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后第一次从北京回家，有乡亲问:在街上经常看见冯巩吧?在他们的想法里，北京城里无外乎就是电视上的那些人，在马路上走来走去，低头不见抬头见。其实除了牛群在北大读作家班时偶尔被瞥到一眼外，其他绝大多数星我也是只从电视上看到。和千里之外的小农村没什么区别。 我就从那里来。来时，带着乡亲们的赞叹、祝福，也带着一句不约而同的惋惜:“要是个男孩子多好!”虽然已是80年代末，故乡男尊女卑的思想仍然存在，计划生育工作不太容易，据说是离孔夫子的老家近的缘故。相应地男女之大防也更严密些。当时，北京的中学生早恋已经如火如茶，并被作家肖复兴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在我的中学以及我个人的想法里，男女生单独交往仍是触也不要触的雷区。所以大学第一年军训，见到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坐在草坪上聊天，心里还奇怪他们怎么不怕被人看见。
再后来大家都熟悉了，才知道有的人已经有了不少经验，知道书上除了有授受不亲的话，还有其他种教义。那时候，大家都是17, 8岁，刚成为北大人，都意气风发。而我，既然飞出了父母的掌心，一飞出了孔夫子的视线，也开始了自己的生活。 从军校回到燕园的第一年，就认识了他。有一年暑假我们一起去黄山，和一位大连来的老太太同车。聊起来，老太太问:“你们都是大学生?“是。”“一个学校的”“不是。”“是高中同学?”“不是。”“老乡?”“不是。”“那你们怎么认识的?” 旁边的人哄笑:“老太太您查户口哪?”有一次爸也试探着问: “我怎么还不明白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妈瞪他一眼说:“你问那么明白干什么!”
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很简单，联谊宿舍。上过大学的人大概都知道这种游戏。刚人大学，举目无亲，想方设法去结识朋友，扩大圈子。联谊宿舍是其中一种。两个学生宿舍(通常一男一女)的全体成员，通过某种关系(老乡、同学、熟人)互相认识，一起联欢或出游一次，就算大功告成了。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一次可以认识一批人，不会有单独相对时容易出现的尴尬与冷场。合得来就经常性地联络聚会，合不来则无疾而终，在群体行动的掩护下，大家都不会受到伤害。这也许是联谊宿舍盛行于校园的原因之一。我们宿舍有一个陕西女孩，她有个高中同学在清华，通过这层关系，两个宿舍结成了对子。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节假日经常一起活动包饺子，打扑克，红红火火。这种联谊活动应该说最初就不排除存在着某种心照不宣的目的，所以经常可以听到恋爱成功的消息。同时恋人的产生无形中对联谊宿舍又具有一种破坏作用，和戏剧一旦有了结果就应该落幕的情形相仿佛。W和我充当了破坏者。 第一次避开联谊宿舍其他人单独约会，他请我到五道口去看电影，据说是刚刚获奖的《过年》。
买完票从人群里挤出来，他伍呢地告诉我还有一部片子叫《就要嫁给你》。后来他一再声明确实不知道有第二部片子，我则一口咬定他是蓄意。电影的内容当时就忘记了，但这个名字一直让我们互相虎视耽耽。那天，我投桃报李，请他吃了一串4毛钱的糖葫芦。 我们一般只在周末的晚上见面，因为清华的学生课业极重，平时有上不完的课，周末白天又有做不完的作业。有时候跟他开玩笑说都是因为总在晚上见面，结果没发现他长得太黑，稀里糊涂就把自己嫁了。跟他回老家，翻他儿时的照片，发现灯光到他那儿总是突然一暗，黑黝黝的一个小小子儿，大乐。见得少也有见得少的好处，就是还没来得及吵架，又该告别了，感情上一直没有太大的危机。而今成家了，虽然同在一个城市，但他在东南，我在西北，往返一趟要三四个小时，我们仍只有周末相会，也许就这样天长地久下去。
