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英雄辈出、扑朔迷离的年代，这是一段充满争议、浓缩了中国历史全部精华的篇章。三国的这段历史，大家一定早已熟知。《三国演义》这本书，则是大家领略三国风骚的最佳途径。
杜撰不等于重现历史
历史这种时代的尘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其真实性和主观性。而首先，我们得搞清楚，《三国演义》对于以上的两点来说，都不符合，它是一本小说——杜撰的小说，仅此而已，所以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历史的镜子，这样只会混乱你的思绪。
我们想了解历史，一般都有两个渠道：正史和野史。
历史是历代史官在皇帝的监视下完成的一种具有一定真实性，但不具备主观价值的记录。我们都知道“强权即真理”的封建时期，是没有哪位史官会傻到把自己的皇帝描到一片漆黑的地步。所以若要还原历史，那么一些贤明的君主或许会带上斑点，而本身就不怎么样的家伙们只会更加昏庸。
相比之下，野史的主观性就要好上更多，因为野史都是一些民间流传的“小道消息”，但是其真实性便会打上折扣，所以我们平时所讲的历史，要将这两者综合起来对待。
而《三国演义》则是一部充分综合了正史和野史的历史小说。但要真的想“以史为鉴”，就请参考《三国志》。
关于《三国演义》中的一些杜撰
杜撰为两种类型：虚构和夸大。
刘、关、张三人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我们应当是非常熟悉了。《三国志》中说刘备和关羽和张飞起初是“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这只能说明他们关系如弟兄弟一般亲密，但这并不能说明三人就是拜把兄弟，因为《三国志》中对三人结义之事毫无记载。这一切都充分说明“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只不过是罗老先生虚构或猜想的罢了，说到猜想，为什么没人猜到他们有可能是同性恋呢？总之，这个事情并不能当真。
诸葛亮是赤壁之战的主角之一，在《三国演义》中他在这一部分的地位神乎其神，但事实上，赤壁之战的大捷和孔明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如果你读过苏轼的《赤壁怀古》，你就会发现词里所赞颂的根本没有诸葛亮的份儿！火烧战船从策划到实施，主要都是周瑜的事，诸葛亮所做的，仅仅是对地理学稍做了点儿研究罢了。《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对于他在赤壁之战中做了什么只字未提，就是这么一个“路人甲”却在《三国演义》中被夸成第一功臣，将他完全描写成了一个足智多谋的道士，甚至还虚构了一段作法的情节，也难怪鲁迅先生点评《三国演义》说：“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若说以上两例还是稍有历史根源，那么“三英战吕布”的故事就纯属虚构了。因为《三国志》记载，当时刘、关、张三人均不在前线，怎么可能会与吕布交手？事实上罗贯中是想借此抬高刘、关、张三人的历史地位，但在太多数人看来，这根本起到的是反作用。
还有诸多例如“孙坚斩华雄”、“孟德献刀”等故事遭到罗贯中的“移花接木”，估计连孙坚的后人也不知道，孙坚的成绩居然被关羽给占了，说白了，《三国演义》这本为的就是“捧刘”。刘氏集团在书中被杜撰的部分是最多的，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来这本书的思想价值和当时的社会现状。
从《演义》看历史变化
但凡读过《演义》的人都会记住一句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话可是真真切切的真理，它完整地概括了三国之前、之后、乃至今天的天下局势。
我们先从“分久必合”说起。
这三个分裂已久的国家，都是犯下了一个个不该犯下的错误，从而被新的王朝而取代。
