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江南春》，以意境之美、意义之深广为人传诵，然而明代文学家杨慎在《升庵诗话》中批评其 “千里莺啼绿映红”中的“千里”一词不恰当。对此说法，我不敢苟同。
首先，此诗的“千里”并非确切数字，而是一种泛指。正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的“三”表示众多一样，“千里”写出了江南处处花团锦簇的盎然春色。 其次，古人作诗善用“赋比兴”手法，而本诗的“千里”，即为杜牧所用的夸张手法。
为了让江南之美跃然纸上，用夸张的修辞手法又何错之有? 再次，江南方广千里，无处不莺啼绿映红，无处不是酒旗迎风招展。此诗不专指一处，而是写出了整个江南美丽的春色，诗名《江南春》，恰到好处。 “千里”一词有如此广的意义，如此妙的用法，我以为这恰是本诗的“诗眼”，杜牧的手法之高明，构思之填密，让我不同要为他叫好了。
明代杨慎批评杜牧的《江南春》，认为未准确地反映现实，而清代的何文焕却认为该诗“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两位文学家从诗的“实”与“意”分别对《江南春》进行了截然不同的评价。
文学作品(包括诗歌)都要求能够反映生活，但对于艺术加工过的诗，不能仅从表而分析，应该看到诗的灵魂，再联系诗的内容，这就是诗中“境”与“实”的统一。杜牧的《江南春》不}r}-纯是一首写景诗，它融合了作者复杂的感情。
只有展开想象，才一能勾勒出一幅江南美不胜收的春景，正如毛泽东写的“臼壮冰封，万里雪飘”一般，凭借的都是诗人超凡的想象力。这正是一省好诗所蕴含的。如改“千里”为“十里”，则难以表达诗人的真情实感，故所说是不正确的。
杨慎虽针对《江南春》中的“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千里”进行批评，认为以“十里”代“千里”才切合实际;何文焕又为杜牧摆好，主张诗应重在“诗之意”，不可囿于“专指”。
作诗或其他艺术作品应重在意境，我以为。 古今中外，重在意境为不少作家、评论家所认同。“白发三千丈”，李白果有如此趋时的发型?如若不重意境，毕加索的抽象画亦未免游离现实甚远;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更要因为当时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而被弃于废纸篓。
因此，杨慎过于注重现实是偏颇的。 盖因为，文学艺术这东西，其产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表达作者情感的，只要能表达得透彻，抒发得淋漓，夸张一点，浪漫一点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