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在公交车上偶遇一位小青年，他起身让座的身影直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
那是一个双休日早晨，我和妈妈坐65路车去西湖玩。公交车上座无虚席，我和妈妈只好抓着扶手，相互扶持着。一到市区的站点，车上一下子挤上来好多人。车里的人，你挤挤，我撞撞，整个车厢好像成了一个鱼罐头似的，变得异常热闹。
这时，有一位年迈的老奶奶被夹在了人群中。只见白发苍苍的她嘴唇紧闭，一只手紧紧地抓着扶手，一只手吃力地拎着菜篮子，布满皱纹的额头上已渗出点点汗珠。老奶奶呆滞的眼神无助地望着窗外，我不由得替她担心起来。
老奶奶右手边，一位大姐姐戴耳机在听歌，她一头埋在手机上，对身边的老奶奶视若无睹。左边是中年大叔，他正坐在位置上闭目养神，一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架势，压根儿不顾及老奶奶的感受。
我见了，在一边干着急:怎么没人给老奶奶让座？我握紧拳头，恨不得现在把他俩从座位上拉下来。
“老奶奶，您坐这吧！”这是后座隔着不远的一位青年说的。老奶奶苍白的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不好意思地说道:“不用了，小伙子，不用啦！”无论青年怎么邀请，老奶奶固执着不肯坐。青年着急地挠了挠后脑勺说到:“我马上就要到站了，您，您快坐下吧！”老奶奶听了后，才慢慢地走过来。只见这位青年人微微蹙了下眉，使劲抓住了扶手，才站了起来。老奶奶连声道谢后，就坐下了。
可过了一站又一站，这位青年都没有下车，而是抓着扶手，整个人都靠在上面，看起来面如土色。
“终点站西湖到了！”司机用他那粗粗的声音说到。人差不多都走光了，青年才一瘸一拐地走出公交车门。我仔细一看，简直惊呆了！原来他的左腿是义肢，走路时，宽大的裤腿里看起来空荡荡的，脚一摆动，一截瘦瘦细细的钢筋，在裤脚里显露出来。尽管青年人走路的姿势有点别扭，但他脸上却露出了从容的微笑。
我看着青年远去的背影，一份敬意油然而生：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让座，在旁人眼里很容易做到的起身，放在青年人身上，是他对这个世界满满的关心和爱。 从此，这个最美的起身，深深的刻在了我的心中。
一个小青年带着父亲的信找上门来，说是我父亲的学生的学生，今天报考我供职的那所大学。父亲在信上说:农村的孩子考上大学不容易，够了分数线又担心被有“门路”的人挤下来，要我一定帮帮他。
父亲做了近四十年的教师，他最热衷的事，就是尽力帮助自己和别人的孩子念书，念中学。念大学，念硕士，念博士。父亲在“念书”这件事上的热情与执着，可谓几十年如一日，屡经挫折而不衰。
上小学时，父亲是我的数学教师兼校长;上中学后，父亲却成了学校食堂的炊事员。当了火头军，仍“逼”着自己的儿子念书:常常在他工作的厨房里，一边炒菜一边为我补习功课。1977年恢复高考，我能很顺利地考上大学，便是多亏了当年的“厨房补习班”。
就在父亲早起摸黑为革命师生做饭的时候，父亲早年的一个学生，调到湖区当区长，他设法将父亲借调到湖区，为湖区筹办一个初中班。那年月，造反有理，读书无用，谁还愿意读书?父亲挨家挨户地去动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从牛背上，从秧田中，从农家的灶台旁，把学生“劝请”到学校。几经周折，父亲终于办起了一个有21名学生的初中班，使湖区人解放后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中学。
可是，造反派并不放过父亲，三天两头地将他揪到县城去批斗。每次“参加”完批斗会，不管天有多晚，父亲总是要步行八十多里地，赶回到湖区，第二天照常给初中班上课。没过多久，来了一场“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父亲又一次被从讲台上“清理”下来，他历经艰辛办起来的初中班也随之夭折。多少年后，父亲谈起此事，仍神色黯然。
“文革”已成为历史，但“读书无用”的幽灵仍在游荡。父亲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不用心念书的学生和不支持孩子念书的家长。父亲的一个远房侄子，对自己孩子的学习漠不关心，致使孩子的成绩每况愈下。父亲先是把不称职的家长训斥了一顿，然后安排时间为孩子补课。
每年的寒暑假，父亲的客厅里总是坐满补课的学生，有亲戚朋友的孩子，有邻居或同事的孩子。听母亲说，父亲从不收补课费，对远道而来的补习生，还得“倒贴”食宿。前几年，父亲退休了，“客厅补习班”仍在继续。
如今，父亲是“落伍者”。他并非不知道，“上学读书”给“读书人”并不能带来多少“实惠”。他自己读书、教书一辈子，连那点微薄的退休金也不能保证按月领取;他儿子读书读到了博士，还得每天当“炊事员”，为一家三口做饭……
因此，父亲对“上学念书”的执着，便有了一些“形而上”的意味。年轻时，父亲念过《论语》，至今还记得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
父亲是忧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