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判案——铁面无私。”这句歇后语人人皆知。我们班也出现了一位包公，他就是我们班的宿舍长。
此人属于重量级人物，圆嘟嘟的脸长得极像包公。就只差额头上的月亮了。如果在古代，他的形象足以以假乱真。
说他是“包公”，不仅样子像，性格也像。在宿舍里，不管熟人还是生人，他都照管不误。
那是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我们宿舍八人，都乖乖地躺在床上，盖好被子，准备睡觉。不知是何方神圣竟如此大胆，在“包公”面前发出一声怪叫。我们的包公立即判断，一定是小郑同学做的“好事”。立马拿出他的“葵花宝典”登记。
还有一次，那是一个太阳特别毒辣的中午，连“知了”都在树上喊热。我躺在床上，被子盖着身体，感觉特别不舒服，就不知不觉地喊了一声音：“好热呀！”那位“包公”很快听出是我喊的。全然不顾我们九年之交，把我的大名登了上去，转头就上次给老师。你们说他是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包公”呢？
莫桐，莫桐，果然与众不同！
为了父母辞官职
包公即包拯（公元999-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人，父亲包仪，曾任朝散大夫，死后追赠刑部侍郎。包公少年时便以孝而闻名，性直敦厚。在宋仁宗天圣五年，即公元1027年中了进士，当时28岁。先任大理寺评事，后来出任建昌（今江西永修）知县，因为父母年老不愿随他到他乡去，包公便马上辞去了官职，回家照顾父母。他的孝心受到了官吏们的叫口称颂。
几年后，父母相继辞世，包公这才重新踏入仕途。这也是在乡亲们的苦苦劝说下才去的。在封建社会，如果父母只有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不能扔下父母不管，只顾自己去外地做官。这是违背封建法律规定的。一般情况下，父母为了儿子的前程，都会跟随去的。或者儿子和本家族的其他人规劝。父母不愿意随儿子去做官的地方养老，这在封建时代是很少见的，因为这意味着儿子要遵守封建礼教的约束--辞去官职照料自己。历史书上并没有说明具体原因，可能是父母有病，无法承受路上的颠簸，包公这才辞去了官职。
不管情况如何，包公能主动地辞去官职，还是说明他并不是那种迷恋官场的人。对父母的孝敬也堪为当今一些素质底下的人的表率。以前的故事讲的最多的是包公的铁面无私，把包公孝敬父母的事情给忽视了。
历史上的包公究竟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他在位几十年并没有因为刚直不阿而遭到大灾难？现在让我们轻轻揭开历史帷幕，看一看真实人物的面貌。
大奸必摧反贪官、除恶霸，是包拯一生中最为突出、最为后人称道的业绩。在历史上曾留下许多有名的包公戏。在戏里面不仅塑造了清官包拯，还塑造了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公孙先生、南侠展昭。这一帮人马团结一心，神通广大，铡贵戚、铡国舅、铡一切贪官污吏，包公手握尚方宝剑，甚至连皇帝的圣旨也可以对抗。什么狗头铡、虎头铡、龙头铡，什么阴阳镜，连阎王老子也要退让三分，什么妖魔鬼怪也都不在话下。这些带有神奇的情节，是人民创造的，人们看了心情舒畅，扬眉吐气，贪官污吏看了胆颤心惊。这些神奇的情节并不完全是事实，这是被夸大了的艺术形象，真实的包拯既无这么大的权力，也无这么大的神通。但是，这一切，并不是凭空捏造的，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应该说，这一切艺术创造又都是有其历史事实做根据的。在包拯30多年任职期间，在他的弹劾之下被降职、罢官、法办的重要大臣，不下30人。这个数字是惊人的，是亘古少见的！为了一个人，一个案件，包拯往往奏上三本、五本、七本，甚至连奏多本，像连珠炮，火力十分集中，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这些被弹劾者，都是有权有势有后台的人，是活老虎。其中有些人比包拯的官职还要高，权能通天，雄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包公敢于据理力争，不畏权势，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出类拔萃、望尘莫及的。如6次弹劾张尧佐，弹劾宰相宋庠，7次弹劾王逵，都是震动全国的大案。其中特别是弹劾张尧佐，是很典型、很有代表性的。
张尧佐是张贵妃的伯父，原来在基层任推官、知县、知州等小官。张贵妃得势以后，他进入京城，很快就当上了三司户部判官，户部副使。不久，他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吏部流内铨（管理官员的任用），又晋升为兵部郎中、权知开封府。刚加上龙图阁直学士的职衔，又晋升为给事中、端明殿学士，正式担任三司使。这种扶摇直上、一年之内晋升4次，简直是坐飞机式的升任，使许多人感到吃惊。
三司使是户部副使的顶头上司，包公任户部副使时，亲眼目睹了张尧佐的为人。当包拯踏入谏院，便着手整顿纲纪，端正朝风，和谏官陈旭、吴奎等人对张尧佐提出弹劾，展开抨击，指出张尧佐是个庸才，建议仁宗皇帝把他调离三司，降职使用改授其他闲散职务。