蜀国犯下的错误，其实可以全赖在赵云身上，当初要不是他忠诚无比地去救主——先不管是真忠心还是假忠义——那么只能用脑残来形容的刘阿斗恐怕早已不复存在，那么就绝对不会出现刘备死后的宦官专权，以及“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的窘境。而诸葛亮也不至于劳累了一生却教出了一个“乐不思蜀”的君主。
孙权的东吴所犯的错误，则是与刘备的决裂。当时的情况是一个曹魏所拥有的国力比孙、刘两人加起来还强，但是他却选择了独立。人家刘备好歹也有那一点点骗人的皇室血统，曹操也有过“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封王经历，但孙权却什么都没有过，在整个三国的历史中完全扮演了一个小军阀的角色，最终被强大的西晋给吞并了。
至于曹操，他恐怕什么错都没犯，真要找起来，你只能说他死得太早，不信任华佗而死。而他死之后政权移到了没有丝毫威慑力可言的曹丕手中，最终让本没有多大野心的司马昭一下子野心蓬勃，曹魏的亡国谁说理都是白说。分久必合，三国终于由曹魏的“变种”西晋收入口袋。
以上三个国家其实与“王朝”二字无关，而在中国的历史中却充满了王朝由分裂走向统一的例子。
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纷纷扰扰最终被秦朝统一；南北九朝，风云更幻，隋文帝将其收入网中；五代十国的壮烈也随着南唐后主李煜的“只是朱颜改”而并归于宋。“统一”二字，真的是历史的大势所趋，也是渴望安居乐业的人民的共同心愿。
然而，历史的趋势总是双向的。
由分到合，是由各方势力的不断失误最终被真正的豪强归为一统，而由合到分，也同样是由于错误而发生的巨变：夏商两朝皆因君王贪恋美色而亡；秦汉两世，都由君主的无道而破；再往后，隋唐的暴乱事件，宋元的内部纷争，明清的民族矛盾都瓦解过华夏这片土地上延续时间或长或短的封建大一统。
就有了这样的事实：存在于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几个朝代都没有超过四百年，短暂的甚至只有一个轮回的光阴。
世界亦是如此。几千年来，不论是文明的兴起，还是时代的更换，战争都是永恒的主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六十年，而联合国的年龄也未过一百岁。维、藏两族的民族纠纷让中国始终不太安宁，而中国问题这么多年的持续更让人们不禁深思。
这个世界真的会永远太平吗？
合久必分，我想，这应该是个中肯的答案。
不该被历史遗忘的伟大
三国本身就是一个乱世，借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天王旗”。然而，乱世最为盛产的就是英雄。越是沧海横流，就越能显出英雄本色。“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而《三国演义》所演绎的，则是豪杰们精彩而又悲壮的人生。
《三国演义》可能不是最为真实的历史小说，但是它用以个个令人入迷的故事将三国这段历史永远地铭记人心。
其实这本书，它不是最真的历史，但它是一盏灯，照亮了三国这个不能被历史遗忘的角落。
孩子是每个家庭的宝，这是毫无疑问的。
从一出生便给予了太多的爱和期望，让孩子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这是每个家长一致的目标。
可何为“学问”？小时父母常教育：要好好学习啊，有学问了，将来才能有份好工作。而后不让干家务；不让出去玩耍；不让注意大人们碰到的问题……最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如今自己已为人母，发现其中存在很大的弊端。学问是一种内在的素养，在于待人接物的处理方式，以及对世间万物的看法。若是把“学问”局限于一种换取功名利禄的工具，那就会被自己所谓的学问控制住手脚，就会如同井底之蛙，高傲自大，不知天高地厚。这是相当要不得的。
