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桥词典》的争论，成了中国文坛跨年度的热门话题。对韩少功的这部长篇小说，褒者誉之为“九六年小说创作上的一大奇葩”，贬者则斥之为对一部外国小说《哈扎尔辞典》的“模仿”，而包括《马桥词典》的作者在内的许多人又将“模仿”一词理解为“抄袭”或“剿窃”，以至于10多位知名作家联名写信，吁请专家仲裁;而我省的(今日名流)和广东的(花城)则腾出版面专门刊登《哈扎尔辞典》，以便读过《马桥词典》的读者自行比较、评说。
笔者以为，在评说(马桥词典)之前，似应弄清楚“文学批评词典”中常用的三个词:借鉴、模仿与抄袭。
刘妈的《文心雕龙》有“通变”之说，所谓“变则其久，通则不乏”。变指创新，通则指对前代或他人文学的承续与借鉴。文学的发展，没有借鉴是不可想象的，不要说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借鉴了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其实帕维奇也借鉴了比他更早的昆德拉，因为昆德拉的小说已经用“词条排列”的方式来叙述故事塑造人物了(或许在昆德拉之前早有这种尝试)。文学史.上，第一位以辞典
形式来结构小说的作家，无疑是对小说传统叙述模式的解构与新变，而后来者完全有权借鉴并发展这一“创新”。对韩少功之后难以再有“第二部词典状的长篇小说”则更属武断。
“词典状”仅仅是一种形式或手法，这就好比意识流，詹姆斯用它写小说，王蒙也用它写小说，而王蒙之后或同时的作家，照样可以借鉴这种手法。文学创作中的借鉴，不仅限于形式，还有内容。西晋诗人潘岳写《悼亡诗三首》坳悼亡妻，情意深沉而幽长;播岳之后，历朝历代都有诗人借《悼亡》之题与意来抒写对亡妻的思恋。东晋诗人王羲之有《兰亭诗及序》而《兰亭诗》这个题目被诸多东晋诗人共用了半个多世纪!诗人们在这个标题下，共同以玄学的旷淡与清虚来消释世俗的焦虑与忧闷，为后人留下不少言淡惫远的佳作。
当然，在众多的《悼亡诗》或《兰亭诗》中，亦不乏模仿之作。其实，模仿与借鉴，模仿与抄袭，均只有一箭之遥。钱钟书先生所言“创作中有巧黯出新的反其道而行之的模仿”，已经有了借鉴之内涵，也就是古人常说的脱胎换骨，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倘若格守绳墨依样画葫芦，甚至以寻章摘句为乐以东施效颦为美，则已由模仿沦为抄袭。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模仿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文学青年对名家名作的模仿，这是大多数初学者无法避开的人门之径;二是当一种新奇的形式、手法或流派诞生之时，即便是名作家也难以抵挡其诱惑，而甘冒模仿之不韪，例如王蒙之写意识流，韩少功之作词典体。
就艺术形式或手法的借鉴而言，大可不必讳言模仿，更不必将这种带有尝试性的模仿骂成抄袭。同样不必讳言的是，即便是有着借鉴之内涵的模仿，也可能最终影响作品的美学价值与艺术生命。我大胆断言，多少年后，王蒙和韩少功的传世之作决不会是意识流与词典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经典，必定是独辟蹊径独具匠心独树一帜。明乎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同为东晋诗人，陶渊明不会去写《兰亭诗》;为什么李白在崔顺之后登黄鹤楼，要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