过了月余，张尧佐不但没有贬低，反而提升为比三司使还要高的宣徽南院使，并同时兼任另外三项重要任务，这次弹劾的结果，张尧佐的势力更大了。很明显，仁宗皇帝有意要顿挫台谏官的锋芒。
皇帝的任命一出，群臣议论纷纷。包公在3天内又上了第二个奏章，更尖锐地指出张尧佐是窃踞高位，不知羞愧，是盛世的渣滓，白昼的魔鬼！其用词已经达到异常的尖锐。
过了几天，未见动静，包公又趁热打铁，发动第三次弹劾，指出张尧佐一日而授四使，比之过去，史无前例，访之今日，人心不安，这不仅破坏了章典，损害皇上的威信，也损害了国家社稷的利益，是万万使不得的。
仁宗皇帝仍听不进这些意见。
这时不仅唐介、张择行、吴奎群起参加弹劾，连平时很和气的御史中丞王举正也挺身而出，批评张尧佐恩宠过甚，使忠臣齿冷，义士心寒；如不采纳，请罢御史中丞之职。
台谏已经发展到大臣要掼乌纱帽了，仁宗仍然下不了决心。
王举正不得已亮出最后一张王牌，要求廷辩。也就是与仁宗当面诤谏。在这次廷辩当中，包公作了长篇发言，措词激烈，情绪激动，唾沫溅到了仁宗的脸上。满朝文武大臣，大惊失色，仁宗处境尴尬，摆驾回宫。
这次廷辩震动了全体朝臣。聪明多智的张贵妃从中疏通，张尧佐自动请求辞退免去了一些职务。但是仁宗皇帝玩了一个缓兵之计，只过了几个月又把宣徽使的重任委给了张尧佐。包公又继续与吴奎联名上章，指出张尧佐贪欲过盛，不能逞其私欲，熏灼天下。
4天不见回音，包公又连续上章，提醒仁宗，大恩不可频频给人，给多了就降低了君王的威信；群臣的舆论不能固执地违背，抵触过分了就会失去人心，造成动乱。
这样一再地劝谏，终于说动了仁宗，张尧佐不再升迁。张贵妃又病死，外戚擅权的危险局面才算暂时缓解。
6次弹劾张尧佐，是包公一生许多重大经历中的一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那刚正不阿、大奸必摧、敢当风险的气魄、决心和毅力。人们称他为“包青天”赋给他许多神奇的幻想色彩，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爱民，是一个轴心“清官不到头。”“文死谏，武死战。”
纵观历史，这两句话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刚直敢言的谏官，不是罢官受刑，就是被砍脑袋，几乎找不到能够安保终生者。司马迁是那样的博学多才，汉武帝也不是无能的昏君，就是因为提了几条并不算坏的意见，结果受了宫刑。司马迁含着血泪吟出了震撼千古的诗名：“哀莫大于心死，辱莫大于宫刑。”再细看与包公同时代的、并肩战斗过的很出色的谏官吴奎、陈旭、杜枢等人，也都在台谏的政治斗争中纷纷落马，无法保障自身的安全。唯有包拯，一生经历多次重大的政治风雨，总是节节得胜，化险为夷。虽然也有两次小的波折，也并非出自台谏，这是很不平常的。
这是一个谜。这个谜，被神奇的故事、理想的光环、美丽的赞歌这块五彩缤纷的幕布遮盖了近千年，很少有人探其根底。
首先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看。北宋王朝的统治者，接受唐王朝分封割据的教训，强调集权中央，统一法纪，提倡谦恭谨慎为贤。经过太祖、太宗、真宗三代，政局比较平稳，生活比较安定。在数十年和平建设的大环境里，再加上倡导谦恭谨慎听话，渐渐地出现了一种负效应：循默苟且，颓唐懒惰，宽怠松驰；渐渐地发展到百职不修，纪纲废坏，贪污腐败之风蔓延；随之盗贼四起，异族侵边，农民起义造反的动乱之事也多次出现。到了仁宗时代，已经是危机四伏，美梦破灭，急需要来一场大的改革，清除积弊，振兴吏风。仁宗皇帝比较开明，也想干一番事业。以仁宗皇帝为中心，增加台谏的力量，提介大胆的台谏，甚至可以当着皇帝的面，展开廷辩。于是一个反贪污、反腐败、反官僚主义的风暴便在皇帝周围刮了起来。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也就应运而生了。
这时的包公，担任监察御史，积极支持新政。可以说，是仁宗皇帝需要、时代需要有人站出来的大声疾呼，于是，包拯便应运而生。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大环境，包公是出不来的，即使出来也要被压死的。
正如包拯自己所说，他“生于草茅”，是一个不大富裕的小地主家庭。包公的母亲临产前夕还上山砍柴。包公青年时代虽然还有条件读书，但生活仍然比较贫苦。后来虽然考取了进士，又在家中守孝10年，直到29岁才出去做官。包拯长期生活在下层，对下层人民生活的疾苦十分了解。他能关心人民生活、反贪除霸、清正廉洁与他的贫苦出身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包公的远祖申包胥，是春秋时期楚国的爱国志士。他与伍子胥既是好友，又是宿敌，史书上记载着他们之间一个要灭楚国，一个要救楚国的悲壮故事。
包公童年时代，就熟知这位远祖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故事，受到很好的熏陶。
包公22岁在家守孝时，翰林学士刘筠出任庐州知府。这是一位工诗、善文、才华出众、一身正气的清官。他就是因为与当政的奸相丁谓势不两立，才要求外任的。
刘筠很重视人才，特别赏识包拯。他的言行，为包公做人起了榜样的作用。
