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0年秋初生于宁夏青铜峡镇某军营。父亲是60年代末应征人伍的义务兵。母亲原先在乡村，后来因为父亲职务提升，随军后搬到部队住并安置了工作。我出生后，由于父母都在部队工作，加上当时环境条件以及家庭各方面原因，我不满周岁便被寄养在父母原籍—山西汾河边的一个小乡村。快4岁时，我离开爷爷、奶奶回到父母身边。5周岁进人青铜峡造纸厂小学，7岁时父母工作变动，全家迁人银川市，我转人银川市第15小学，跟读小学二年级第二学期。11岁上银川市唐徕回中，中考后直接升人唐徕回中高中部，在理科班学习三年，1997年7月考入吉林工业大学信息科学工程学院计算机系。
上小学期间，我参加过小学生作文大赛之类的活动，没有什么结果。直到上了初中，我开始喜欢语文课。家里每年给我订十几种报纸、杂志，都是我自己挑选的，我的性情喜动不喜静，老师和父母常为我“坐不住”犯愁。曾有一位年长的爸爸的同事教训我:“要练坐功。”自从有了这些读物，倒是“无意插柳柳成荫”，只要有喜欢的书刊在手，我便坐得住了。也许是受爱读书的父亲的影响，我利用课余时间，粗读了家里收集的古今中外文学名著。
我的初中语文老师换了好几位，没有专门指导过如何投稿。作文写得也很平常，参赛很少。惟一获奖的是初三第二学期参加全国英语奥林匹克竞赛获一等奖。受此鼓舞，便在那个假期把自己写的几篇自以为得意的作文投出去参加夏令营征文，那时只想得奖，也想过拿大奖后免费参加夏令营，并没有“作家梦”的念头。
14岁升了高一。我的语文老师是班主任章朝阳。章老师语文功底深厚，不仅自己常发表文章，而且精心批改学生作文，指导推荐好的习作，不断在自治区内外刊物上发表。他尤其强调让我们打牢基础，扩大阅读，勤写多练，倡导每个学生主编班级日报，作为练笔和登台亮相的园地，在班里公开展览，比学赶帮。他还一直坚持批阅学生的课外随笔。除了规定的课堂作文、课后作业之外，不论什么体裁和题材的练笔每周至少一篇，多写不限，多多益善。并常常选一些好的作文在班里宜读，以示表扬鼓励。这些做法都是行之有效的，我从中获益匪浅。我的作文—如果说可以算是小有成绩的话.那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高一第一学期开始，我记得班里就有同学的作文被章老师推荐发表了。看着同学的文章被登在报纸上，发表在刊物上，我羡慕极了。私下里，也偷偷把自己的作文抄了一篇又一篇，不声不响地投寄给编辑部，很着急地盼着编辑回音。几个月过去了，我很失望，便怀疑老师“偏心”，难道我的这些“精心之作”都不够推荐水平?我把自己的想法写在了《栖心宇》(给自己随笔本的命名)上，埋怨老师只画“甲”，并不好好看作文内容。
章老师耐心地告诉我“厚积薄发”的道理，他要我多读书多练笔，等待发表时机。我又用了一个假期，制定了周密计划，加大阅读量，自己每天写一篇随笔。有时，还走出家门，增加生活感受，先后两次骑自行车上贺兰山、访古寺、看岩画;参加西安古都之旅文学夏令营，游名胜古迹，冒雨夜行，登上西岳华山，探云海，观日出。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的年龄还小，阅历很浅，还没有做到像古人说的读那么多书，但我利用一切机会，随父亲从首都北京故宫、天坛到华夏文明发祥地西安大雁塔、兵马俑;从现代大都市天津劝业场到内蒙古草原的昭君墓、延福寺;从宁夏贺兰山麓远古的岩画到华山苍龙岭古寺名刹，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和身影。往返算来，也差不多有“万里”之行了。尽管都是走马观花，却也拓宽了我狭窄的眼界，丰富了生活感受，这对写作是很有帮助的。每到一地，每观一景，我都有感而发。华山之巅日出云海的奇妙景象，延水河畔宝塔山下的幽幽情思，都成为我随笔描写、记叙、议论、抒情的对象。一个假期下来，我的随笔本加厚了许多。
