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同志曾对一个美国华籍作家代表团说:“晨近，我读不少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我感到，我们现在的作家和作品超过了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对近几年来大量涌现的作品，其中包括有关道德描写的作品，做出这样的估价，不是主观臆断，有其客观的依据。时代的需要是这些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但同作家的辛勤劳动也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珍惜这一丰富的精神成果，在进行文学欣赏的同时，自觉接受其正确的道德教育，净化自己的心灵，提高思想境界，并在现代化伟大建设事业中做出更大的贡献。盛人至深的遣德情感，反之，也可以展览乃至兜售腐朽的ii'_货色，败坏人们的胃口。关于人性的问题上争论了十年，在实践上也探索了儿十年，仍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过去，由于受“左”，我们在理论时至今日，的思想的影响，不许文学作品表现入们正常的思想感情，否则就是“人性论”，就会遭到批判。对此，周恩来同志曾严正指出:“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近几年来，我们的创作已突破了长期“左”的思想的束缚，借助人性的正确描写，大胆表现人的道德品质、思想感情，取得了长足的突进。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随着文学创作的思想解放，在当前的文学作品中，有关人性描写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有些作品把无产阶级的人性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人性，或者相互混淆，或者相互对立，以抽象的人性取代了具体的人性。阶级性和社会性在人性的描写中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有的则是不分社会、不分阶级的所谓人类共通的思想情感。例如，有的作品写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不单抹去他前半生对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而且还把他树之为人性美、道德美的最高典范。
有的作品把旧社会写得充满人哗，把新社会写得压制人性，有人性良心的是地主阶级人物，而不是共产觉员、革命者，相反，共产党员、革命者却被描绘得不讲人情、不通人性，还有的作品，对人物关系的处理，不惜敌我颠倒，过去是沙场的死敌，而今却成了握手言欢的挚友，甚至把过去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说成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友谊是道德内容之一，如果以人性论为基础，抽去其中的阶级内容，做这样是非敌我的颠倒，显然不是我们所要的。上面提到的这些文学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扰是表面上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多年来形成的左倾思想，有很大的欺骗性，而实际上却暗暗伤害着我们的理想和信冲，因此，应当予以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