包公是一位有理想的政治家。他的理想集中起来就是：忠君、爱国、爱民。爱民，是一个轴心。他的所有奏折，都是为了爱民，同时也是为了忠君爱国。他的言辞是激烈的、尖锐的，但是他对仁宗又是尊重的，虽然有时唾沫迸到脸上，但他仍是一片赤诚的表明，他是忠心保护宋王朝，没有半点轻视，更没有半点儿私心。他的决心是大奸必摧，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没有皇帝的支持，什么事也是办不成的。因此，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分清形势，说清道理，打动仁宗的心。力绝鲁莽、傲慢之气，而且经常表明，自己认识肤浅，思想愚昧，如果有不妥之处，甘愿伏罪。他的奏折，有时可以使仁宗出一身冷汗，却不会怀疑其忠诚。这些绝妙文章，现代人读来仍然可以学到许多哲理。
任何一位统治者，都有一根最敏感的神经，像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仁宗是一位开明的皇帝，你可以批评，但是绝不允许蔑视、不尊重。触到了这根神经，就要丢乌纱砍脑袋，甚至灭九族。包公在这一点上，头脑清醒，比较聪明。
包拯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做事踏实，讲究实际。他必须抓住事实，才发动弹劾，弹不虚发。他的批评很严厉，又经常设身处地为仁宗考虑，他有什么难处？如果第一个方案达到不到，能否采取第二、第三个方案。这样就给仁宗提供了一些缓冲的余地，有了下台的阶梯，打破了僵局。譬如许多人共同弹劾贵戚张尧佐，说他不配当三司使。仁宗正在迷恋张贵妃，不愿太伤感情，下不了决心。包公就婉言提出能否调出外任，缓和一下舆论，逐步分段解决矛盾。这样仁宗就有台阶可下，打破了僵局。
既勇且智庆历四年十一月，进奏院举办了一次祠神会，请一些文人学士赴宴，吟诗作赋，欣赏歌舞。经费的来源是：衙门卖废纸的公款和苏舜钦自己拿出一部分私款。这本是司空见惯的小事，有人向仁宗写了举报信，说苏舜钦不仅盗用公款，而且在会上大骂孔子，写《傲歌》，蔑视、攻击皇上。这一状，触动了那根最敏感的神经，禁职，一脚踏翻在地。范仲淹是苏的推荐人，宰相杜衍是苏的岳父，两位大臣也被拉下马，降了职。同时被株连的还有一批著名文人。保守派首领王拱辰幸灾乐祸地说：“吾一举网尽之矣！”
苏舜钦是一位青年新进，颇有文采，敢于进谏，是站在改革派一边的。被打击的这一批著名文人，其中多数也是包拯的好友。包拯是支持改革派的，他既没有参加这次宴会，也没有跟随他的顶头上司王拱辰参加这场闹剧，他是异常冷静地站在一旁目睹了这场非正义的诬陷活动。所谓的“庆历新政”，昙花一现，从此烟消云散。包公在谏院里也失去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变成孤掌难鸣。面对这场悲剧，该怎么办？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包公提出了请调外任的报告。他很机智地使用了以退为进的战略。
即勇、且智、能攻、能守，这就是屡战屡捷的包拯，他并不神秘，却永远值得人们学习、思考、借鉴。
包公即包拯，又称包青天。他一生清政廉洁、执法如山、爱国恤民，尤其是他权知开封府时，抑强扶弱、铁面无私，为百姓伸张正义，成就了一个传颂古今的美名——包青天。千百年来，一直受到百姓们的敬仰和爱戴。史书记载，自金、元以来，开封就一直建有包公祠以纪念这位先贤。
包公无私 流芳百世
为了父母辞官职
包公即包拯（公元999-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人，父亲包仪，曾任朝散大夫，死后追赠刑部侍郎。包公少年时便以孝而闻名，性直敦厚。在宋仁宗天圣五年，即公元1027年中了进士，当时28岁。先任大理寺评事，后来出任建昌（今江西永修）知县，因为父母年老不愿随他到他乡去，包公便马上辞去了官职，回家照顾父母。他的孝心受到了官吏们的叫口称颂。
几年后，父母相继辞世，包公这才重新踏入仕途。这也是在乡亲们的苦苦劝说下才去的。在封建社会，如果父母只有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不能扔下父母不管，只顾自己去外地做官。这是违背封建法律规定的。一般情况下，父母为了儿子的前程，都会跟随去的。或者儿子和本家族的其他人规劝。父母不愿意随儿子去做官的地方养老，这在封建时代是很少见的，因为这意味着儿子要遵守封建礼教的约束--辞去官职照料自己。历史书上并没有说明具体原因，可能是父母有病，无法承受路上的颠簸，包公这才辞去了官职。
不管情况如何，包公能主动地辞去官职，还是说明他并不是那种迷恋官场的人。对父母的孝敬也堪为当今一些素质底下的人的表率。以前的故事讲的最多的是包公的铁面无私，把包公孝敬父母的事情给忽视了。
倒坐开封府
包公先任天长（今属安徽）知县，后又升为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两任满后，他刚正清廉的英名已经传遍天下，因此调到了京城，任殿中丞，后来又历任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副使、天章阁待制（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知谏院，还曾多次任地方官，如转运使。
