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6制度，是指早上9点工作至晚上9点，每日工作12个小时，一星期工作6天的劳工制度。2019年4月11日晚，马云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关于996工作制度的看法：能够996是一种修来的福报。
可是，按国家劳动法规定，是每天8小时工作制，且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马云的说法，明显违背劳动法。企业和企业主应该遵守法律，不能苛求员工实行996工作制，而应该保障员工合法权益，关爱员工。作为首富，马云的言论难免让人产生“毒鸡汤”的联想。因此，这一事件迅速发酵，甚至连《人民日报》都专门撰写了评论怒怼：996是一种病态的加班文化。
但是，现实往往比理论来得多元，来得复杂。在中国的版图上，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有很多人都在自愿执行这样“不人道”的工作制度，夜以继日，焚膏继晷地努力拼搏。正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和奉献，我们的祖国才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一日千里。
繁星寂寥的深夜，万籁俱寂，医院常常灯火通明。总有医生，为各种突发事件带来的意外伤害，自愿坚守在手术台第一线，一双回春妙手救回多少病患的性命。
白露沾草的清晨，晨光熹微，科研部门的工作人员们常常顶着一双熬得通红的黑眼圈，砥志研思，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尝试。
巍巍雪山的顶峰，大浪淘沙的海岸，又有多少军人持枪屹立。甚至春节期间，我们也常能在各种媒体上，看到他们依旧巡逻在祖国边疆、坚守在哨卡的视频和照片。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祖国，从山河破碎、风雨飘摇，到团结统一、繁荣昌盛;从求自身合法权益而不得，到为全人类福祉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强盛中国的背后，是亿万中国人民胼手胝足的工作，众志成城的奉献。
不强制996，尊重劳动者，关爱劳动者，是文明社会人文精神的体现。而崇尚奋斗，则是中国得以扬帆远航的青春涌浪。劳动者为了梦想和事业，可以自由地在8小时之外，安排自己的作息，可以996，也可以超过996，但这一切，不应该是必须强制执行的规定或制度。
崇尚奋斗，不等于强制996。这里的区别是：作为制度安排，996是病态的，非法的;只有心甘情愿的996，乃至007，才是劳动者的自由选择，才是追梦者的福报。
我想特别提醒的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无论学习和工作，只有劳逸结合，才更有效率。生无所息，生亦有所息;生命无法停息，但生命必须休养生息。高质量的休息，正是为了高质量的学习和工作。
所以，企业应遵循国家劳动法的规定，应该尊重员工休息休闲和幸福生活的权利，不能将996工作制强加给员工。那么，每一个中国人，在追寻梦想努力奋斗的同时，将更有获得感和幸福感。我们的祖国，将更繁荣更和谐，更令人神往。
承诺制具有某种契约的性质，是一个服务者与服务对象双向约束、双向提高的机制，它本身不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的商业道德规范，而带有一种制度或者叫做准法律制度的特征：它除了具有职业道德的内涵外，还增添或强化了制度、规范、机制方面的内容。不仅一具有内在的道德上的约束力，而且具有外在的、硬性的、制度上的约束力。正是由于它的准法律制度的特点，因而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使之能够成为加强商业道德建设的突破口。
首先，承诺制可以发挥其准法律的警戒机制，从外部强化商家诚实守信的商业道德意识。
人们道德信念的形成主要是依靠社会教化，而法律的教化功能集中表现在对其道德的弘扬和导向作用。上。“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弄罚为佐助正焉，”通过立法以告戒人们，推动一定道德的普及，通过严格执法，培养人们的道德意识，通过履行法律规定道德义务，形成崇尚道德的习惯。承诺制要求承诺单位按照各自的职责，把自己应该承办的服务，以及达到的标准、办理程序、时限和承担的责任向社会公开承诺，违诺则要按规定给予处罚。
其次。承诺制还可以强化商家自觉改善内在需要。
相对于生产性企业而言，商业企业要求更加注重自己形象。信肯是商家的命根子。是企业丰厚的无形资产。因此，树形象，讲信用成了商家内在的需求。
再次，承诺制在内容上的具体化、结化、可操作性。易监督性是对商德宣教形式的创新。
社会服务承诺制与以往“服务公约”等相比，是一个前进、深化和发展。从内容上来说，更为具体和量化。承诺制则按照商家的社会服务职责，把应该办的事情，以及需达到的标准，办事程序、力、理时间和违约贵任做出具体的规定。有了无可争议的标准。
另外，承诺制还是培养人们敬业精神，是当前职业道德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承诺制作为个人或小集团向社会作出承诺，则把商业道德个人化、具体化，增强了入们的社会责任感。
