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雷厉风行；她，说一不二；她，精益求精。她，就是我们初三的班主任。
记得开学的第一天，我们就接到通知，原来的班主任走了，接替他的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那时的我们，有对老班主任的思恋，也有对新班主任的期待，当然，心里默念最多的还是，新班主任一定要是一个温柔的女生，但是，我们只预测对了一半。新班主任的确是一个女生，却与温柔没有半点关系，至少当时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一见面，她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一个月后，我们班必须从倒数第一变成第一”，这坚定而又坚决的语气，把我们全都震惊到了，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不成为倒数第一就不错了，还要成为第一，谈何容易！但她，还是做到了。接下来的一个月中，我们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管理，“四个必须，五个一定”，让我们苦不堪言，但不久后我们就决定反击，她要我们做的我们偏做不好，不准我们做的我们就要做，我们相信只要团结一致，就一定能让她不管我们，但，我们错了，当她发现我们的问题时，并没有把我们大骂一顿，也没有罚我们去操场上跑圈，而是找我们单个谈话，然后逐个击破，最终，我们妥协了。
到了月底，月考成绩出来后，毫无疑问，我们班是第一，让全校师生刮目相看，而我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连走在校园里，也感觉有了底气，不会像以前一样见到老师就躲。正当我们还沉浸在这种喜悦之中时，那天晚上，班主任趴在教室后面的课桌上哭了，我们问她怎么了，她只是淡淡的说：“没事，就是有点累”，这时我们才发现，原来，真正幸苦的是班主任，每天起的最早的是她，睡的最晚的也是她，进教室最早的是她，出教室最晚的也是她。
她，尽职尽责；她，无私奉献；她，严于律己。她，就是我们最爱的班主任。
我有一位语文老师，她乌黑的头发，扎着马尾，戴着眼镜，身体微胖。她是我们的谢老师。
她很好，身上有许多优点，而我最喜欢的是谢老师说一就一，说二就二的人。
这学期我们的劳动课，也是谢老师上的。以前我们的劳动课本来就少，还时常被占课。可是老师不一样，她说要给我们烤土豆。我心里想：上课都难，还给我们吃烤土豆，怎么可能?可第二天，老师真的拿来了烤箱，给我们烤了土豆。
谢老师说过，作为一个学生，一定要有良好的态度，否则他会对我们很严厉。那天第一节课上课，老师还没有来，同学们有的大叫，有的站了起来，谢老师来了，就像有气场一般站在门口，教室突然都安静了。我想此时就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一定也怕得躲在椅子下。
老师说她有火眼金睛。果真，在我们午睡课时，有一些人耍小聪明，把头埋在被子里，不让老师发现，可老师的火眼金睛一眼就看出来了，并让他把头给伸出来。
这就是我们说一不二的谢老师，在她的影响下，我也要做一个说话算数的孩子。
爷爷一生好胜，说一不二，近70岁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难以割舍的工商管理工作。退休，在家闲着，他为了解闷，就养花种草、钓鱼饲鸟，等等等等。但是，这毕竟不是他原本的一作，难以完全免除他那内心的失落感。因此，读报和看电视就成了他“填补空白”的两件大事。《青岛日报》一到，他就来回翻找，通篇地反复地阅读，似乎他能从报纸中寻找到往日的辉煌。 至于电视，爷爷并不什么都看。他一看到扭扭捏捏的“歌星”就换台，说那算什么，京剧才是真功夫。他最喜欢看的节目是“焦点访谈”。每天晚上7点35分，不管其它台演什么，他总是拨到中央电视台，仔细倾听着每一句话，好像深怕自己漏掉了什么。
每当看到那些被采访者尴尬的表情，每当看到主持人那引人深思的评论，他的脸上就泛出一阵红光，嘴角微微向上翘着，不住地说着同样的‘句话:“演得真好!演得真好!就应该给他们曝曝光，真好，哈哈!”看着他那涨得通红的面庞，那只有这时候才能有的得意神情，我心中戏称“7 点35效应。”随着日复一日的‘<7点35效应”，我也发现了此个门道:爷爷特别喜欢看那些暴露官员询私舞弊的案件。每当看到这类题材时，他就会滔滔不绝地讲起毛泽东时代的许多事情，譬如说看到关于公款吃喝问题时，他就会说:“我们那时候，从来就没有这些事情。哪还有什么公款吃喝风?
根本就没有!毛主席搞的是什么，那叫为人民服务!”看他那眉飞色舞的样子，时而跷起二郎腿，时而在地上踱来踱去，直至大笑起来。显然，在他眼单，1949年到1969年，就是毛泽东时代。我抓住这个特点，有时也跟他开逗。我说还是开放好; 爷爷说，开放好是好，可别忘了老传统，不能当败家子。我从 场角度论经济，他从长征年代沦中国。争来争去，我实际上就是等一句话，往往也就是他的这句活结束战争:“没有毛主席给你们打下江山，你们早就被资本家扫地出门啦!”说完，爷爷拿起报纸，顺了顺头发，大步流星地走进阳台，坐在藤椅上傲慢地半闭起双目，有节拍地哼唱着过去的老歌:“革命的同志好辛苦。 ”他为一场争论取胜而兴奋，我则虽败犹荣。
爷爷一生好胜，说一不二，近70岁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难以割舍的工商管理工作。退了休，在家闲着，他为了解闷，就养花种草、钓鱼饲鸟，等等等等。但是，这毕竟不是他原本的工作，难以完全免除他那内心的失落感。因此，读报和看电视就成了他“填补空白”的两件大事。《青岛日报》一到，他就来回翻找，通篇地反复地阅读，似乎他能从报纸中寻找到往日的辉煌。
至于电视，爷爷并不什么都看。他一看到扭扭捏捏的“歌星”就换台，说那算什么，京剧才是真功夫。他最喜欢看的节目是“焦点访谈”。每天晚上7点35分，不管其它台演什么，他总是拨到中央电视台，仔细倾听着每一句话，好像深怕自己漏掉了什么。每当看到那些被采访者尴尬的表情，每当看到主持人那引人深思的评论，他的脸上就泛出一阵红光，嘴角微微向上翘着，不住地说着同样的一句话:“演得真好!演得真好!就应该给他们曝曝光，真好，哈哈!”看着他那涨得通红的面庞，那只有这时候才能有的得意神情，我心中戏称“7点35效应。”随着日复一日的“7点35效应”，我也发现了些个门道:爷爷特别喜欢看那些暴露官员询私舞弊的案件。每当看到这类题材时，他就会滔滔不绝地讲起毛泽东时代的许多事情，譬如说看到关于公款吃喝问题时，他就会说:“我们那时候，从来就没有这些事情。哪还有什么公款吃喝风?根本就没有!毛主席搞的是什么，那叫为人民服务!”看他那眉飞色舞的样子，时而跷起二郎腿，时而在地上踱来踱去，直至大笑起来。显然，在他眼里，1949年到1969年，就是毛泽东时代。我抓住了这个特点，有时也跟他开逗。我说还是开放好;爷爷说，开放好是好，可别忘了老传统，不能当败家子。我从市场角度论经济，他从长征年代论中国。争来争去，我实际上就是等一句话，往往也就是他的这句话结束战争:“没有毛主席给你们打下江山，你们早就被资本家扫地出门啦!”说完，爷爷拿起报纸，顺了顺头发，大步流星地走进阳台，坐在藤椅上，傲慢地半闭起双目，有节拍地哼唱着过去的老歌:“革命的同志好辛苦。”他为一场争论取胜而兴奋，我则虽败犹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