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书虫”这个称号不是形容我们班的平一凡同学吗?
平一凡这个同学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就是废寝忘食。有一次在英语课上，他把书藏在桌肚里，津津有味地看起来。老师先看了平一凡一眼，然后他的同桌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有反应，又敲了敲他的桌子，还是没有反应，如一座纹丝不动的大山。最后老师用出了自己长年已久的杀手锏，老师很生气地吼道：“平一凡!你给我站起来，你上课敢躲在桌肚看书，你胆子可真大!”英语老师话音刚落，平一凡一下子惊醒过来，他又回到了现实世界。我想：平一凡可真爱看书，我以后也要向他学习，但是我上课可不能和他学呢!
平一凡可真是我们班里名副其实的“小书虫”。
王红，我们班的“爱哭鬼”。她之所以获得“爱哭鬼”这个称号，是因为她遇到点小事就哭，从来没人见她笑过。可是今天，她竟然笑了！那是为什么呢？就让我来给你们讲讲吧！
有一次上数学课，老师让我们做计算题，王红一时疏忽，做错了一道题，老师看了后说：“王红，这么简单的题你都做错，下次注意点！”老师就这么一说，可不得了（liao)了(le)，下了课王红就埋头痛哭。
还有一次，张晓敏同学从她的桌子旁边经过，不小心把她的一支笔弄掉了，张晓敏说了对不起，还帮她把笔捡了起来，可她还是哭了。张晓敏同学不知所措，于是便请来了我们班的滑稽大王贾灿海来逗她开心。贾灿海一会儿扮小丑，一会儿学青蛙跳，可她还是不笑。于是，贾灿海便找来了他的最佳拍档黄海粟，帮他一块逗王红笑。贾灿海和黄海粟一会儿演小品，一会儿说相声，一会儿扮铁扇公主……在一旁看的同学都捧腹大笑，可王红一直哭。到了最后，黄海粟对贾灿海悄悄说：“我们使‘绝招’吧”！“嗯！”话音刚落，他们俩就走模特步，扭屁股。真灵！王红不一会就被“滑稽二人组”给逗笑了。
“小草大夫”是乡亲们送给我的一个美好的称号。那时，我十四岁，正念初三。 提起这事，不由得想起我的童年。 我六岁的时候，还没上学。爸爸是大队的乡村医生，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草大夫。爸爸出去看病，总喜欢带我一起去。每当看到病人躺在床上，听到他们呻吟的时候，我就感到非常难过。我有时还默默地想:我要能当一个象民间故事里的名医那样的人该多好啊! 一天，在跟爸爸行医回家的路上，我对爸爸说:“爸爸，教我当医生好吗?我也要学会看病。”爸爸笑着说: “等你长大了再说吧。”我吸着嘴，一个劲地说:“不，不嘛!”
爸爸被我缠得没办法，顺手揪了田洼口下的一株鱼腥草，对我说:“它能消炎解毒，懂吗?”我听了似懂非 懂。 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读了《乡村医生好阿姨》 一文后，那颗想当医生的心，象火一样燃烧着，越烧越 旺。从此，当爸爸给病人看病时，我一有机会就站在一 旁专心听着。病人得什么病，得病的原因，用什么药， 用多少及服法等，我总要向爸爸一一询问，直问得爸爸不耐烦了，我方才住嘴。由于我经常地询问，爸爸发现我对医学有兴趣，以后我再向他询问医学上的问题时，他改变了过去的态度，总是详尽地告诉我，并且有意地教我掌握医学上的基本知识。 记得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爸爸突然病了。他让我给他打针，这怎么行?可是爸爸一再鼓励我，我才答应下来。头一次练习打针，我不免有点心慌，扎了三四下，才把针头扎进去。 后来，爸爸又着手教我按脉诊病、识别病名及对危急病人采取的急救措施等。
我利用课余时间看完了《乡村医生手册》、《急症处理》、《简易针刺手册》;同时，我还留心收集散失在民间的药方、秘方，抄写报纸上介绍的医疗方法等。 村里有些年轻小伙子，碰见我总是爱打趣地问: “小草大夫，我为什么浑身无力?”“我为什么眼睛总爱红肿?”’’我为什么老吐浓痰?”“……我认为这是看病的机会，于是都欣然作答。尽管他们有时是以嘲讽口吻问的，我也毫不在乎。 爸爸为了让我把学的理论运用于实践，星期日就带我出去看病。遇到病情较轻的病人时，爸爸就让我诊断，然后问我怎样处理。起初，爸爸让我给小孩看病，小孩的爸爸妈妈往往不乐意。可是，当我给他们小孩治好病以后，他们就改变了看法，并且夸我几句。经我治好的病人一多，群众对我也就放心了。 我上初三的时候，有一天，村里的一个中年人突然晕倒在田里。不巧，正赶上爸爸不在家。
村里人就到学校叫我，我请他们把病人背到我家里。我仔细察看了病情，当时正值盛夏，断定他是中暑了。我马上给他静脉补液。五分钟后，病人嘴唇动了动，我忙拿来盐水凉茶给他喝，二十分钟后，病情趋向好转。事后，大家夸奖我“不简单”。 我水远忘不了乡亲们对我的赞扬。十四岁生日那天萝我在日记中写道:“我已找准向生活进击的目标—好好学习，为祖国的医疗事业努力奋斗！"
我很冒失地将男人的称号用在我的头上时，同学们都笑了。我摸了一下自己的下巴，胡须还很软。可是，这并不是男人的惟一标准。于是我在年满18岁时，开始称自己为男人。
老师告诉我:“男人，首先要事业有成。你是学生，则要学业成功。”我一直很努力，成绩也在进步，老师还是不满意。他总是给我讲什么信息高速路，什么互联网，什么教育方向，他说这是成功男人的必需品。可我喜欢的并不是这种尖端科技。
我渴望走进农田，亲身去体验劳动的乐趣，感受抹去汗水时的畅快，体会摘下果实时的兴奋。当然，我要带着知识去农田，我要我的农田里充满现代化气息。不，不光是我的，是所有的。我要辛苦的农民结束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而开始面向监视器背靠工作椅的生活。我真的渴望。
老师却颇感失望，我并不在乎。可我的业余爱好也被人家质疑。生活区的音乐俱乐部里，只有我在吹竹笛。隔壁二哥弹电吉他，总是穿很时尚的衣服，戴墨镜，甩着头发演奏什么重金属曲。他说那是男人本色。小区里的学生们都认同他。而我站在阳台上，迎着清早的太阳吹起晨曲时，总招得过路人嘻嘻哈哈。我吹得很差吗?五级证书可是明明白白的。人俱乐部不到半年，我竟被“驱逐”出来，因为他们只要电声乐爱好者，他们说那才是男人的音乐。
吹竹笛就不算男人了?荒唐!我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继续苦练，过了六级!有追求，肯坚持，那才叫男人!
