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庞元英《说谈薮》载有如下一则故事:
南宋时,有个人名叫曹咏,因为和丞相秦桧[huì]有密切关系,当上了大官。他家乡有不少人奉承他、巴结他,使他非常得意。可是他的大舅子,名叫厉德新的,不买他的账。这厉德新在家乡当个“里正”(类似村长或乡长),曹咏认为厉德新区区小吏,胆敢对他如此无礼,于是怀恨在心,指使当地县官给厉德新施加威胁,处处刁难。可厉德新始终没有屈服。
后来,秦桧死了,依附秦桧而得势的人纷纷随之垮台,曹咏也被贬官新州(今广东新兴〉。厉德新便写了一篇赋,题目是《树倒猢狲散赋》。猢狲,即猴子。文章把秦桧比作一棵大树,把曹咏等人,比作一群猴子,猴子们靠着大树荫庇,作威作福。如今大树一倒,猴子们只得散伙了。这是一篇很深刻、辛辣和幽默的文章。厉德新把它寄给了曹咏。曹咏看了,气得半死。
另据《七修类稿》(编撰者郎瑛,明朝人)说:秦桧未贵时,曾经是个私塾教师,生活比较清苦,因此颇有牢骚怨愤。他写过两句诗:“若得水田三百亩,者(这)番不做猢狲王。”他把塾中学生比作猢狲,而自比为“猢狲王”。所以,厉德新把依附秦桧的那帮小丑比为猢狲,不但是有所根据,而且也更增讽刺的妙趣。
再说,“桧”,又恰巧是一种树木的名称。
由于这篇富有妙趣的讽剌文章,“树倒猢狲散”,就作为一句成语而流传了下来。
明徐渭《雌木兰》杂剧:“花开蝶满枝,树倒猢狲散。”
《红楼梦》第十三回,凤姐在梦中恍惚见秦氏来说:“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生悲,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诗书旧族了。”
出处
《左传·宣公十五年》
楚子伐宋。宋人使乐婴齐告急于晋。晋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谚曰:‘高下在心’。川泽纳污,山薮(sǒu)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
典故
春秋时期,楚庄王派申舟访问齐国,途中必经宋国。按理来说,经过宋国应事先通知宋国,然而楚庄王自恃楚国为大国,不把宋国放在眼里,就没通知宋国。
宋国国君知道了后,十分气愤,将申舟扣留下来。大臣华元对国君说:“楚国事先未有通知,便是把我国当作已亡,领土已归属于他。我们必须维护独立主权的尊严,不能受这种侮辱!就算楚国要发兵进攻,大不了就亡国。但我们宁可战败,也不服屈辱!”春秋时期,楚庄王派申舟访问齐国,途中必经宋国。按理来说,经过宋国应事先通知宋国,然而楚庄王自恃楚国为大国,不把宋国放在眼里,就没通知宋国。
宋国国君听了后,处死了申舟,并随时迎接楚国的进攻。
楚庄王得知消息后,果然派兵进攻宋国,并将宋国都城睢阳团团围住。双方相持了好几个月,楚国也未能取胜。
第二年春,宋国派大夫乐婴向晋国求助。晋景公准备出兵为宋国平反时,大夫伯宗劝道:“‘虽鞭长,不及马腹(鞭子再长,也打不到马的肚子)’,我们又怎能管得了楚国呢?”
