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有前言、后记，读书理应自“前”至“后”;我的习惯却是:得一新书，先阅“后记”。
大凡书之前言或序言，都肩负着总括全书之内容概要、理论价值、现实意义之重大使命，不可以轻心掉之。故作者写得费劲，读者看得吃力。加之时人著书，多爱请名人赐序，借名人之名，以名“拙著”之价.其用心良苦，倒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大凡名人都要日理万机，于百忙中挤出时间为人作序，质盘可想而知。若将名人所赐之前言，与这前言所包装的正文作一比照，便不难发见:序者并未细读所序书，所谓“你写你的，我写我的”，结果是“前言”不搭“后语”。前不久，倒是读到一篇与正文相契合的名人“前言”，著书者是我的一位朋友，一问，原来这挂着名人之大名的“前言”，是我这位老兄亲自撰写的。
“后记”却与“前言”大不相同。后记既不负有重大使命，也用不着请名人代劳。著者著书，到了能够写后记的时候，心情已是“冬去春来”了。您想，寒来暑往。日落日出，书终于完稿了，出版社终于开恩，著者怎能不高兴?身心一放松，后记就容易写得生动、风趣而又有灵性。反正是一篇无关宏旨的小“后记”，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或绘景或抒情，或发发牢骚或开开玩笑，有时还可以来一两首旧体诗新体诗打油诗或别的什么诗。
写文章(包括“后记”)的人，都有这样的体验:你着意深刻、厚重，写出来的文字却板实、浅鄙;你随心所欲，任情而发，反倒能写出有性情、有思想、一新耳目、发人声、生省的文字。苏东坡说“吾文如万献泉源，不择地而出”，“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好的后记，亦有这种如行云流水、自然天成的效果。罗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在后记中追忆一件往事:“记得有一次，正在大树下接受批斗，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鸟鸣，下意识地抬头一看，阳光在绿叶上闪烁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生的欢乐与生的向往猛烈震撼着我，虽然随着一身严厉的‘低头’和背上重重的一枪托，但是我仍然觉得甘泉的滋润。”这本书，我还是四年前读过的，正文的内容已渐渐淡忘，惟有后记中的这段文字，至今仍记忆犹新。我常想，罗先生如果没有这种独特的生存体验与情感经历，便不大可能对魏晋士人的心态与人格，有如此独到而深刻的理解。
近日读陈顺智《魏晋玄学与六朝文学》，著者是一位青年学人，对问学之事却有着颇为深刻的体悟。其后记称如今治学有三难无中生有，为一难;于古人只言片语中寻绎艺术规律，是治学为谋生，以急功近利之态度做不能急功近利之事，是苦不堪言，为二难;学界与社会的价值标准常常相去悬绝，是无所适从，为三难人的苦与乐，悲与幸，尽在这“三难”之中。记，怎能不先读为快!
当今学界中如此绝妙之后记,怎么能不先读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