在公元1052年，包公因为弹劾外戚张尧佐而触犯了仁宗，让他离开京城去任河北督转运使，加龙图阁直学士的虚衔。宋代的官制和其他朝代有很大的区别，有"官"、"职"、"差遣"之分，历史上称为"差遣制"。其中官名只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叫做正官、寄禄官，简称为官。其他一些文官还有学士、直阁等头衔，是一种荣誉称号，叫做"贴职"，简称为"职"。而担任的实际职务叫做"差遣"或"职事"，有实际权力。但是前边还要加上"判"、"知"等限制词，表示你的官职也是暂时的，随时可以撤换，这是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表现。如"知县"就是临时让你做县长官的意思。如果官员没有"职"，就是吃国家闲饭的人。所以宋朝官员太多，造成了很大的弊端。加上军队数量大，军费开支多。官多、兵多，造成了宋朝的贫、弱，所以宋朝和辽、西夏、金的对抗一直处于下风。
转运使的职务在地方上也是很高的，仁宗并没有极力打击他，只是让他离开京城。因为这次所加的龙图阁直学士的虚衔，所以后来的人们就称他为"包龙图"。
这次离京后四年，包公又被调回了京城，任开封府的知府。这是个很重要的职位，相当于现在北京市的市长，在整个国家中的地位是很显要的。在这个位置上，包公为了表示对皇帝向南而坐的尊重，在升堂办公时他就向着北面坐着，所以，后来的戏词中便有了一句"包龙图倒坐南衙开封府"。后来，包公又任右谏议大夫、三司使，最高的官职是枢密副使，是主管军事事务的副职，相当于副宰相。
名声千古
在公元1062年，包公病到了府衙，不久便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虚岁，中国古代及现在民间的习惯）。朝廷追封为礼部尚书，并赠谥号为"孝肃"，即孝道和铁面无私。由于包公一生为官正直无私，百姓称他为包青天，包老爷，士大夫们则尊为包公。
包公去世后，宋仁宗亲自率领百官吊唁，还派专使护送灵柩回到合肥，安葬在合肥城东五十里的大兴集，现在的包公祠有一副对联："理冤狱，关节不通，自是阎罗气象。赈灾黎，慈善无量，依然菩萨心肠。"总结了包公无私爱民的品格。
包公的声名流传极远，在世时已到了塞外，根据《甲申杂记》的记载，西羌的于龙呵在归顺宋朝后，对宋神宗说："我平生最仰慕包公，他是朝廷的忠臣，我现在既然已经归顺汉族朝廷，就请求陛下赐我姓包吧。"神宗很高兴，于是赐他姓名"包顺"。"顺"即归顺。
以民为贵 开仓放粮
在包公担任三司户部副使时，常常不辞辛劳，深入下层体察民情，救民于水火之中。江南地区有一次发生了旱灾，百姓们饥饿得难以生活，包公了解到情况后，立即下令开仓放粮救济，以解燃眉之急。如果按照当时的惯例，开仓放粮是件大事，必须事先请示皇帝，等批准以后才能打开粮仓救济百姓。但当时情况紧急，如果将文书送到京城，再等待批示下来，要等上几个月的时间，到时候百姓不知要饿死多少人。所以，包公一边派人急奏朝廷，一边就果断地开始放粮了，终于使很多百姓免于灾难。
还有一次，江淮大地的人民大范围受灾，百姓已缺粮断炊，而地方的官吏们为了虚报政绩、讨好上级，以利升迁，便隐瞒了灾情，置人民生命于不顾。不仅如此，还反过来逼迫百姓们交粮卖米。包公了解到灾情后，就给皇帝写下了《请救济江淮灾民疏》，要求立即纠正不法官员误国害民的行为，并予严惩。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包公被江淮人民称为"再生父母"。现在仍然在上海地区上演的戏剧《陈州放粮》就是根据这件事编写而成的，并非凭空设想。
劝止食盐专卖法
在公元1042年，宋仁宗实行食盐官营专卖制度，出现了很多的弊端。由于工作非常辛苦，食盐极为沉重，致使很多的差役、士兵、牲畜都不堪重负，人则逃亡他乡，牲畜累得常常倒地而亡。食盐供应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也影响了人民生活。
包公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专门去了陕西的解州（今山西运城）考察民情，并及时上奏朝廷，请求废止官营专卖制度，让商贩们自由经营，国家可以收税增加收入，这样就可以双方获利，百姓也方便。
仁宗采纳了包公的建议。施行新的食盐通商法后，国家的收入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很多，人民也不再为吃盐而犯愁了。稍后的北宋政治家、科学家沈括也对此制度赞叹道："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
官场生涯
包拯的幼少年时代，深受父母宠爱和教养。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弹 劾包拯“素少学问”。这里的“学问”，主要不是指读书和文化水 平，而是指不懂人情世故。欧阳修其实不是贬低包拯，而是认为 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应该给他以 更合适、恰当的官职。 包拯的青少年时代，也曾刻苦读书，所以在他二十九岁时，终于考中了进士甲科。按照宋朝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做官。包拯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水修)任职。