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他对于“病态社会”观察得最透澈，他不能沉默。他要“疗救”病态的社会，在他早年的生活环境中，唯有挥动他那支灵动而犀利的笔。假如他不是自始注视和触摩复杂的残酷的现实夕他或许没有任何写作，即有文章，也不过是平庸汗枯的东西而已.鲁迅现实主义的批判性和战斗性一开始和封建专制主义的狱门相碰击，就爆出了奇丽的革命火花。正如启蒙时代的欧洲市民革命运动，是从争取人性解放和人权保障开始一样，鲁迅的初期的写作活动也是从“人”的发见和“人”的保卫出发的。在论及中国文学革命运动时，他曾指出初期革命文学的特征说:“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于是就遇到保守家们的压迫和陷害。”
(《且介亭杂文•<草鞋脚)小引))鲁迅就是最早提倡人性解放的文学革命者。抽象的人性解放论本来是一切启蒙时代的文艺思想所依附的社会观。在中国，这种要求人性解放的文学运动，反映着反封建和反帝的民族解放战斗的勃兴。在封建黑暗势力和外来侵略势力的笼罩之下，人民蠕动在死水般的愚昧精神生活中，他们背负着“旧的成法”，不能自由思想，自由活动。生活上是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的牛马，精神上是少数寄生虫和异族侵略者的奴隶。当无产阶级还未自觉地跃上革命战场的时候，农民只是颠扑在绝望的叛乱与惨酷的失败中，不能有大作为;先天不足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力量坚决领导反封建、反帝的革命运动，在文化思想上反而时常倾向于对旧势力的妥协。在这时候，就只有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起来用科学思想对抗封建守旧势力的愚民统治 。
他们要在思想上动摇那古旧传统的万里长城，不能不开展一个反守旧主义的理性运动。这表现在鲁迅的文字中，就是坚决反对“脱展尘埃，悄恍古国”(《坟•摩罗诗力说))的幻梦，要求建立“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涤荡”的“人国”。(《坟.文化偏至论))城然，鲁迅在当时只是孤军独唱，他的对旧社会的攻击也不过“如一箭之入于大海”，没有什么回响，但从他的论文中，不难看到他的早年思想是流动着人本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血液。
(《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屠杀现在”的僵尸，大抵是属于封建剥削集团和守旧的资产阶级，而自命“超然于政治之外”的“第三种人”，大抵是属于落后的小资产阶级。但他们阻滞变革现实的革命运动是一样的。他们都不愿和不能正视现实，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掩饰黑暗的现实;不过“现实的屠杀者”是以复古主义为逃路，而“第三种人”则是以自由主义为逃路罢了。
许多逃避现实的人鄙视现在，他们把自己的“美妙理想”寄托于遥远的将来，把将来和现在切离开来，那明明是企图转移大众注视现实的目光，和迷恋骸骨的复古分子是同样有害于社会进步的。鲁迅斩钉截铁地昭告青年说: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
(《华盖集•杂感》)又说: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来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且介亭杂文•序言》)然而鲁迅并非只执着于现在而忽视将来的，他坚决地相信，未来的中国与世界是必定优胜于现在。虽然他最初仅能从进化论着眼，对于“新的社会的起来”，只是热烈的“希望着”，而“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_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但他对于未来并不绝望，他总不断憧憬着那未来的新社会的远景。因此，他痛恨那“屠杀了现在”也“屠杀将来”的僵尸，以慈母似的心怀高呼“救救孩子”，以导师般的热诚指引和勉励青年。少数青年的堕落与欺骗并没有动摇他对青年一代的热爱与希望。在他自觉地用阶级论代替了他过去的进化论以后，他把自己对于未来光明世界的希望寄托在新兴无产者身上。他所理想的新社会，已经不是抽象的“好的社会”，而是真正能够使人“生存”、使人“温饱”、使人“发展”的无阶级社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