孔子的一位弟子子夏曾说过：“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子夏认为敬重贤人，孝敬父母，忠于职守，诚信待人，这种人哪怕没有读过书也是属于有学问的。由此可见，只注重读书是远远不够的。
以前一则新闻，具体已经模糊，只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一位刚毕业的女博士生出远门找工作，结果被一农村妇人贩卖到陌生的地方。这类啼笑皆非而的事件相信也不只一件，这些是不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还有些我们眼前发生的非常值得人深思的事件比如：儿子打父亲；学生侮辱老师；孙子为去网吧而逼贫穷的奶奶拿出私房钱，不给便抢；年纪小小便在学校交帮结派称王称霸；再比如网上流传最广的一五六岁孩子说“要是我长大了，要做两个广告，一个在全国人民午饭时播，一个在晚饭时拨，好让他们全吃不下饭”。如此这类泯灭良心的心态无不让我们真实地认识到了让孩子从小学会做人，实践生活是多么严肃而又当务之急的事情。若想得长远了：官做得再大你也得下台做人；做再深刻的研究你也的回家吃饭，有亲朋好友相聚；自己做生意更不用说了，天天跟人打交道，更需要通晓人情事故，圆滑处理问题……
孩子幼小模仿能力非常强，在家学父母，在校学老师。有位朋友说得好“一类家长是榜样，二类家长是教练，三类家长是保姆”，所以家长的定位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成长问题。还有便是教师，古人说“尊师重道”，道为天之道、为地之道、为人之道，道是一种自然规律。古人却把教师的地位放在道之先，由此可见对教师有多重视。所以教师的责任也甚重，其品行人格也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成长条件。若老师本人只为拥有一份工作而教育，对学生缺乏那种本能的爱，那就很难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很难真心对学生关心，很难真心站在学生的角度考虑，很难考虑到学生能将其所讲的真正接受多少。学生也就很难认真的学到有用的知识，严重得还会导致心理阴影，厌恶学习。教师是个倍受重视的职业，碰到一个好老师将会影响学生的一生。
让孩子从洒扫、应对、进退之类的小事做起，把懂得做人与课本上的知识技能相结合，健康得发展成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是我们家长以及学校的老师共同的目标和责任。
让我们积极携手，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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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贾宝玉是一个贵族阶级的少爷，他像他所出一身的那个贵族家庭的一切成员一样，是在“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里，过着剥削阶级的优裕的生活。这种生活不可能不在他的性格里留下深深的烙印。他的精神面貌固然和贾琏，贾蓉等“人形动物”，有着本质的差别，但也还是渗透着那一阶级的贵族公子、富贵闲人的情调。这虽是贾宝玉生活环境的真实和性格的真实，却由于同样出身于贵族公子的曹雪芹，对于这一方面缺乏批判的认识和描写，因而，作者的浓重的渲染，也就不能不带有消极的影响。封建时代的旧红学家和至今仍有一部分这样的读者，他们很少去体会贾宝玉的叛逆精神，却非常羡慕他的脂香粉气的“温柔富贵之乡”的生活，固然是这一部分读者本身的不健康的欣赏趣味，但也反映出了贾宝玉的性格以及创造这一性格的作家的反封建的局限性。