总之，在当前，在培养商品经营者诚实守信的商业道德中，推行社会承诺制不失为一个切入口、好形式。它的地位和作用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最近，中宣部和国务院纠风办已作出决定：今年下半年要把学习和推广社会服务承诺制，作为加强行业作风和职业道德建设，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点工作来抓。我们一定要顺应这一切入口，认真总结推行承诺制，大力增强商业职业道德建设，营造出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
在当今信息激增的时代，我们的老师完全没有必要过分为难自己，因为你并非百科全书，你也不可能样样精通。有的教师为了面子，非要不街装懂，结果面子不但保不住，甚至还可能闹出笑话。
曾经有一则资料向我们详细介绍了美国教师的那种实事求是、严谨科学的态度。如果学生的提问恰好是教师不懂、不知、不会、有疑问的，就十分干脆地回答:“不知道。等我查查资料，再考虑一下给你答复，好吗?”而矛在我们的学校里，有多少敢说“不知道”的教师?学校教育思想有待明确和澄清时至今日，教育思想依然没有彻底“端正”。体罚现象时有披露，课业负担未能减轻，教学方法依然陈旧，应试教育阴魂未散。“端正教育思想”多少带有权力意志的色彩。我国“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传统文化使长官历来具有话语摘权，连订什么报刊、看什么电影、用什么学具、穿什么校服都由行政指定，且都是为了“深化素质教育”，难怪有人慨叹:现在是没在思想搞不好教育，有了思想又不好搞教育。
教育思想不能一厢情愿地强制“端正”，而应是群众广泛、自觉的澄清。教育思想与教育者和教育实践同在，应是澄澈透明的教育本质和规律。如近年来各种竞赛应接不暇，有的还规定竞赛内容和载体，甚至按订购数里确定奖励名额或指定供应商;或收取不菲的参赛费，谋利目的显而易见，谁能说不是人为搅浑的呢?不少学校以班级为单位，几十人拉二胡、吹笛子，难道这么多人都只有此种专长?其中是否有投上级贪大喜功之好甚或以此邀功的成分?
我从上小学起，就在语文教师的“强制”下，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
我第一次见到带锁的日记本，是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当我惊异地瞪大了眼睛，凝视着摆在文具商店货架上那些挂有一把小锁的漂亮本子时，百思不得其解——日记本为什么还要上锁?我甚至觉得那并不是日记本，而是一种里面装有珍贵东西的盒子。
从小学升人初中又进人了高中，我的日记也渐渐地从习字的“流水账”、应付语文老师检查的“遵命文学”，演变成了记述我喜怒哀乐的成长历程和内心情感秘密的一方天地。日记本存身的位置也从书桌上、枕头边转移到了抽屉里，我想以此来告知爸爸妈妈—本人的日记已不再是“公开读物”。然而，正如我从小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一样，妈妈也养成了“审查”我日记的习惯，她的这种习惯并没有因为我藏匿日记本的行动而改变。更让人难过的是，我写在日记本中的“不良”言行成了她训斥我的“罪证”，日记里的一些“傻话”和稚嫩遐想成了我们家饭桌上的谈资，这令我感到非常难堪。于是，我大声抗议，义正词严地指出家庭中每一个成员都是平等的，法律并没有赋予家长“审查”孩子日记的权力。可是尽管我“言之谆谆”，大人们却“听之藐藐”。从那以后，妈妈虽然不再谈论我的日记了，可是凭直觉，我知道她的“审查”工作并没有停止，只不过已由公开转人了“地下”。为了证实我的猜想，我采用了一位同学传授给我的反“侦查”手段——把放在抽屉里的日记本上面压上几本书，并用铅笔轻轻地在书和日记本的外缘上划了一条直线。等我放学回来一看，直线发生了错位，果然，日记被偷看了!悲哀之下，我决心为维护我的尊严而“斗争”。我将日记本“坚壁”了起来.然后在抽屉的最上面放了一张纸条，并写上:“不要翻，会侵犯个人隐私权的!”同时，我还在抽屉的最里面放上了一张写有“您辛苦了，我很失望!”的纸条。结果，这两张纸条又成了妈妈数落我的笑料，她说:“你小小的年纪办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还有隐私?”
“隐私是不愿告人的或不愿公开的个人的事，并不是见不得人的事!”我争辩道，同时还搬出了最新版本的《现代汉语词典》作为依据。
“不对吧?”妈妈忙跑进书房去查她的那本词典，令人惊讶的是她的那本1980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上竟没有“隐私”这一条目。我明白了，原来爸爸妈妈那一代人就没有受过
“尊重别人隐私”的教育，怪不得我们同龄人中大都有过日记被家一长偷看的经历。有一位女同学跟我说:“有一次正在写日记，我妈妈一把拿了过去想看看我写了什么，顿时，我觉得受了一种侮辱，虽然那上面什么令父母不满的言辞也没有……”
今年暑假，我从南京、上海等地旅游回来，走进妈妈为我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那个属于我的房间里，一种温馨涌上心头，可是，我马上就发现自己的日记又被偷看了，“哇，好惨呀!”我抱着日记本大叫了起来，旅游归家的欢偷心情立刻被一种悲哀所取代。想象着妈妈翻开自己的本子仔细研究的情形，不禁感到有些气愤，同时还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后怕。我在考虑。要不要换成那种带锁的日记本。可是，当我走进商店掏钱想买时，又犹豫了起来，日记里有我们的心灵世界，如果用锁锁住那该是多么不舒服啊!
我左右为难，感到非常困惑与悲哀，难道我的日记本真的要上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