开学了，章老师在作文讲评课上声情并茂地读了我的一篇短文—《宁静》，并鼓励我投稿。这篇不足300字的习作被编辑登在《全国中学优秀作文选》“练笔选萃”栏目。在我还不知道文章发表的时候，突然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笔友的来信，他(她)们称呼我“宁静姐姐”，给了我很大支持。从那以后，我尝试着写散文、诗歌、小小说、歌词，在章老师的不断指导、鼓励以及父母的有力支持、帮助下，我的《栖心宇》、《点点星》、《匆匆集》随笔册和摘抄本上、日记里的练笔文字，还有课堂作文本、语文试卷作文、班级日报上的较成形文章，不断被报纸、杂志发表，收人诗集、文集，有几十篇作文包括小诗参赛获奖，1997年2月我被学校推荐参评第三届“雨花杯”全国中学十佳文学少年，1998年8月获“全国十佳文学少年”称号。这是我的母校也是宁夏中学生第一次获全国级“十佳”荣誉。
1980年春夭，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和煦春风吹暖人间的时刻，一切被颠倒了的是非正在重新颠倒过来。我也从20年的错案当中解放出来，并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当时的政治激情不言而喻。
一、创业维艰
时值百业待兴之际，工会工作要大上，职工思想政治工作要大上，抓紧向广大职工进行传统的宣传教育工作已迫在眉睫。我来省总工会报封之日.正A省总工会党组决心创办《辽宁工人》杂志之时.当时已届3月中旬，而省总工会党组的出刊计划，却是红五月间。面对稿无一篇，人只一员的现状，敢否接受这一重任，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的。看到省总工会党组对办刊工作的重视，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觉得工作是有靠山的。我深入工厂调查研究之后，感到工人的呼声(“党员有党刊，青年有青年刊物，听说妇女也要出杂志，为什么我们工人就没有刊物?”)就是出刊的动力，看来只欠东风了。这时，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已成关键一环，自我衡量:有多年办报刊的经验;有争速度抢时间的决心，正是由平反错案的政治激情而发，“廿载错案一朝平，五内俱感党恩重，秋蝉振翼知惜暮，愿将余勇献新征”，因此，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于是，横下一条心，定要让我省的工人刊物—《辽宁工人》在红五月间与广大职工见面。
经过省总工会党组研究决定，采取边上马边备鞍，边调干边准备稿件的齐头并进方针，力争实现出刊计划。在抓紧调来五名干部(副总编张庆吉、工运组长赵铭三、文艺组长王兆民、群工组长王福来、摄影记者赵建平)之后，立即研究了办刊思想，明确认识到:《辽宁工人》月刊是一种普及的、’通裕的、综合性的工人刊物.它的方针任务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大家都是有志于办工人刊物走到一起来的同志，一致表示:“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为之难亦易，不为易亦难”.思想统一后，闪电式的会议，抓紧研究了试刊号与创刊号的报道中心与简要计划，并进行了初步分工。各组虽然都是光杆司令，但他们都有办刊热情与多年的宣传工作经验，共同宣誓。“君子一言，骊马难追”。于是，把编务工作交给老张，我便率领摄影记者赵建平进京，亲自采访试刊号与创刊号的两篇挂帅文章。试刊号的报道中心是为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是工运领袖)平反;创刊号的头题文章是恢复工运传统的访问记，内勤外勤齐努力，经过紧张的战斗，仅仅筹备一个多月的《辽宁工人》试刊号，终于在红五月间应运而生。创刊号共发行了67000份。当时虽感订数不够理想，可是邮局的同志却说:“作为一个新出版的刊物，能上六七万份，就算不错了”.这提醒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等待着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