不过，和整个贵族阶级的形象相对立，贾宝玉的性格却充满了叛逆精神。它是当时萌芽的民主主义思想，在叛逆的贵族青年一代中的反映，又是贵族阶级内部重重矛盾的合理产物。贾宝玉自幼就生活在父亲贾政的暴力管制和祖母的娇养、宠爱的矛盾中。在贾政看来，贾宝玉必须被训练成一个贵族阶级的忠臣孝子，才不辜负皇恩祖德。而在贾母的心目中，这爱孙乃是膝下解闷的“玩物”。她要把他娇养在内帏，以逃脱贾政的管教。这两种教养的方式，时常产生矛屑.而忠实于封建伦理观念的贾政，却是处于被动的地位，不得不经常在被迫的情况下，放松了对他儿子的管教。贾宝玉的性格就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里得到了接触民主主义思想和反封建“邪统”的机会，发展了叛逆性格。
混迹在内帏，虽然使得贾宝玉的性格浸淫了脂粉的香气，而内昨少女们的比较洁白、单纯的生活，特别是出身于下层的丫头们的优美的灵魂和身受的践踏与摧残，也在一定程度上培植了他的叛逆精神。
罗丹的举动出人意料但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没有手的巴尔扎克总比只见一双手的巴尔扎克更有神韵。
这双手本身是一个杰作。如果它作为一双手保存下来，将足艺术界的无价之宝，成为后代的典范。
但可惜的是它并不仅仅是一双手而已，它是巴尔扎克的手，它属于巴尔扎克，它应该为巴尔扎克服务。但它反而因为自己的完美、突出，埋没了巴尔扎克的风采。为了整座雕像，罗丹不得不舍弃这双手。
其实只要认识到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而整体之所以成为“整体”，它又必须是完整、统一的;就不难理解部分绝不可能超于整体而存在。部分必须与整体和谐，各部分都应该为了整体的统一而互相配合、合作。
雕像中的这双手对表现巴尔扎克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它太突出，太完美，甚至到了使人们忽视巴尔扎克这个整体的地步;因而，它的存在是与整体的目的相矛质的。它与整体已经不能共存，就只有面临被摒弃的命运。
这双手因为突出而被摒弃，是否部分就不应“突出”呢?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是一座数学圣殿。它的基石是几条简单得无以复加的公理。这几条公理以它的简单托起了庞大的欧氏几何系统，显示了逻辑的伟力。它在数学史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绝对不可代替。
这几条公理令人瞩目地突出，绝不差于巴尔扎克的那双手。但它非但没有被舍弃，反而被抬高到了非同寻常的地位。因为它虽然突出，但它还是属于欧氏几何这个整体;它和谙地存在于这个整体之中，出色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这才是一个部分以自己的价值存在于整体之中应有的方式。
一个整体之中，可以有一部分比较突出，比较引人注目，像一篇文章，就可以有几句感人至深的或令人回味无穷的话，但如果这几句话并没有从整体上考虑，因而与整体无关，那就会出现文不对题的现象，那就是文章中的败笔。因此，我们要正确看待和处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任何突出的部分只有对整体发挥积极有益的作用，才有存在价值;否则便没有意义。
至于展示自我价值，其实也不过是部分价值的一种特殊表现而已。因为自我价值只有通过衡量对集体、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贡献大小才能体现出来;离开集体，自我价值便失去了衡量的尺度，也就等于失去了价值。恰如巴尔扎克雕像上的那双手，尽管它是那么“奇妙而完美”，但它并不有助于巴尔扎克那“活木捅”般的巨人形象，突出了它，反而会使罗丹七年心血付诸东流，因为仅是一双“完美的手”的存在，对整个雕像来说，显然是毫无价值的。
翻开历史的长卷，从廉颇负荆乃强赵国到“苦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钢铁战士，无一不是勇于辆牲“小我”而终成“大事”的典范;相反，那些无视整体存在，竭力展现“自我”者的下场也是有目共睹的-一尼采不就毁灭在自己自诩为“太阳”那耀眼的“光芒”中吗?