我知道爱情和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但没有料到和家庭的关系竟是如此麻烦，尤其是我的家庭。 在我们的交往中，父亲一直是最大的阻力。我不知道对于女儿的第一个男朋友，父亲的反应是不是都如此激烈。当我把 W介绍给家里时，父亲简直被激怒了。父亲一直是孔子的治民，如果儿子带回女朋友来，他肯定会欢天喜地，女儿则不同，是损失。他到北大的时候，曾特意在35楼门口“男宾谢绝人内”的牌子前留影，仿佛要作为某种见证。女儿在父亲的心目中，永远都是金凤凰，居然打算嫁给这个灰头土脸的外省无名小辈，简直无法容忍。他仿佛没有想到，在公公婆婆那里，W也一样是心肝宝贝。但”女大不由娘”，更不由爷。何况我已经“将在外”了。父亲终于无可奈何。有一段日子，他 只八经常长叹一声，而后吟两句唐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父亲读诗，不太关心本事考据，而是直寻字面与心灵的感通。我知道他的所指，女儿虽然光耀门媚，一旦出嫁，就是人家的人，这已经用不了多长时间了。我不爱听。
一天，父亲又念诗时，我冲口而出:“什么‘只是近黄昏’?什么意思?我的人生、事业刚刚开始，正蒸蒸日上，为什么近黄昏?我垮掉、完蛋，你有什么好处?’’父亲大概没料到我竟如此歪批《水浒》，无言而对。此后他再没吟过“夕阳无限”。他大概认为，不管出嫁与否，女儿终究是女儿，失败当然不太好。当时我觉得父亲偏见太深，而且固执。上个学期的一天在电教看录像，讲女儿恋爱出嫁过程中的父亲。虽然文化背景迥别，但他的惊异、暴躁、痛心、失落，和当初我的父亲如出一辙。在繁华热闹的婚礼上，父亲仿佛被人遗忘了，他茫然地坐在人群中。我泪流满面。我意识到了自己和父亲的缺乏沟通，意识到了作为长女，自己每一步的成长与变化是怎样影响了父亲的生命。当初也许是我错了。父亲的心，是不太容易简单到被孩子一眼看透的，而年轻的孩子，却很容易自以为是。 但在当时，父亲的情绪在我的心中投下了一道重重的阴影，让我觉得自己很自私，背叛了家庭和父母。这种负罪感曾伴随了我很久。为了在单位排房子，W希望先领结婚证，但父亲始终不答应，理由之一是没有房子怎么结婚。北京的生存方式与家乡完全不一样，我不知道如何解释。而且在传统的观念中，好女儿是不应该自己吵着要出嫁的。
即使父母已经作主了，也要哭哭啼啼表示不愿意。我曾希望自己有限一生的所作所为都是承欢父母，而不是拂逆。但在这件事情上，却不能完满。结婚前的一段日子，心情糟透了。内外交困。有时想，妇女解放还不如“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来得轻松。在今天，把这样的故事说给人们，无异于天方夜谭，但当时我是真真切切地经历了的。从偏远的地方来，要变成一只现代的蝉，总要比别人多蜕几道皮。近一两年外子终于以自己的忠诚，勤恳赢得了父母的信任和喜爱，这是后话。 领结婚证是在9月，当时还没有征得我父母的同意，又要忙着毕业论文、找工作、考博，心情和时间都不合适。但还是匆匆地办了一切手续。一切从简。去领证那天，拿着一袋糖，到了登记处，我却忘了带身份证，又单独折回学校取一趟。再回到登记处，W已经代我填好了一应表格，我只匆匆按了一个指印，就随着W和办事人员说了“再见”，连表格上是什么内容都没看清楚，至今也不知道。感觉有点儿像杨白劳。走出登记处，牵着他的手，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今生将跟定了这个人，却连这个人是什么样子也模糊起来。仿佛从万丈高空失足落下，不知道身旁这个正得意洋洋、充满幸福的傻大个能不能接住。终生大事就这样办好了。98年元旦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气氛中补办了仪式，有宴席，有礼服，有鞭炮，但心情已经不是了。 当初县城的一位高中同学得知我敲定男友的消息，反应是:一个北大，一个清华，震了。
