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里做过许多傻事，但是有一件是最傻的事。
以前我听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我想：那种钱就能得钱了。我想着就把一张一元的纸币种进了土里。我给钱浇了水后，就开始等。一天、两天、三天、四天……我每天都去看它，可是钱连个牙都没有，这时我很着急，不知该怎样才好。
妈妈看我傻傻的站在那问：“宝贝你呆呆地站那干什么呢？”“我……我……我在种钱。”我磕巴着说。妈妈用惊讶的表情看着我，说：“傻孩子，钱可是不能种的。”我和妈妈一起把钱挖了出来，钱已经长毛了。
我问：“妈妈你看这不是生根了吗？”
“这不是根是钱长毛了”妈妈摸着我的头说。
想一想童年的傻事，我可是想笑。
70年代中期，我在家乡小镇的中学里做语文教师。说是“教师”，其实是“治安替察”。那时正闹“文革”，造反有理，读书无用，更何况我教的这个班，几乎集中了全年级的刺儿头。一节课45分钟，只要维持得教室内不发生流血事件，就算是谢天谢地了。
教室里的位置，按性别分为前后两大区域，女生在后男生在前。课堂纪律早已被砸烂，课堂上没有什么禁忌。坐在后面的女生，或者织毛衣或者读《金光大道》之类的文革小说;坐在前面的男生，多半是策划并实施各种恶作剧，诸如吹口哨、怪啸、狂笑，或者将青蛙、鳝鱼甚至老鼠什么的突然抛向女生区，以引起一阵惊叫。至于离开自己的座位，在教室内穿梭游荡，则是较温和的行为了。10多年后，我翻译一本美国人写的谈课堂管理的书，说美国的中小学生，上课时可以在教室内自由地遗巡。这与我的学生们的“温和行为”，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付调皮的学生，最有效的“镇压手段”不是粉笔头或教鞭，而是讲故事。当时，我也算个“业余作家”，编故事是拿手戏。只要一开始编故事，再调皮的学生也会安静下来。因此，一旦发现教室里乱得不可收拾了，我就开始讲故事。
但是每周两节的作文课，就不能讲故事了。作文课必须配合中心紧跟形势，教师岂敢越雷池半步?记得有一次，全年级的作文题目是《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调皮的男生和不调皮的女生，望着黑板上的题目，都不知道这“斗争”如何在作文本上“进行”。一般说来，到下课的时候，全班有一半的人能交上作文就很不错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班上最调皮的“张军长”居然能按时交卷。我几乎是很感激地接过他的作文本，一看开头，乐坏了。“张军长”的作文是这样开头的:本报和全国其他报刊一样，转载了两报一刊重要社论，(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张军长”当然是这位学生的外号，源于电影《南征北战》。那天也是在上作文课，“张军长”(他当时还没有这个外号)站在课桌上，学着《南征北战》里张军长的傲慢:“给老头子发报，说我已经站在共军的阵地上了。”我实在忍无可忍，将他拖下来，赶出教室.然后把门拴上。那是冬天，外面飘着雪，天很冷。大约过了10多分钟，只听有人敲门，然后是颇抖的声音:“李军长，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吧!”我哭笑不得，只好为“张军长”打开教室门。
十几年后，我携妻带女回老家探亲，在县城下长途汽车后，又去转乘到小镇的短途汽车。走在马路上，一辆中巴迎面停下，司机伸出头叫“李老师”。我一看.是“张军长”。这回真的是“张军长”拉“李军长”及其家眷一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