但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因而请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但是，父母亲希望儿子在自己身边，包拯便决定辞职回家，在家孝敬父母多年，直到双亲去世，包拯守丧期满，仍不想离开故土．当时，这种封建孝道，受到家乡人的称道。近年，安徽合肥发现了一块包拯为父亲包令仪立的神道碑．碑上阴刻篆书“宋故赠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十二字．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贵文物，又是他力尽孝道的见证。 由于家乡父老的劝告，包拯才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灵地，到天长县(今安徽天长)任知县。这时，包拯已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又出知端州(今广东肇庆)。端州出产一种有名的砚台，叫端砚。端砚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等层层加码克扣，端砚的产量虽多，却变成了百姓的沉重负担。包拯下令豪强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规定数量，向朝廷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想要一方端砚。 或许由于包拯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被大臣们赏识，所以朝廷于庆历三年(1043年)将包拯调到首都开封。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监察御史虽然没有多大实权，但对包拯来讲，却十分重要。这是因为，从此包拯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并且可以对于朝廷各个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议。实际上，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许多批评和改进办法，并且还曾出使契丹(辽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庆历六年(1046年)夏，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户口、两税等，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包拯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省）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安居乐业．两年之后，包拯被召回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在此期间，他曾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又曾到陕西解决运城(今属山西)盐业问题。在河北，他奏请用作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在运城，他改革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 出色的工作，利国利民的成效，使包拯在皇祜二年(1050年)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而无权。包拯又叫包待制，不过是对他的尊称。然而，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却十分重要。谏官的任务是向皇帝进谏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议。可惜的是，两年之后，包拯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这也是个虚衔(从此人们又称他为包龙图)，并且又一次离开京城，到河北、庐州、池州(今安徽贵池)，江宁(今江苏江宁)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才回到京城，任开封府尹。嘉祜四年(1059年)，包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等官职，上升为当时重臣。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但是，年过六旬的包拯，这时已经夕阳西下。嘉柏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开封。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赐谥“孝肃”，所以包拯死后又叫包孝肃。 他晚年在家里立了一块石碑，上刻《戒廉家训》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非吾子若孙也。"他的事迹长期流传民间，过去小说、戏曲多取为题材。元杂剧已有《陈州粜米》等作品。以后流传日广，形成丰富的传说。遗著有《包孝肃奏议》。