写文章要讲究写作方法，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样的一些材料，要表现同样的思想感情，讲究与不讲究方法，效果就大不一样。有的同学不重视写作方法，认为写明白枕可以了，不必“故弄玄应”，这种想法是不对的。讲究写作方法不等于故弄玄虚。故弄玄虚写出的文幸，成假生硬，令人生厌;而我们则主张为了表现中心的需要，在材料真实、充足的基拙上选择恰当的写作方法，使文章引人入胜，感人至深。有的同学不善于发现和吸取别人的好写法，在写作时，也没有自觉地考虑写法问题，这也是不好的习惯。在阅读别人的作品时，应当有一定的教感性，善于发现别人文章的写作方法，又善于问个“所以然”;在自己写文章时，又要养成讲究方法的自觉意识，锻炼自己的写作技巧。
写作方法所包含的内容很多，前面讲到的联想、想象、选取角度、安排顺序等等，都是方法问题。这里要讲的，是在具备以上各点的基拙上，怎样使文章更出色的问题，是美化文章的方法。分几个方面说，就是构思有法、剪裁有法、表现有法。
构思就是文章的总体设计，包括怎样用恰当的线索把材料组织起来;怎样安排文章结构，即怎样开头，怎样过渡，怎样设里悬念、伏笔，怎样使文章起伏、有波澜等等。仍举我们学过的《茶花斌》作例子。这篇散文构思十分精巧。作品要表现的中心思想是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在亿万劳动人民的建设和保卫下生机勃勃，前途无限。其基本手法是用茶花象征祖国。但是，开头并没有从茶花写起，而是说，自己久在异国他乡，想念祖国，于是想请画家画一幅画，来反映祖国的面貌，但又苦于找不到这幅画的构思，于是搁下了这桩心思。接下去才写到茶花，结尾写道:“画一大朵含零乍开的童子面茶花，岂不正可以象征着祖国的面貌?"终于找到了画的构思，这样，寻找画的构思就成了本文的线索。很新颖;这一线索又决定了开头结尾的写法，开头设下了愚念，即作者的愿望能否实现，怎样实现的问题，结尾又作了照应，此外，开头写搁上了这桩心思，令人不免失望，后来写回到昆明，看到祖国春色，令人希望烦生，从此层层受起，写到童子面茶花，终于找到了画的构思，全文达到了高潮。文章写得波澜起伏，令人回肠荡气。“文似看山不喜平”，平板的文章不能引起人们阅读的兴趣，只有构思精巧，文章波澜受起，才能引人入胜。剪裁就是时材料的取舍加工。比如做衣服，买来布料，就要根据身量大小裁剪布料，而且身、袖、领各有各的形状，各有各的尺寸，然后缝合起来，就成为一件可身的衣服。原布料不加剪裁就披在身上，当然是笑话;剪裁不妥当，做出的衣服也不会可身。所以，该留的地方要留下，该去的地方要去掉。该大的要大，该小的要小。文章就是一件衣服，对丈章的材料也要剪裁。自己观察得来的材料，如果不取舍加工，一律写进文章，只能使文章庞杂，没有重点，没有中心。一件事情的经过，如果不剪裁，一丝不漏，一律详细写下来，那就是“流水帐”。
状物味物的文章不雷要完整的故事情节，也不需要对事物的特征作全面介绍;它所记叙的过程只是一些片断，它对事物的描写要突出某些侧面。因此，写状物味物的文章尤其雷要剪裁。
剪裁要服从表现中心思想的需要。《茶花斌》先写了梅花、玉兰和迎春，写得很简略，只有100多字，能够对茶花起衬托作用即可。然后写到茶花，虽是重点描写时象，但也不滥用笔.墨，只写茶花种植广、花多、朵大、重辫、颜色红艳，突出了“春深似海”的意境。接下去笔锋一转，由物及人，却又不写与普之仁结识、寒暄、告别等过程，只写了关于茶花的对话和普之仁的手与脸，突出育花之艰辛。最后写到看花的儿童，又只是寥享数十字，为勒出一福群像而已。这样，几个记叙和描写的片断联系起来，梅花等衬托茶花，茶花中突出童子面，童子面又与朝气蓬勃的孩子们相映生辉，而茶花又需要育花人培育和保护，这就生动地反映了在劳动人民建设下的新中国的欣欣向荣的面貌。假如描写梅花、玉兰不惜笔.妥，喧宾夺主，假如描写茶花时加入植物类属、具体生态、用途等不必要的内容，如果从头至尾记叙与普之仁的交往，那么这篇文章就会施沓冗杂，中心被淹没，菩至不可卒读了。
