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姑且不讲那个已经为唯物主义认识论所千百次证明的真理—文学艺术作品是客观现实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也不必说中外的万千种历史文物与考古发现的证据都清楚地表明的，人类艺术活动和生产活动有着直接联系的原始民族艺术，只从世界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著名作家和著名作品来看，从荷马的史诗到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小说，从《诗经》、楚辞、李白、杜甫，到关汉卿、王实甫、孔尚任的戏曲，以至我国第一流章回小说的杰作《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等等，有哪一部作品没有深刻反映特定时代的历史现没有紧密联系着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呢?哪怕是神魔小说《西游记》，虽富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也决不是历史上的神话的延伸，而是具有艺术地概括着一定社会现实的丰富的内涵。而且，凡是得到长远流传的杰作，它们总是对作者自己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有深广而独特的艺术概括。
离开了现实生活，艺术就失掉了生命的源泉，离开了真实地反映生活，也不可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旧时代的这些伟大作家们，世界观中虽然存在着很多矛盾，但在真实而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方面，却都是呕心沥血，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劳动。
尽管这些旧时代的作家，并不一定讲过，甚至不一定完全认识与理解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但我们从他们的创作态度以及作品的成功中，就可以确认，这个文艺本源的平凡的真理，在他们的文艺家的实践活动中是得到了贯彻的。
当然，只是明白确认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并不是我们的目的。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直到成为共产主义者时，还是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改良这人生。”可见，他很早就把他的小说创作与社会改革联系在一起了。他还曾这样比喻过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他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改革。这正如芝麻油原从芝赚打出，取之浸芝麻，就使它更油一样。”也正因为鲁迅把这“源泉，间题看得如此之重要，所以他也深知自已在与社会生活结合上的局限。他说:“在创作上，则因为我不在革命的旋涡中心，而且不能到各处去考察，所以我大约仍然只能暴霉旧社会的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