主张改革
包拯所处的仁宗时代，已经不象宋初那样生气勃勃，冗官，冗兵和冗费成为当时的三大灾害，老百姓的负担加重，各地出现了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面对这样的形势，包拯从忧国忧民出发，主张对时政进行整顿和改革．应当说，包拯的改革主张，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却有利于当时的下层人民．包拯之所以为天下百姓所爱戴，原因就在这里。 北宋庞大的官僚机构，冗官成灾，包拯认为必须加以整顿和革新。他不但主张用人要用忠直的君子，不能用奸邪的小人，而且建议提拔“奋不顾身，孜孜于国”的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他不但七次弹劾“苛政暴敛”的转运使王逵，而且不畏风险，力主将皇帝的亲戚，“凡庸之人”张尧佐免去要职。在包拯看来，“在政府无所建明”的平庸之辈，不论其官职有多大，都必须下台。他曾建议改革选人、用人制度。他主张官员年到七十岁必须离职。他揭露不愿离职的官僚，是不知廉驻，“贪冒相尚，但顾子孙之计”。他主张不能任意封官许愿，即使是恩赐即由父亲的功劳而录用的子孙，也要通过考试。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冗官问题。包拯其实并不反对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新政失败，许多官员受到处分，包拯全力为这些敢作敢为的官员呜不平，主张起用他们。 在经济方面，包拯一方面主张压缩开支，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能苛剥平民．当时有一种政策，由政府向城镇百姓强行购买国家需要的物资，价格比市场价格低．这就成了剥削民众的一种手段。包拯坚决反对这种害民政策。他列举陕西强购军用物 资的危害，“前后人户破蔼家产不少”，因而要求废除这种办法。包拯建议，国家急需物资应该“置场收买”，以公平的价格，自由收购。这一建议，无论对减轻百姓负担，还是对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都是有利的。前面提到的运城解盐问题，也是由于包拯极力支持改革，使解盐的生产与销售，由原来官方垄断，改革为允许商人买卖。这一改革，不仅解除了百姓为政府搬运官盐之苦，而且同样有利于食盐的流通．沈括称赞这种“通商法”，“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此外，包拯还曾主张方田均税，即丈量地主豪强的土地，防止他们漏税逃役。他还曾鼓励民间采矿炼铁等等。可见，包拯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改革，目的在于“宽国利民”。 在宋朝的国防和对外政策方面，包拯同样主张民富国强，改善边防措施，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他在出使辽国时，辽国刁 难他，他义正词严地据理力争，不卑不亢。回国后，他立即将在 辽国的所见所闻，报告朝廷。他说，辽国在山西北部集结兵马，聚集粮草，其意图不可不防。他建议，一定要加强山西宋辽边境的 代州(代县)、应州(应县)雁门关一带的战备，以前，辽国蚕食 边境领土，是由于边防之臣胆小怕事，不敢对抗，如今应该下令 边臣，让其严加防守，不能丢失一寸土地．另外，原来这里的守 将，在军事上是外行，现在必须派懂得军事的人去领导指挥。朝 廷采纳了包拯的意见，加强河北，山西的防卫．更重要的是，包拯对宋代的冗兵之害，提出了裁减“老病冗弱”的主张，以利于训练及加强战斗力。同时，他还提出加强边境民间义勇的训练。宋朝将士经常调动，以防武将专权，但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弊病。包拯认为要改变这种政策，使将官有职有权，不要轻易调动。可贵的是，包拯建议加强国防与军事力量，以不增加百姓 负担为前提。当时中原地区，尤其是河北、山西的农民，苦于运送军粮，包拯曾提出，在丰收之年，可以购买当地农民粮食，储备起来，作今后军粮，减少运输困难。 包拯之主张改革朝政以利国利民，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他始终认为，普通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老百姓日子好过了，不受 贪官酷吏欺压了，国家才能富强和太平无事。如果过分榨取，使 天下苍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不但国家不能富强，而且会造成官逼民反，动摇封建统治．他之所以主张改革，成为我国历 史上著名的“清官”，其思想渊源就在于此．尽管包拯的出发点和动机，是为了宋朝天下的长治久安，而不是全然为了天下百姓，但比起对被剥削者尽情欺压的“贪官’来，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人民，总要好得多．那种认为清官比贪官更狡猾，对老百姓更有害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刚正不阿