再说说表现有法，为了更鲜明地表现中心，需要讲究表现的手法 象征手法在状物味物中使用非常普遮。用茶花象征祖国，用松树象征共产主义精神等等都是。象征手法是把所状之物与文章中心联系起来的有效方法，它使文章生动、形象、含蓄、有韵味。用象征手法，一定要把事物的特征中与中心相关联的侧面描写得鲜明突出，才能自然地显示出象征意义。
对比手法在状物味物中也是常用的。例如(白杨礼赞》中把白杨树同“贵族化”的楠木作对比，(松树的风格》中把松树同杨柳、桃李作对比，都突出了所味之物。写文章还常用到“欲扬先抑”的手法，这也是一种时比，是作者对事物先后不同认识的对比，其目的是更好地“扬”。如《荔枝蜜》，先写自己被蜜蜂蟹过，对它印象不好，然后再写时蜜蜂的新认识，从而更有力地赞扬了蜜蜂。
比较常见的还有衬托手法。上文讲到(茶花斌》中用梅花、玉兰、迎春衬托茶花就是一例。
前面习作，在写法上各有一定的特色。《冬》文在剪裁方面颇有匠心。全文主要描写了几个片断:枣林，写家乡枣树之多;枣花，写枣林花事之盛;枣实，写丰收景象，特别是雨后奉实的描写更有诗意;收冬，写丰收的喜悦，并揭示出中心思想。全文没有不必要，的过程，没有多余的笔.鉴，写得精练、清晰、鲜明。《获获衣巾落率花》在第三段中，把枣树同柳树、枫树作时比，给以贬抑，接着用“其实”一转，写出枣树的美，用了对比和欲扬先抑的写法。特别是本文题目借用了苏东坡的词句，文章末了用一首小诗收尾，形式新领，具有创造性。
方法要为内容服务。我们要讲究方法，学习别人的方法，但是不能生撅硬套。要仔细体会各种方法有什么作用，适于在什么场合使用。学习别人的丈章时，要考虑人家为什么使用这种方法，再加上自己勤练习，在写作中积双经脸，一定能够逐步掌握多种写作方法。
毫无疑问，于1939年摄制完成的好莱坞巨片《乱世佳人》是二十世纪最成功的影片之一。这部改编于玛格丽特·米切尔的畅销一小说《飘》的影片，至今仍在深深地感动和影响着千万影迷。以美国南北战争为题材的好莱坞影片是相当多的，但却没有一部能耀眼得足以淹没《乱世佳人》的璀璨光芒。作为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拥有强大的演员阵容和丰富的剧情底蕴，是它成功的关键。
相对于饰演本片男主角的影帝克拉克·盖博来说，我倒更欣赏本片的女主角—饰演思嘉的英国女星费雯丽。她的眼睛像在跳舞一样，玛格丽特这样描写思嘉。而在影片中，费雯丽每一个闪光而跳跃的眼神，每一丝灵巧而自傲的微笑，以至那微微上挑的眉尖和嘴角，无一不完美地诊释了这个被世事的重重艰辛和磨难铸造得拥有一副机智、冷酷和现实的面孔和执着而坚强不屈的勇敢心灵的“乱世佳人”的形象。费雯丽的出色表演令思嘉这个具有复杂的性格特点的银幕形象栩栩如生，也使她本人登上了影后的宝座—她荣获了第十二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而说到获奖，《乱世佳人》也称得上是影坛的一个奇迹了，一举囊括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画面等在内的八项奥斯卡大奖!
不过我想，真正使《乱世佳人》成为一部永恒之作的，是玛格丽特·米切尔在写《飘》时便已赋予了整个故事的那种顽强的生命力，这种永远不对现实和命运的不幸低头的生命力，体现在瑞德的“世故”和“不择手段”上，体现在思嘉那句“我将不惜撒谎、偷盗、行骗甚至谋杀，上帝作证，我不会再挨饿了”上，也体现在“失去自我”的阿希礼和温柔善良的媚兰尼对命运的默默承受和抗争上……曾经看到过一些评论文章，说若用纯文学艺术的标准衡量，《飘》根本算不上一部很优秀的作品，而它却被译成27种语言，在全球各地的发行量累计超过了2500万册。我想，这种原因，正是这种属于全人类的搏击生命的豪情引起了共鸣。
也许，世界有一天真会变得让你觉得自己已无立足之地，正如阿希礼所领悟到的：“那些有头脑，有勇气的人将安然通过。而那些没有具备这一切的人将被淘汰掉。”但我们都应记住思嘉的那句话：“毕竞，明天是新的一天了!”因为，你的路就在脚下，生命绝不能随随便便地随人而逝，而是应被牢牢地握在你自己的手中。
毕竟，明天是新的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