成语“鞭长莫及”就出于此。
宋人范啼文(对床夜话》有语:“虚者枯,实者塞。”所谓“虚”,即抽象的思想感情之类;所谓“实”,即具体的事物形象之属。其意大致为: 文章只写心境意念等,就会显得索然无味;只写情景物象等,就会显得臃肿不堪。 虚实互化是一种较高层次的为文假借技巧。 虚则实之;换句话说,抽象则具像之。花鸟虫鱼及其黄发垂髻类,全都是具体而切实的,写起来一般易于捉摸,有些东西却不那么简单。如飞速之时间,乃物质运动的延续性,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态; 然而,这种形式无法眼见,往往仅能意会。怎样将这种无影无踪的日月光阴表现得有形有声,是一个难点。朱自清的《匆匆》做到了:“早_L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
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又如敏锐之感情,对外界刺激比较强烈的心理反应抑或对人、对事物关切、喜爱的心情,均不是主观心造的幻影,而是客观现实的反馈;然而,这些东西不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常常仅能心悟。怎样将这种无痕无迹的感知感觉表现得可见可闻,也是一个难点。朱自清的(匆匆》同样做到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
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虚则实之,把无以捉摸的时间、感情凭借载体物化成可以触及的事物,以免空洞无物之弊。 实则虚之,换句话说,具像则抽象之。这里的抽象指的是叙述性语言的概括性,作文为了不堆砌材料,落人详略不当的泥淖,习用概述来 “用一当十”、“凭少总多”,此在《以简驭繁》一文里已备矣;至于抽象之于抒情、议论诸笔墨,同学们大多耳熟能详。故一并不作赘笔。 本文拟就另一种“虚”,即“天马行空”之想象,作一展开。老舍的《五月的青岛》在实写五月青岛的自然景色与人事活动的基础上,还有一段虚写,那些“好作一夏天的买卖”的生意人,“预备呀,忙碌呀,都红着眼等着那避暑的外国战舰和各处的阔人。多咱浴场上有了人影与小艇,生意便比花草还茂盛呀。到那时候,青岛几乎不属于青岛的人了,谁的钱多准更威风,汽车的眼是不会看山水的”。这些显然不是眼前之景的描绘,从侧面反映出夏日青岛的另一种令人悲愤的“繁华”。文章里的虚写,一般处于陪衬的地位,但也有例外,蓄意喧宾夺主的。
以桂花为市花的杭州,每年花开之际,各报副刊有关描摹赏桂情景的文章 “各领风骚‘没几天”’,“人闲桂花落”以致“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龙的鳞片呵!那是几千几万年风霜雪雨的记录呵!……这儿记载着屈辱,记载着光荣,记载着文明,记载着中华民族的一切!”来到烽火台下,抬头仰望烽火台,在作者心目中“是巨龙的骨节”、“是抵抗外族侵略的前哨,是浴血奋战的中坚”,那“方方的门,方方的台阶,方方的垛口和屯兵洞……它的棱角”,在“向敌人说明着中华民族不可辱”,“宽敞的内室”,在“显示了中华民族博大的胸襟—是朋友,就请进来吧!”登上烽火台,放眼眺望延伸远去的长城,在作者的脑海中,“这条游动的神龙……它给人的不是享受,而是震撼卜··…” 虚实相生若此,已交融而不可分割,互化至境地了,更有胜一筹者,当属巧级“空白”艺术。
《陌上桑》有云:“行者见罗敷,下担将混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峭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此诗诚如清人袁枚《随园诗话)所述:“凡诗文妙处,全在于空。譬如一室内,人之所游焉者,皆空处也,若窒而塞之,虽金玉满堂,而无处安放此身,又安见富贵之乐耶?钟不空则哑矣,耳不空则聋矣。” 倘若实写罗敷之美貌,不通过行人、少年、耕者、锄者的实际动作留下虚想的空白,纵然倾国倾城,也难以现其万一,孰如虚实相生,让读者见仁见智,各显神通?中学语文教材的课文内,这样的空白很多,鲁迅的《药》里写夏瑜的坟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 莫泊桑的《项链》中写玛蒂尔德历尽十年艰辛,终于还清了赔项链的钱,而佛来思节夫人却告诉她,当初借给她的那串项链是胭品等,均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 虚实互化,技法之所兴可出乎象外、人乎其里,堪称游刃有余。
宋人拾到一张废弃的写着大批财物的帐目契据,便向别人炫耀说他很快要发大财。这个故事对那种见利忘义之徒作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鞭挞,使人感到宋人的行为何等可鄙可笑。可鄙的是这个宋人取的是非分之财,见利忘义;可笑的是这个自命聪明的宋人的妄取之财竟然是废约一张,他不过做了一场黄粱美梦。这个故事告诫人们:发家致富不能取不义之财,劳动才是致富的正确途径。
