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给研究生讲魏晋人“宁作我”的独立人格，有学生问:我也愿意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可是这样做的结果是在社会上处处碰壁，您说该怎么办?
我真想告诉他:回家。
八年前，我遭遇到与我的这位学生相同的窘困;而且我向我的导师提出了相同的向题。导师赠给我四句诗:
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处处不留人.我就回家住。
于是我决定回家。
归心早已似箭了，列车却在大巴山的隧道中艰难而缓慢地爬行。熬过不眠的夜晚和漫长的白昼，在次日的夜幕中，终于远远地望见了城市的灯火，望见了灯火后面妻子和女儿焦急的目光。列车晚点，到家已是午夜，女儿的笑靥在梦中绽放，妻子一个接一个地讲述女儿在幼儿园的趣事。我们都笑了，但我们都知道这笑声掩饰着或消解着什么。这是我们婚后的一个最寒冷的冬夜，雪花在窗外无声地洒落，屋子里弥漫着凯丽·金的萨克斯独奏《回家》，没有低徊与缠绵，在徐缓的高亢中透着执著与伤感……
《老子》说“归根日静”，任继愈先生将“归根”释为“回到出发点”。我回到了我的出发点，虽说无功而返，毕竟是“知常曰明”，尤其难得的是我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虚静”。每周除了到郊外上几节课，大部分时间便是独守书房。我给自己的书房取名为“心远斋”，重新开始已持续了多年的与包括陶潜在内的魏晋人的“对话”。
在“心远斋”读陶渊明，发现五柳先生的诗文中用得很频繁的一个词就是“归”。看标题，四言有《归鸟》，五言有《归园田居》，赋辞有《归去来兮》;读正文，“归”字乃至归心归意归情渗透于字行间。陶渊明之言“归”有两重意:一是与“仕”相对的“守拙归田园”，二是与“生”相对的“乘化以归尽”。前者是对生存方式的选择，是可见性行为;后者则是对生命的感悟，是形而上思考。
人生的出发点是“家”。但人生在世免不了有功名之念，于是便想要“出家”(离家出走)。然而，就在他离家的那一刻，“归与之情”便已宿命般地铸成。或者说，“出家”这一人生行为的直接后果就是酿造出“归家”情结。从此以后，无论他离家多远，也无论他是辉煌显赫还是穷困潦倒，他总是在“归家”的途中。人生旅程看似“征途”，实为“归途”。《庄子·齐物论》有“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耶”;《列子·天瑞篇》则说“行而不知归，失家者也”。“失家”之可哀，不只是失去给予他生命和起点的家，而是失去赋予整个人生以意义赋予个体生命以价值的精神家园。
关于“回家”的这些思考，成为我撰写《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一书的最初动机。考察魏晋人的行迹，发现他们总是在“过江”，总是在迁播流徙之中;而细读魏晋人的诗文，则又可见他们总是在“思归”，总是在永无归期的“归途”之中。离家而又思家，思归却又不归—这一生命悖论，既酿成魏晋人的生命悲剧，又铸成承载这一悲剧的魏晋人格与文学的诗性魅力。我们看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既有从“邺下”到“南山”的空间之归，更有从“孕育”到“重铸”的心路之归;而魏晋人格的诗性建构，以“生死焦虑”为基点，在心历并神越了各个层面的人格冲突之后，最终归于对“生死焦虑”的消释和对“终当归空无”的体认。
我对魏晋人格的一个基本看法便是:悖论或冲突。岂止是魏晋人.今人何尝不是如此?我有将近六年的时间是“生活在别处”。流浪的日子，最爱唱的一首歌是“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经常策划的一件事是找一个理由(或机会)回家。而一旦真的回家了(不是暂居而是久住)，却又渴望着再去流浪。这一部《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就是新一轮流浪的果实。
姑苏城南的东吴园是静谧而青翠的。与她周围那些典型的苏州园林相比，东吴园拥有难得的大器与随意。我常常在午夜的校园里独自漫步，听维格堂前塔楼的钟声在夜空飘荡，悠悠地，似乎来自一个遥远的年代;而路旁的草坪泛着新绿，柔柔地，吸纳着从运河边飘来的梅的幽香。走进东吴园的静夜，仿佛走进我正在叙说的那些古老的岁月与古老的心灵。在士衡的故乡，我读懂了他的乡关之思怀土之情，读懂了他“欲闻华亭鹤映”的生死悲切;我也进而明了为何魏晋人的心理焦虑和人格冲突，只有到了江左玄言诗时期才有了消释与散豁的可能。
冬之夜，东吴园开始飘雪，我收到女儿寄来的明信片，上面醒目地写着“盼望爸爸早日回家”。我在心里呼喊着女儿和妻子的名字，想象着几天后与她们重逢时的情景。对我来说，是她们构成了“家”的全部意义，是她们赋予“回家”以永恒的魅力。风风雨雨十几年，妻子以她的爱心和聪慧，以她的坚韧和勤勉，支撑着这个家也支撑着我的流浪。也许有一天我又会“生活在别处”，但流浪者的归与之情永远在“回家”的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