的路，在王荣惠的脚下延伸……啊!多么值得钦佩!未来振兴中华的中坚力量—新时期的中学生!
报考北大是一时的赌气。虽然从小我就非常景仰北大，但高三时我一心想出家做和尚，深人经藏，解决生死根本的大问题。父母老师都非常着急，无论他们怎样劝说，我还是一有空就到寺院里听老和尚讲经。有一次终于忍不住向一位法师说出我要出家的想法，我还能记得自己当时口气颇为豪壮:“要做女中真丈夫，荷担如来家业，续佛慧命。”不想那和尚只嘿嘿一笑说道:“你若真有智慧，去北大弘法。”我当时只觉得他在奚落我，觉得他小看了我。回家一赌气:考就考，既然出家都不怕，还会怕考试?当时我只想证明自己。 半年以后我兴高采烈地拿着北大录取通知书去找法师，法师已经云游去了，给我留了一封信，信中提及南怀瑾，建议我找到他的书仔细阅读，可以治我当时的许多毛病。当时不解: 人生苦短，学佛事大，我一心求解脱何错之有?
进 入北大，感觉非常亲切。这儿也有藏经阁(北大图书馆)，也有佛塔(博雅塔)，更令我高兴的是，遇到了许多同参。我先是在武术队认识了比我高两级的陈解涛。当时觉得他很怪异，总是光着脚打拳，拳脚异常敏捷。一年到头穿着军装，背一个破书包，一有空就盘坐在地上，从破书包里掏出一本佛经，旁若无人地念诵起来。后来还认识了少女博士王从芳，绰号为“疯子”的赵锋，颇有大儒风范的戈国龙，温文尔雅的王健。他们大多先后成了博士。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辩论，从历代高僧如玄类、鸡摩罗什等，到历代文人苏东坡、王阳明，到现代科学家爱因斯坦、霍金等;从如何生到何谓死，从校园新闻到社会焦点;从剖析自我到评论国家首脑。我们的论题几乎无所不包。后来我们决定组办一个社团，定名为佛学社。当时我们发现有一个奄奄一息的禅学社，觉得这名字比佛学社好。鲁迅说:中华文化的特质在于禅。
于是我们便把禅学社接管过来。我们办了许多活动，请汤一介先生、楼宇烈先生、吴立民先生、吴占友活佛、于晓非先生等来学校讲禅文化:包括禅与现代人生、禅与饮食文化、禅与企业管理等，每场讲座几乎都挤得水泄不通，每场讲座后面的辩论都非常精彩。讲完课后，先生们都感叹:只有在北大，辩论才会这么激烈。 在这样的辩论场中，我想再自大的人都不敢轻易狂妄。因为很快就发现自己的所学所知太有限了，个人的智慧只不过是一颗小水滴。只有不断地学习，向别人学习，学习一切法门，才能最终破除我执、法执，智慧方能圆融。这是北大所给予我并且能让我终身受益的启示。 我们的活动受到海内外人士的关注和好评，台湾企业家尹衍梁先生特意给我们送来全套南怀瑾先生的著作。书中的观点有的令我为之一怔，有的已经相互契合，有的也许一辈子都将是个大疑团。
看先生的书是一种享受，会不由自主地发笑，因为往往能看到自己或他人过去存在过或现在依然存在的可笑之处。待毕业前，我狼吞虎咽地把书全部读完，咬咬牙把书赠给了北大图书馆，算是我现在能对北大作出的仅有的贡献。 赌气进了北大之后，我发现渐渐地，北大让我不由地喜欢。闭上眼回想，不仅景色如画，一草一木让人喜爱，就连校园里的各种声音，都会萦绕在心间，久久不散。校园里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我的窗口正好挨着一个大广播，每天早晨六点半，便开始播放新闻摘要，逼得我每天一大早必须关心天下大事。久而久之，到现在新闻摘要成了我每天必听的节目。夏天的晚上，总有些校园歌手，弹着吉他唱乡村音乐，尤其是毕业前夕，那歌声格外浪漫。偶尔也有时候，有大胆的男士在窗外大声地向心爱的人表白，我和室友们隔窗和那位女生一起听着绵绵的情话。还有讲台上老师慷慨激昂的讲课声，楼道里齐声学二外的朗读声。回想起来，最让我难以忘却的是图书馆里每天清晨一开门时走廊里的那“喇咧”奔跑的脚步声。
能在图书馆上自习是件舒服的事，有一天开到晚连中午都不关门的自习室，看书累了可以去阅览室浏览一些杂志或去电教404室看英文录像。然而自习室的位置很有限，必须赶早去占位置。即使是冬天的早晨六点，夜幕还没有退去，图书馆大门前便已有许多同学。待到门一打开，人像潮水一样涌人，楼内的灯还没来得及打开，走道里漆黑一片，仗着对地形的熟悉放开胆子像别人一样向前冲去，但必须提着心仔细分辨前后的脚步声，以免奔跑速度不同而撞着前面的人或被后面的人撞着。于是每天的清晨，走道里如同奏乐般响起特别整齐的脚步声。只要听过一次那声音，足以一生催人奋进。
毕业前夕，同学们都在纷纷谈论自己的理想和志愿。当同学们问我将来要做什么样的人的时候，我便自豪地告诉他们:我要做人类健康的保卫者——医生。
我为什么要立志做个医生呢?提起来话长呢。解放前，我住在上海，我家有个邻居叫李三嫂。她是个寡妇，丈夫死后给她留下的全部财产就是一个四岁的男孩。李三嫂从此便把她的一切希望全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她白天黑夜地给人家做针线活，洗衣服，希望用自己的勤劳养大自己的孩子。可是，不幸得很，一天夜里孩子突然得病了，发高烧，全身抽筋。李三嫂急得什么似的，只好抱着孩子到了医院。经医生诊断后，发现是急性脑炎，要立即住院。住院是要钱的呀!可怜的李三嫂哪来这么多钱呢?她就恳求医生先给她的孩子看病，钱以后慢慢地还。可是医生却冷冷地说:“医院是从来不欠帐的。”不沦她怎样哀求，医生连理也不理。李三嫂只得把孩子又抱了回来。孩子的病越来越重，一声声惨叫就像万把钢刀刺在母亲心上，母亲的心已破碎了。但是，母亲的心痛，母亲的眼泪是救不活孩子的，能救活孩子的唯一是钱!钱!孩子的叫声慢慢地弱了，听不见了，孩子死了!这个母亲的一切希望也全破灭了。不久，这个可怜的女人也无声无息地永远离开了这冷酷的世界。是谁害死了他们?是万恶的旧社会。在那吃人的社·会里，有多少人因为没有钱冤屈地死去了，有多少人因为没有钱失去了亲人。从那时起，我就决心做个医生，我要给没有钱的贫苦人民治病。