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人民致富,国家图强,都不能靠取不义之财。致富求利,必受一定道德规范的制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义和利更是不可分的。我们既要用辛勤的劳动为社会创造财富,不断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又要努力提高思想觉悟,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也就是说,既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又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我们要做义和利的统一论者,既要求利,又要思义,不能把利和义割裂开来,更不能见利忘交,妄取不义之财。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富裕,这就需要用辛勤的劳动来换取,走劳动致富的道路,才是正道。绝不能像宋人那样希图不劳而获,侥幸致富,靠运气发财,更不能通过投机倒把、损公肥私、贪污受贿、行窃走私等歪门邪道来谋取不义之财。宋人拾得废弃的契据,便财迷心窍,急跑回家,锁之于笼,始而窃窃私喜,继而夸口发财,岂料经济上未成富翁,精神上已先成乞丐。求利未得而道义已丧失尽,固属可鄙可笑。而现在经济领域中一些损国家利益以谋私利的人,手段和结局不同,妄图不劳而获谋取不义之财的私心却是一样的。
一个国家求强致富,同样不能靠取不义之财。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靠的是自力更生,用科学技术来达到富强。四化的美好前景要靠亿万人民的辛勤劳动来创造。我们这一宏伟目标,正是建筑在利和义统一的基础上的,因而是有保障的。而帝国主义总是靠剥削本国人民和侵吞它国财富、掠取不义之财来喂肥自己,则必将自取灭亡。
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穷且益坚,不附青云之志。我们中华民族是有志气的民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几句话概括了中国人民的情操和志气。朱自清先生宁愿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粮”,从他身上我们看出了这种志气;陈景润赴美讲学,谢绝美国的重金聘请,毅然回国,从他身上我们也看出了这种志气。记得影片《牧马人》里的李秀芝有这样一段话:“钱,只有咱们自己挣来的花得才有意思,花得才心里安逸……不是我们自己的钱,一个也不要,这叫志气!”话虽朴实.却表现了中华民族的高尚品格。搞四化,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志气。相形之下,那些钱迷心窍,为贪图享受而贪污盗窃,以至丧失人格国格的无耻之徒是何等可鄙!他们的品行比宋人更为卑劣!
总之,“幸福不是毛毛雨,不会自己从天上飘下来”,幸福的花朵需要用汗水来浇灌,取不义之财换不来真正的幸福。我们要见利思义,而不能见利忘义,更不能背义求利。在四化建设中,我们既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又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二者是相辅而行的。
醒来吧,现代的“宋人”们!撕掉那废弃的契据,抛弃那不劳而获、侥幸致富的肮脏思想,见利思义,以忘我的精神为四化辛勤劳动,这样,不仅能成为物质上的“富翁”,而且能成为精神上的“富翁”。
宋人张端义《贵耳集》以为李清照善于“以寻常语度入音律”,这是很有卓识的见解,它道出了易安词作的主要艺术特色。若以《漱玉集》中作品与之对证,就会更叹服张端义之一语道破了。
譬如“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不是寻·常如话吗?又如“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比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不也是平淡如语吗?而当我们读到:“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就会更其惊异:李易安的词就是这样的“寻常语”呵!然而奇怪的又正是这样的“寻常语”,千百年来产生着极不寻常的艺术力量。无怪乎王静安《人间词话》说“大家之作……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这又是一个卓见了。
文学史上众多的事实证明了王静安此说。大凡大家们,总是不故意的雕琢去追求华丽的词藻的。“噫吁唉!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实亦口语也。“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诗不谓不脍炙人口矣,然则不是浅近如话吗?大家们就是这样的,在寻常中写出不寻‘常,这正是大家们不寻常之处。只有低能的诗人才以华美的辞藻来博取一些人的喝采。
又正如张端义所说炼句精巧则易,平淡入调者难。要做到以寻常平淡的语言,写出无比深意的作品,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得求之于诗人们对于生活的真知灼见,“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然后才能信笔所至毫无拘束,做到寻常中写出不寻常,在浅近的语言中写出深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