一个人的功过历史，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谱写。一旦自己的行为被实践证明对社会、对人民有功有利，那么，人民终究会给他以恰当的评价．这评价，恐怕不会以一些暂时的贬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拯为人民所歌颂与怀念，正是由于包拯一生的实践，有利于社会与人民。这实践，不仅是由于他为当时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也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确实有不少同时代人，甚至后来人难以企及之处。 首先，他为人刚直，既不两面三刀，更不会搞阴谋．他从不趋炎附势，看颜色行事，更不说大话，假话。即使是在皇帝面前， 他也是直言不讳，不怕冒犯皇帝．为了立太子的事，包拯曾冒死 直谏，公开对皇帝说，我已经老了，而且没有儿子，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也不要紧，反正不是为了自己想升官发财．幸而宋仁宗倒也过得去，没有处理包拯，反而说，可以慢慢商量。包拯又说，宫内的亲信宦官，权力太大，待遇太多，应该精简人员和开支．这当然要得罪皇帝的亲信左右，招来不测之祸。还好，皇帝说，“忠鲠之言，固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设或无益，亦无所害又何必拒而责之．”包拯总算碰上了一位比较开明的宋仁宗。 否则，早巳人头落地了。这种刚正不阿的大无畏气概，使当时的 老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臣僚，对包拯都很钦佩。欧阳修就钦佩 包拯“天姿峭直”。是的，忠直的包拯，有时甚至不顾有关规定和 礼节，当面斥问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大臣们下不来台。欧阳修不赞成包拯这种作法，认为包拯刚直有余，“思虑不熟”。其实，因 循守旧、无所视事的宋仁宗时代，倒是十分需要象包拯这样的人。这对于纠正时弊，总有好处。至于方式方法，是次要的了。可惜宋仁宗终究认为包拯不够理想，没有提拔他当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的要职。 包拯刚直，却并不主观武断．他既善于调查研究，又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的脸上很少有笑容，但当别人指出他的错误时，却能虚心接受。所以司马光称道他“刚而不复，此人所难也”。 其次，他大公无私，不谋私利。他一生俭朴，即使是当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及生活习惯，也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包拯 曾经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中壁上．家训的全文是：“后世子孙仕 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也就是说，包拯严厉要求后代不贪不好，不要欺负百姓，如果有人不如此做，那么，就不是包家子孙，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坟．这一著名的家训，体现了包拯不谋一家 一族之利的高尚情操。 这种情操，并不是包拯故意做出来，以示自己清高，而是他一生的行动准则．早在庐州家乡做官时，包拯就以无私而远近闻名．包拯作了父母官，他的亲戚乡里都很高兴，认为从此有了靠山．然而，铁面无私的包拯秉公办事，即使是自己的亲戚犯了法，他也是执法如山．这样，包青天的名声大震，包拯死后，其威名 传播四方，有一个官员，是少数民族，归顾了宋朝。这个官员对宋神宗说，我听说包拯是忠臣，我没有别的要求，请准许我改姓包．宋神宗同意了，将他改姓名为包顺，传说边境士兵抢了一位 妇女．那位妇女急了，说自己是包拯的孙女。那妇女病了，有一个巫女听说之后，装模作样地折腾一番，便大骂是谁欺侮了我的孙女，并且要限十天之内将那妇女放了。人们认为那巫女真的是包拯的化身，叩头跪拜之后，立即将那妇女放了。 维护法制 在小说、戏曲中，黑包公是法律与正义的典型形象。这是由历史上的包拯演化、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不过，历史上的包拯 确实爱民如子，不畏权贵，执法严明，因而博得当时和后代人民 的颂扬，把他作为受苦受难的救世主。包拯严明法纪，当然是为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维持封建秩序。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人 民群众的领袖，反抗封建统治的先锋。但是，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中有远见的官僚士大夫，都能认识到，对于人民群众，应该爱护，不要对他们横征暴虐，更不能不依王法办事，对百姓任意欺压。