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创作的取材，除最近的中篇《锅碗肺盆交响曲》和短篇《修脚女》，大部分“尚限于工厂生活的范围。他自己也曾说过:“我写工业战线上的人物，但只把工厂作为人物活动的舞台，以整个仕会做背景。”然而，对于一个工人作者来说，从工厂生活出发，是不是就如某些批评所断定的那样，是在“划地为牢”我以为，这不该是对蒋子龙历史新时期创作的客观而公、正的评价。
蒋子龙的小说，虽主要取材于工厂生活，扩大一点，或者叫做工业战线，但是，在建国以来的工业题材的小说创作中，他的作品仍然是一个突破。也可以说，作者和他创造的主人公们，在一定意义上，都在开拓着新时代的新局面。多年以来，我们虽然有过不少反映工业AI材的短篇以至长篇，有些作品在当时也曾有过相当的影响，但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始终没有产生一部能与《红旗谱》、《创业史》、《红岩》，以至《育春之歌》并驾齐驱的作品。这自然有“左，的思潮的严I影响，赞如出现了不少模式落套的作品，以至被人概括成具有讽刺意味的顺口溜:“两种方案，争论不休，书记先进，厂长落后，发明创造，工人带头，伎术人员，崇洋保守，试验失败，敌人暴露，落后转变，共同奋斗。”然而，这种把复杂的社会生活模式化的有害倾向的成，似又不能全归之为“左”的影响。因为从十七年义艺土的“左”的禁锢来看，当时的理论教条是普谕的存在，并不独独“偏爱”于工业题材，因而，那把复杂丰富的现实生活模式化，是否也有个熟悉与深人社会，熟悉与认识现代大工业，特别是深人社会主义现代工业的创造者的心灵世界的向题。蒋子龙在七十年代初的习作，象一九七二年的《三个起重工》。在结构与情节上，就还没有摆脱这种模式化的影响《虽然在这篇作品中，就巳显示了他刻画性格的艺术才能)。但不同的是，蒋子龙毕竟是社会主义大工业的忠实的儿子。他在一九七二年写了《三个起重工》和《压力》之后，就已“感觉路于越走越窄，不是根据生活进行创作，而是用现成的套子去套生活。认识是实践的起点。到了一九七五年，蒋子龙终子“被生活本身那股不可遏制的强有力的巨流所推动”，开始向“旧有的模式”进行冲击，不写路线斗争，不写事件小说，而“根据生活的真实面貌进行创作”，写出了《机电局长的一天》。尽管这篇小说在当时曾经震动文坛。新人耳目，作者却因之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用他自已的话说:‘这样反来复去脱了好几层皮，对我的文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个痛苦的裂变的过程中，我摆脱了写好人好事、写技术革新、写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写一个中心事件和围绕着一个生产过程展开矛盾等等车间文学的模式。此后，我们便读到了誉满文坛的《乔广长上任记》(一九七九年七月号《人民文学》)，以及《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开拓者》等等。确如作者所声称的那样，在这些作品的创作中，他‘初步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性，也许还算闯出了一条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