解放后，我从小学读到高中，这十几年中，许多人都改变了小时候的志愿，我却没有。毛主席曾经这样说:“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但是现在疾病仍然给人们带来莫大的苦痛。当我看到一些因病休养在家的工作人员时，我心里老这么想:“如果能马上把这些人的病治好，让他们早点走上工作岗位，该多好呀!”现在我国的医学还不发达，还有许多病，如癌症等，医生对它还束手无策。我们不能忍心看着这些人白白地死去，而要在词典上消灭“绝症”这个词。做一名白求恩式的大夫，或是像李贡那样战斗在草原上，给人扫除疾病的困扰，使人健康愉快地劳动、生活，这便是我的理想的最终目的。
要掌握现代医学，成为人民红色的医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要求我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这样才不会为半途中坎坷不平的道路所难倒，才不会在悬崖峭壁之间摇头叹气，才不会被丛生的荆棘挡住去路，而会毫不犹豫，毫不动摇地勇往直前。
几年以后，当同学们都佩着勋章重返母校时，我也将带着心爱的听诊器自豪地向母校汇报:“我也为祖国献出了一份力量。”
1955年我初中毕业后，大着胆子报考了师大附中。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有两件事记得最清:一是难度大，报考人数多达1050人而只录取65人;二是考试那天特别热，气温高达41.5C，我的衣服全湿透了，卷子也湿乎乎的，当终于答毕卷子走出考场时，感觉特别轻松。
我在高一(1)班学习，班主任是蔡式枯先生，他教俄语。由于教得好，我学得认真，到了大学我还担任很长一段俄语科代表。教化学的是尚兴久先生，他身体不好，有些驼背，但课讲得非常精彩。他把知识性、趣味性融为一体，枯燥的化学经尚先生一讲就变得有滋有味，妙趣横生。听他的课实在是一种享受。教数学的是韩满庐先生。他讲课生动，而且总留给学生一个独立思考的空间。每当我们有疑难问题弄不懂去间他时，他会突然地兴奋起来，眼睛闪出慈爱的光，高兴地说:“对、对，学到这个时候是该提出这样的问题了”，然后就针对我们的疑难加以点拨，使我们茅塞倾开、恍然大悟。老师那种对学生努力学习的喜爱，那种对教育事业的执著，至今仍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由于老师们高超的教学技巧，使我对学习始终保有高度的积极进取精神，一些基本原理、概念、计算等掌握得很扎实。直到几十年后，辅导我的孩子学习或工作中用到它们时，可以呼之即来。特别是电视剧制片工作中，经常有计算、分析、判断等问题，每逢这时，经常是我的计算最快，我的判断最准。我知道，这是得益于附中学习时基础知识扎实。
附中还有一个好传统就是让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当时每天下午有二节自习，把老师当天留下的作业做完。然后放学便可以到操场上去锻炼身体。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附中经常拿总分第一。我也很喜欢体育活动，是校排球队的主力队员。附中排球队曾获得北京市中学生排球赛亚军。记得高三时北京钢铁学院和石油学院的排球队都约过我们赛球。赛完球后，两个学院的体育老师都曾把我们高三员留下，介绍各自学校的情况动员我们报考他们学院。我还被选人北京市冰上运动代表队少年组，参加了1956年全国冰上运动会。I姑9年获得北京市高校花样滑冰亚军，成了首都师范大学历史上第一个在高校运动会上获亚军的学生，这正是附中重视体育活动为我打下的基础。
当时附中的文娱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附中的民乐队和笛子独奏，都在北京市中学生文娱会演中得过一等奖。吹笛子的就是我们班的沈喜同学。我还参加话剧《玛申卡》的演出，在剧中扮演一个坏蛋叫杜曼斯墓。现在回想起来特别开心。
我在师大学的是化学，毕业以后却分到中央广播乐团当了演员。我参加的男声四重唱，是中央广播乐团1977一1982年间最受欢迎的保留节目。1983年再次改行从事电视剧制片工作以后，又迅速做出了一些成绩。这里有我个人的努力、有机遇，但是中学时代，特别是附中这几年，使我具备了从事各种工作的最基本索质，这是最重要的条件。
当年教我们几何的曹振山先生有一句口头禅:“咱们附中高人甚多!”我们曾笑先生自擂。但是在我这份回忆结束时，我却想重复曹先生的话，让咱们附中高人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