否则，其结果必然反过来动摇甚至摧毁封建王朝的统治，因而从根本上来说，暴政显然不如仁政．包拯就是这样的人．他 之所以为人们千古传颂，也由于他的法律思想和执法行动，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与愿望．比起贪赃枉法来，两袖清风，依法办事 总要好一些，对广大人民有利些。 尽管宋初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但是，一个被欺压的普通百姓，要想告状还是难于上青天。不但手续很多，而且根本见不到官员的面．这样，官吏豪强狼狈为奸，既可以敲榨勒索，又可以将法律作儿戏．包拯在开封府任职时，作出了新的规定：大开正门，凡是告状的，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直接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刁难．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无论从有助于百姓申冤上讲，还是从有助于审理案件上讲，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这改革，在我国法律史上，既有一定地位和作用，又有进步意义。 包拯办案，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怕权势，二是为民申冤。两者结合起来，便是包公。 不怕权势，敢于顶风办事，在宋代不是容易的事。那错综复杂的关系，早巳用一根既得利益即特权的绳索，把官僚、贵族、豪绅、恶霸们联系在一起。要冲破这个已经编织好的、保护地主贵族利益的网络，谈何容易．但是，包拯迎难而上，以不怕身败名裂的勇气，使得“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这里举一个突出的例子。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河的两岸，既有平民住着，也有达官贵人的住宅。包拯任开封府尹时，天下 大雨，河水泛滥，淹没街道，使许多平民无家可归．是什么原因 造成了泛滥成灾呢？包拯经过调查，了解到河塞不通，不能排水的原因，在于大官僚和贵族们在河上筑起了堤坝，将坝内的水面据为已有，种花养鱼，并且同自己的住宅连在了一块，成了水上花园．因此，要为民造福，要疏通惠民河，只有将这些堤坝挖掉，挖掉堤坝，冲走水上花园，贵族们能答应吗?包拯画了地图，拿 了有关证据，下令将所有堤坝与花园拆毁．有人自恃权大位显，告到宋仁宗那里。包拯拿出证据，证明他们非法建造水上花园。这 样，惠民河疏通了。宋仁宗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为 皇亲贵戚们说话了。 包拯不畏权势，反对以权代法，客观上维护了人民的利益．也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社会上的一批无赖，偷盗者，这些人虽无权势，却同样危害人民。包拯对他们也毫不留情。有一次，开封的一条小街上发生火灾。有些无赖竟然戏弄起包拯来。他们追到包拯面前，问包拯：救火是到甜水巷取水，还是到苦水巷取水？包拯一看是些地痞流氓，现在要来破坏救火工作，下令把他们统统杀了。早在天长县时，包拯就处理过一件偷牛案．有一个无赖，将农家的牛舌割掉了．农民告到官府，包拯对那农民说，你回家把牛宰杀吃了。那农民真的回家把牛杀了。宋代法律规定，擅杀耕牛是犯法的。因此，那个无赖到县里，控告那农民杀牛。包拯大怒，立即审问那无赖，你为什么把人家的牛舌割了。无赖只得招供，并且暗自吃惊：你包拯怎么会知道是我作案的?其实，包 拯是依推理法作出的判断：既然有人要害别人，那么别人犯法，那人一定要乘机告状，所以包拯叫农人干脆把牛杀了，以引诱割牛舌者来告状。 打击权贵与罪犯，是维护平民利益，直接替民做主，减轻农民负担，也是维护平民利益。包拯任监察御史时，曾出现过一件怪事；转运使王逵，向皇帝告状，告的是陈州(今属河南省)地方官任中师苛剥农民，多收钱粮。在当时人心目中，任中师廉洁，王逵贪卑，这是否是恶人先告状？所以要派人去调查。许多人都畏惧王逵的权势，不愿前往。包拯为弄清真相，为民除害，毅然来到陈州，经过调查，并且掌握了证据，包拯回到首都，向皇帝报告，向农民任意搜括，引起农民不满与无法生活的，正是王逵。包拯要求将王逵撤职，将多收钱粮还给农民。戏曲《陈州放粮》，就是依据包拯这一事迹，加以渲染、虚构而成的。 包拯办案，不徇私，不舞弊，所以当时的天下百姓，男女老少都知道包公。首都的群众更把包公传为救世主。他们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关节就是打通关节，如果你找不到打通关节的路，也不要着急，因为有包拯替我们做主。 不过，包拯是人而不是神。尽管他办案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但他也有失误的时候。在开封府时，有一个囚犯买通了执法吏人。吏人欺骗了包拯，让囚犯从轻发落了。这说明包拯也可能犯错误，并且勇于改正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