在校园里男清华女北大据说也是最佳组合。去观摩一位师兄苦苦追求终于到手的新居，颇表艳羡，师兄驳曰:“你们急什么!一个清华，一个北大，前途大得很。”在贫贱相依的日子里，我们也以此自慰。虽然有一些名词足以惊世，可“夫妻”二字，却是平凡又平凡。结婚后的日子就从柴米油盐开始。 两只从外地飞来的鸟儿，要在一片陌生的林子里筑自己的巢，看过《东芝动物乐园》的人想必都清楚，谈何容易。总要那只雄鸟乍起羽毛，脸红脖子粗地去斗一番。于是我的男儿也就飞出校园去找属于我们的树枝。大学毕业后，他去了一家国营企业，薪水虽然菲薄，却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是生存仅次于衣食的重要条件。婚后就在这间不到20平方米的房子里置下了我们的家。以前曾设想，完美的男朋友应该能上山砍柴、下海捉鱼，骑马牧羊样样精通。至于拿学位、做生意等雕虫小计，不会也罢。典型的田园情调。这样的男朋友居然给我找到了。我们分到的房子是旧的，需要收拾。他全都承担了下来。看他用拿笔的手拿起泥水匠的小抹子，一点一点勾房子墙缝的灰，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但一点也不浪漫，当时已经是11月，他的手上冻得都是口子。他工作后，我仍留在校园里读书，从硕士到博士。这好像不太合乎中国传统男高女低的婚姻梯度。报考博士的时候，导师提醒我和先生商量商量，我说不用，因为正是他怂恿我来的。他希望我读书，而不是太早被柴米油盐绊住。
其实一直生活在校园里的我很想到社会上去呼风唤雨历练一番，他则以自己的的亲身体会，笑我太幼稚，并尽自己所能把我留在理想的世界里。在作毕业论文和准备考博的日子里，他承包了所有的家务。这句话说起来容易，而且被说得滥了，但只有结了婚的人才能体会出里面的份量。看着他忙忙碌碌洗衣做饭，而我捧着书本，心里总在想:“我念的和写的东西真那么有意义、值得他忙吗?” 在勺园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据说北大所在的中关村又称中官村，是以前太监的地盘，所以阴气太重，但有益于女性，韩国的男留学生来了以后都会变瘦，而女留学生都会变胖。有一对夫妻也没能逃脱这个规律，太太显然比在国内时发福了。婆婆到中国来看宝贝儿子，当下大怒，指责儿媳说:“为什么你胖他却瘦了?肯定是我的儿子很辛苦，而你什么事都不做，不会照顾他。”儿媳百咏莫辩，只好(竟然)放弃学业，跟着老妈夫妻双双把家还，打道回国了。最初听到这个故事我大笑一场。但回家后忍不住打量W的脸庞，果然比以前有些消瘦，我大吃一惊，因为离放假回家让公婆验收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我确信婆婆不会当面指责我把她的儿子喂瘦了，也不会把我们从北京揪回老家。但即使腹诽也不太妙。此后，我在伙食上更兢兢业业。结果今年他所有的旧裤子都穿不上了，又要想法把日益突出的肚子收回去。日子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过着，幸福着平凡的幸福，快乐着平凡的快乐。从一位学长的文章里读到他的醉酒和悲歌，无端地觉得他应该高兴一些，于是告诉他。
他反问:“你是说我应该做一头快乐的猪?”我自知不是对手，赶紧退出。我从来不是思考者，所以鲜有抽象的痛苦。饥寒却是亲身受过。在一教上课，满堂师生陶醉于“悠然见南山”的 “见”字之妙，中有一人，却走神盯着图书馆(旧)的一个角，考虑明天的早餐在哪里。其间况味，不足为外人道。当一旦衣食无虞，深深感谢造物以外，便觉得没有理由不满意，没有理由不活得快乐些，笑傲江湖。所以在每一种场合，我都愿意承认我的快乐，哪怕是琐碎的。 堂堂北大，皇皇清华，只造就了一对平凡的同林鸟儿，憾乎哉?不憾也。 燕燕于飞，我们愿意。廉萍，山东人，198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该97 系级古代文学博士生。于三岁的际遇田晓菲 第一次知道这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北大”，是在我七岁的时候。那天，偶尔从抽屉里翻出一张泛黄的照片，上面是一片沉静而美丽的湖光塔影。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似曾相识的风景，一些莫名的惊奇、喜悦与感动，悄悄升起在孩子的内心。母亲告诉我:这，就是北大。 十岁，乘汽车从北大校门口经过。身边的阿姨唤我快看快看，我却固执地扭过头去。口里说着:才不呢!现在若看了，以后再来上学不就“不新鲜”了吗? 我从未怀疑过我要成为北大的学生。那份稚气十足的自信，似乎预示了一段奇妙的尘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