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烛添光，
东窗迎杏香，
南院澜溪，
北径闹秋落，
西下夕阳一临烟，
柔手抚簪轻挽颦。
灯亮啦，灯亮啦，
看，窗画，窗画！
东窗:纷纷扬扬三月雨，
畦畦秧圃吐新芽。
西窗:炉火烧红柳梢月，
银锄铁锹放光华。
南窗:鞭影甩乱桃花片。
骏马扬蹄欲飞跨。
北窗:铁牛擦得铮铮亮，
姑娘笑着把油加……
月落啦，星隐啦，
咦?画呢?
——画从窗口飞出啦！
飞向村口高产田，
飞上村后红旗坝，
汇一幅，欢天闹地春耕画……
我家楼上，有扇东窗。东窗之外，有一块空地，空地的那边，有座小楼房，小楼顶上有只三脚架，架上盖了青瓦，有点北欧的风味。它的楼上，加盖了两坪大的阳台，那个阳台老是空洞洞的，什么都没有摆好。除了偶尔撑着竹竿，晒些白衫青裳之外，那一家的老公公，只有早晨走到阳台来飘扬他修长的白须而已。 我一有工夫，每喜欢引颈东望。东望那有一块杂草，杂草疏疏落落的那边，又端正又静穆的风景。很少响出什么刀叉之声，也很少听见门铃的声音，铁板大门，门虽设而常关。我看那位芳邻，可能三四口之家，包括两位老夫妇。我更喜欢那一家寺庙般的清静气氛，但一直没有打过交道。 有一天早上，我还在睡眼惺松的时候，依稀有喃喃溉慨的叹气声响自东窗传来。翻身起床，东望一下，那一家的大门口，吊了一个黑给色的灯笼，灯笼里有一根蜡烛明明灭灭的闪着。
除了一个灯笼之外，什么都没有变化，但我的感觉里似有一股寒气袭来。 昨夜，恐怕那位老人家去世了吧。常到阳台来深深呼吸过的那位老人家去世了。这位每个早上飘扬过胡子的老人家，一向深居简出，从来没有看过他在街上与人倚老卖老过。他给我的轮廓，是那么模糊，而他留给我的印象，却那么深刻。我朝东凝望了半天，仍是冷清清，它楼上的阳台便特别空荡荡了。 上了班，忙了一天，回家的时候，全身快要发软了。进到房间，又习惯地朝望向东窗，窗外仍是一根蜡烛明灭的灯笼，见了它又记起了这位老人家的丧事来了，我又开始注意窗外的动静。但什么都没变，一如昨天前天的样子。听不见什么咕咕咪咕的人语，也没有呜呜的哭声。又不见什么钻来钻去的办事的人影儿，除了吊在大门的那阴沉沉的烛光之外，一点也看不出丧家的征兆。 半夜，我再起来东望，仍是冷凄凄的，吹来的是风，风运来的是卿卿草虫。但我跟这一家邻居之间，有一切都停住了的感觉，尽管这么靠近这么熟悉，而隔得竟如此遥远，似乎它是跨不过去的对岸。
蜡烛明灭了两夜之后，那个灯笼不见了。我们两家之间，就更加了一层寂寞，而且空地上的可思莫思花摇摇晃晃。我仍然朝东张望，这种偷看人家空无一物的院子的嗜好，似乎已经成癖的了。他那一家，死静静的，他楼上的阳台，也空洞洞的。我喜欢看空洞洞的阳台，我隔了一个空地细看阳台上所留的那位老人家的影子。这是一种听之无声，视之无形的姿势，我也很害怕我的冷酷。深深锁住了我的“门”，紧紧又关住了“门”之后。 其实我最近是一个容易感伤的人，动不动就忍不住泪眼朦胧，似乎掉了螺丝的抽水机般老在漏着水滴。路旁偶尔听到一支战歌，也会含泪;当我故乡的小弟们踢了整天的球，赢得了锦标的时候，也会流泪，人家散离了三十年之后，好容易被电台找到了线索，终于重圆痛哭的时候，我也当然会泪汪汪的不能自已。 自从那一家出殡之后，门窗更很少开了。
那位老太太一个人在院子，偶尔晒晒衣服，红红绿绿的几件衣服，迎风飘飘而已。简直是一幅静物画，甚至给人似是遥远的海滨，存在着一所伶仃的破屋那种感觉。 有个星期日，我起得较晚，又习惯地朝东张望。恰好下着毛毛细雨。而那一家门口，来了一辆大卡车，正在搬上衣柜、书桌、沙发、饭桌、茶几等大大小小的家具。他与我之间芳邻关系，正要结束，尽管我俩之间没有打过交道，数年来，我俩在巷口，只是点过几次头。至少在我的视界，他是我张望的靶场。 不久，那辆搬家中心的卡车，隆隆地开走了。毛毛雨淋着胡同，更加一层安静的感觉。我忽然惆怅起来了，后悔我为什么不早打个交道呢?为什么不去拜吊一番呢?为什么不去饯送一下呢?为什么不去帮这位老太太搬搬零碎的家具呢? 想着想着我闷得受不了，有点痛心。我就步出屋子，很想迈开阔步，冲破这个小小儿的独院。但走到大门，我才恍然大悟，我原来岂不也是深深锁了门么?我也是一个蜷伏其中的一个自作孤独的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