是啊，我总是这样鼓励自己。
教学方法专家雷尼·富勒曾经强调:“如果你固执地透过惟一的一片滤色镜去观察智慧的彩虹，那么许多头脑将被误认为缺乏光彩。”
我想，我的小小的光彩是被滤去了。但我一直有自己的信念，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热爱的事物，不为外界干扰所动摇，踏踏实实地执著追求，这样的男人，是真正的男人。
我，虽与别的“男人”不太一样，但也是男人，于是我把自己叫做“另类”男人。
朋友，相信我吧!“另类”男人闪着刚性的色彩，“另类”男人也是真正的男人!
大连已再夺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如果说文明已成为大连的城市品格，成为大连的城市名片，那么爱就是缠绕大连的一根韧带，爱是大连的底色。
在大连，有一句“我爱大连.从未离开”的广告词人人皆知，这是大连人心态的折射。
大连人爱城市。这些年，评选全国文明城市、中国最佳旅游城市、中国最具活力城市、开展“倾国倾城”活动等，都需要市民给城市投票，给城市打分，大连的市民们不但每次都踊跃投票，而且一次次都给城市打出了高分，使大连每次都占得先机。比如，2005年评选全国文明城市，有关部门入户问卷调查800户，大连市仅有一户因没有听力而未能人户，799户均给自己的城市打出了“高分”。有的市民甚至打来电话问文化部门，为什么不让他们给城市投票?感动得调查部门的同志们惊憾不已!
还是2005年评选全国文明城市，一位暗访的工作人员坐上一辆“的士”，故意净挑些大连的坏话儿说。谁知这位“的哥”把这位朋友重新送回了机场，一脸严肃地对他说，“同志，你不是说大连不好吗?那么，请你回去吧!”弄得这位暗访者既吃惊又钦佩。
大连人最文明。在大连，新闻媒体每年都要开展一次“文明的感动”评选活动。故事的主人公有的雨雪天气不去拉客挣钱，却把自己的出租车当作通道，让市民从车中走过不易行走路面的出租车司机;有为自己患重病的同学去拉小提琴募捐的琴童;有坚持十多年清理海域检回数百吨垃圾的“小红帽”清扫队;有坚持在街头擦去痰迹的新闻记者……大连人排队乘车的良好习惯，也隆重地上了一次“文明的感动”。
大连人最公益。大连的慈善事业在全国开展得不是最早，但却是走在全国最前列。大连慈善总会每年平均都能收到1亿元左右善款，2008年汉川地震时，大连人捐款的热情如井喷似的进发，从领导到市民，以捐款为荣，总款项达6.3亿元，列在全国各省市捐款第二名。大连不是我们国家财富聚集最多的城市，或者说比大连更有钱的城市还有很多，但大连人的爱心却催生了一种精神，一种品格，一种城市的个性。
大连人的“爱”使人心情舒畅，使人如同感受雨后的阳光，不仅催生了“和谐”，形成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同志合作式的人际关系，又提升了文明，使大连成为一个爱心支撑起来的城市。“爱”的星光灿烂，大连一定会三度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成为全国文明城市标兵，我相信。
我的家乡有“枣树王国”的称号。山坡上、大路旁、地埂边、房前屋后，到处都栽着枣树。
枣树有高有低，有粗有细。它们的皮很粗糙，上面裂了一道道缝;它们的叶子光滑嫩绿，上面像涂了一层油似的;它们的果实成熟后，又大又甜，味道很可口。
春天，向四面八方伸展的枣树枝上，长出了嫩绿的叶子。使枣树像小帐篷似的。下小雨了，老人在树下照样能下棋、锻炼身体，中、青年人在树下照样能干活，孩子们在树下照样能玩耍。枣树为我们立下了“挡雨功”。
夏天，枣树上的枝叶更加茂盛了。中午，基日晒得柏油马路都软绵绵的了。我们走到树下，顿时就凉爽起来。枣树为我们立下了“遮日功”。
秋天，枣子成熟了。既大又红的枣子叫人垂涎三尺。摘一个吃掉，又甜又脆。吃了第一个，你还想吃第二个、第三个……家家户户都收了一筐又一筐的枣子。枣树为我们立下了“献果功”。
冬天，枣树叶落得遍地都是。我们把落叶扫在一起，拉回去，垛起来。下雪了，我们就抱些树叶，生火取暖。火苗旺旺的。一会儿，我们全身就热乎乎的了。枣树为我们立下了“送暖功，H0
家乡的枣树，我喜欢你!你在我们的生活中立下了一次又一次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