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同念引用《西游记》中的一些回末诗，来说明作者“对大闹天宫并不采取肯定态度”。这些诗自然也反映了吴承恩思想中的某些矛盾因素，但以此而断定吴承恩对大闹天宫不采取肯定态度，是不是也过于简单了?它和艺术形象所显示的作者的态度完全不同。在《西游记》中，作者是通过与神世界的对立，突出地刻画了孙悟空的英雄形象。神的世界愈被描写得赫赫然无上权威，而和孙悟空的英雄形象对照起来，也愈加暴露出他们的腐败。在这种环境与人物相反相成的艺术境界里，神的世界不仅没有成为无上威权的存在，反而成了孙悟空打进打出的战场。英雄的孙悟空，以他的力、勇、智闯人了神的天官，高唱着“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灵霄宝殿非他久，历代人王有分传”的叛逆之歌，闹天官、偷蟠桃、窃仙丹、败天兵，一条如意金箍棒，打遍诸天神将，把天宫搅得地理天翻，无人能敌。
而参与斗争的神世界的一方，站在这样一个英雄的对立面，却显得极端昏庸和可笑。那个所谓“高天上圣大慈仁者”的玉皇大帝，在作者的笔下，却只象人世间昏庸的封建皇帝一样怕硬欺软，出尽了懦怯相。而诸天神将，也和腐败的封建阶级的御用军队没有什么不同。平时作威作福，到了战事临头，就暴露出完全是一群不济事的草包，被孙悟空打得落花流水。他们的“庄严妙相”，只能构成对神权世界的强烈讽刺。在这样一首英雄赞歌里，怎么可能找出作者的“不肯定”态度哪！
毛泽东同念从这所谓‘艺术的民族保守性分里拼看到的，并不都是“因袭的重负”，特别是在艺术形式方面，它的确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而这一切又是在一民族的历史发展中长期孕育形成的，“有它自已的规律”，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我们的革命新文艺，当然不能也无法割断这偌大民族的、悠久的文化，而只能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继承、发展和创造。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特别象中国这样一个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这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自然也蕴含着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否则，就不会有民族的形式和民族的风格，也就不可能有民族的新文艺。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历史的辩证法。
另一方面，“崛起”论者对外国文艺实际上又只是现代派文艺，则持全盘肯定、全盘接受的态度。这些同志认为，只有以现代派的审美意识“改造”中国诗人的气质，“调M 民族的鉴赏心理，以“适应更高一级的欣赏需要”。我们如果听任这种论调在文坛上泛滥，我们的新文艺岂不是要完全背离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谈话》的最富有辩证法光辉精神的论述，又恰恰是对这种“全盘西化”论的全面而有力的批驳。毛泽东同志指出:“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在中国艺术中硬搬西洋的东西，中国人就不欢迎。”当然，毛泽东同志又决非主张排外。他首先明白确认:“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有独到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草他还明确指出:“中国的文化应该发展。外国的乐曲不会听，不会奏，是不好的。外国作品不翻译是错误的，象西太后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他主张:“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唆外国东西。小说一定要写章回小说，就可以不必。”‘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但关键在于:“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造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而且这种学习和接受，又必须是“中国和外国的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吸取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