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书稿完成后写一篇“后记”是件很轻松的事，但此时我却找不到“轻松”的感觉。算起来，我所写的关于“魏晋”的书，这己经是第四本了，每一本书的写作都伴随着一次痛苦的经历。写于80代末的《心哉美矣—汉魏六朝文心流变史》，是我在西蜀的博士论文，是一株未能结果的“苦菜花”。90年代初我“落荒而逃”，在一种死寂般的孤独中，开始写《乱世苦魂—世说新语时代的人格悲剧》。正如鲁迅先生在写《为了忘却的记念》时读懂了向子期的《思旧赋)，我在写(乱世苦魂)时读懂了魏晋人“风流潇洒”后面的心灵苦痛。90年代中期人东吴再作冯妇，撰成《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总算为十年前的“西蜀之痛”画了一个句号。
十年了，风风雨雨，却也平平淡淡，魏晋人陪伴我青灯下的孤寂。
每次写完一本关于“魏晋”的书，都会有一种与老朋友“离别”的感觉。刘怒论“知音”，说“世远莫见其面，规文辄见其心”。读魏晋诗文可见魏晋人之心，写关于“魏晋”的书则是心的碰撞与心的呼唤。与魏晋人的交往愈多愈深，对他们的“了解之同情”也愈多愈深，对人的“生存悲剧感”的体悟亦愈多愈深。常常给学生讲苏轼的旷达，讲苏轼如何“一蓑烟雨任平生”，可是在与魏晋人的痛苦的交往中却无论如何也“旷达”不起来。前几天陪一位朋友游赤壁，江面波浪不兴，石岸寂无声息，朋友笑曰:哪来的“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想必是东坡“心动”。旷达如苏子瞻，虽然能以冲淡之怀应对自身的荣辱福祸，却不太可能以玩赏之态去应对历史的骇浪惊涛。我们今天写“魏晋”，又怎能仅沉醉于“竹林酣畅”、“兰亭流脑”一类的风流故事而不走人魏晋人心和魏晋玄学的深处?在“玄学三期(四段)”与“魏晋两朝(三代)”的交汇处，揭示魏晋玄学对于魏晋社会乃至对于整个中国文化及哲学的意义—这是我和华平君的共同愿望。
自河北人民出版社王苏凤主任发来约稿信之日算起，至今已有三个年头了。因为手头的事太多，开始不敢接这个活。后来，拉华平君人伙，才有了今天这部书稿。全书的撰写构想、思路、方法及章节目录由我拟定，一至五章由我执笔，六至十章由华平君执笔，最后由我统稿。这部书稿的完成，首先要感谢王苏凤主任三年如一日的鼓动和督促，也要感谢好友马良怀教授十年如一日的帮助和关心。良怀兄研究魏晋思想和文化，我研究魏晋文学和文论;良怀兄在桂子山主持“中国思想史读书会”，我和华平君都是最积极的参与者。在某种意义上说，这部书稿也是桂子山读书会的成果之一。此时，我在桂子山为这部书写“后记”，而良怀兄已经远在东睡海滨了。魏晋人说“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每念及朋友之谊，常有谢安石“中年伤于哀乐”之叹。
是为记。