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配合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高等学校自 1952年起大规模招生，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北大也是同样。于是，1953年，我们全班同学都提前毕业留校当助教了。我们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任务，我担任过数学系的微分方程课和化学系的高等数学课的教学辅导工作，每周上十五至十八堂习题课，同时进修数学物理方法。1955年应物理系教学之需要，我转到了物理系理论物理教研室，协助郭敦仁先生从事数学物理方法课的教学工作，并于1956年开始讲课。当时，我们响应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刻苦地勤奋地学习着和工作着。我在数学物理方法这个数学和物理相交叉的领域越钻越有兴趣，王竹溪先生还建议我结合电波传播等实际问题开展研究，我正准备这样做。 1958年，陆平副校长向中央党校建议:办一个自然辩证法研究班，培养一批既懂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懂自然科学的业务骨干。
这个建议立即被采纳了。陆平同志要求北大理科每系派一名党员教师去党校在职学习。我当时正是物理系党总支的宣传委员，决定派我去。我虽然有些舍不得正待深钻的业务方向，但是，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对我也有很大的吸引力。1958年10月初，我们北大的六名教师(邓东皋、李庆臻、李廷举、孙蓬一、傅世侠和我)欣然到了党校，从此，我开始了在自然辩证法这个哲学与自然科学相交叉的领域里从事研究的学术生涯。 1960年秋，北大领导决定在全校理科五、六年级开设自 然辩证法课，由于这一教学工作之急需，我被提前召回到北大 自然科学处。课程由副教务长张群玉挂帅，她讲了第一课，然后我接着讲下去。但是“困难时期”到来了，为减轻学生负 担，学校不得不精简了这门课。张群玉同志让我参加校党委以冯定同志为首的“双百方针”调研组，我分工负责调查理科
1958年至1960年学术思想批判中的问题。我们发现在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方面有许多是非在认识上混淆不清，如“试管种黄瓜”、“刺猜冬眠”、“嶂螂尾巴毛”等有价值的研究课题，理想模型、理想实验和实验中的单因子分析等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数学中、理论物理中的公理化体系，遗传学中的摩尔根学派等，都被扣上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哲学帽子，成为批判和否定的对象。这些错误的批判后来虽然停止了，正确的东西经过甄别平反，一一摘掉了帽子，恢复了名誉，然而学术工作却已遭受了挫折和损失。冯定同志领导调研组反复从认识上分析和讨论这些深刻的教训，深感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需要相互沟通和理解，认真贯彻“双百方针”，使这类错误不再重演。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1年春，学校领导决定在哲学系建立自然辩证法教研组，任命我为组长，并让我们以三分之二的力量面向理科开展工作。
我们全组十人，是一个团结得很好的集体。我们为理科教师、研究生和哲学系高年级学生开设自然辩证法课，同兼职教授一起招收和培养研究生;我们分头掌握几国外语，有计划地编译各国的研究参考资料;我们把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史结合起来，进行一系列专题研究;我们要在北大逐步建立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联盟。总之，我们怀着向科学进军的热情和决心，在自然辩证法这个难度很大而又饶有兴味的交叉领域里努力攀登科学高峰。 但是，1964年北大的、特别是哲学系的“社教”运动把我们这个小学术集体冲散了，我被派到北京郊区农村参加“四清”，直到“文革”开始被召回学校当受教育对象，1969年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两年后回北京被编人“战备连”，在校内当盖房子和烧锅炉的工人。
我曾为自己能参加修建北大新图书馆而感到欣慰。 1972年春，劳动生活结束，我分到自然科学处(当时称为“教改组理科组”)，衷心希望多做一些切实有益的工作，除了到各系调研教改和科研情况外，我与数学系、地质系、地球物理系的教师们一起写过科学史文章，后来投人“马克思数学手稿”的编译工作中，马克思对数学的执著钻研和欣赏，以及他那严谨的治学态度，使我们编译组的人都深受感动。
我们的文艺，更不同于过去的一切文艺，它是社会主义文艺。文艺到底是否要真实地反映生活，在这里，直接关系着是否要真实地反映人民生活这个根本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蝎的唯一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而社会主义文艺，又是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自己的方向，在这里，无论是表现对象和工作对象，都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 这个“新的群众的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忆万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时代，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向人类伟大理想共产主义进军的时代。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这当然不只是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而且提供了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有利条件，这是在旧时代、旧社会，多方受到压迫、限制的作家们甚至包括伟大的备迅所不能比拟的。但是，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这却又是一个新的历史课题，要有一个了解、熟悉以至认识的过程，其中也会有“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自我改造钓过程，而这是只有深人实际、深人生活中才能逐渐取得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国的革命文学象和艺术家，必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二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人创作过程。”《讲话》所指出的方向，不仅帮助、支持和造就了老一代文学家、艺术家，也确曾给我国革命文艺带来了一个崭新的面貌。从《兄妹开荒》到《白毛女》，从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到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到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从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到贺敬之的《放声歌唱》，郭小川的《致育年公民》，以至那一批有口皆碑的名作《保卫延安》、《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林梅雪原》、《红岩》等等，也包括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很多作品在内，可以说，都是我们的前辈们坚持不懈地贯彻《讲话》精神，实行与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的丰硕成果。
但是，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有一段时间，我们总是片面地强调“深人生活”，片面地强调文艺工作要在同工农兵结合中改造世界观，不联系作家的创作，甚至把‘全心全意”强调到不许作家考虑创作的程度，这就是违反艺术规律的了。到了“四人帮”横称文坛的时代，“深人生活，改造世界观”，则已被他们歪曲成摧残和打击文艺工作者的手段，这更加败坏了这一马克思主义创作原则的声誉。须知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源泉，但生活并不能直接地变成艺术，有些文艺工作者多年来生活在群众中间，却一无所获，也没有任何产品。只有当作家通过自已的深切体验和感受，通过自已的审美理想，在生活中找到了他所要反映的题材，并有了非写不可的创作冲动，他才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艺术形象。所以深人生活，与群众相结合，改造世界观，是新时代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历史的要求，却不该是它最后的目的。目的当然是，也必须是创作出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新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